【岁月鎏金】罗伯特·基欧汉：系统性限制-选择分析的价值与局限性（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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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的探讨有意局限于系统分析层次。按照系统理论，关于行为体特征的假设是预设的，而非视之为变量；关于结果变迁的解释并不基于这些行为体之特征变化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系统属性变化的基础上。例如微观经济学理论假定商业企业的存在，并有着既定的功用，试图在市场竞争力等环境因素的基础之上解释企业行为。因此，它是一种系统理论，与所谓的“企业行为理论”不同，后者探究行为体的内在变化，解释微观经济学理论所不能预测的行为。

关注系统层次限制了需要考虑的变量数量。在构建理论的初期，它体现出巨大的优势：在一开始就试图将外交政策和系统层次的因素纳入考虑之中， 将迅速导致复杂性描述和理论无序。从系统层次开始分析，为以下工作建立了基准线。分析一个简单的模型如何很好地解释行为，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将更多变量和更大复杂性引入分析的价值。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企业的系统性微观经济学理论，就很难清楚地知道行为体导向的行为理论需要解决哪些疑惑。

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描述，对长时间内国际机制强度与范围的变迁进行系统层次分析。我们可以检验大量的个案，尝试从数据库中抽取其模式的一般性描述。我们的分析可以明确是比较性的，在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下剖析不同的机制，采用乔治（Alexander George）的“聚焦式比较”等方法论。这样的系统性比较描述也许是非常有用的，但不能为陈述如下问题提供理论框架：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预期机制的建立或机制变得更为强大？先验推理提出的具体预测堪与经验主义探究相媲美，为提出这样的基础问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样的推理有助于我们重新解释此前观察到的行为模式，提出我们曾经忽略的关于行为和对比的新问题：它具有“发现新事实”的潜力。国际政治相关变量的变化有可能破坏构建演绎理论的所有努力，但在这样的主题之下，以上推理仍然是有用的。因此，演绎分析可用于解释、理论构建和假设验证的传统战略之中。

这一分析沿袭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传统，聚焦于影响行为体做出选择的限制和动机。一般而言，我们假设世界政治的行为体倾向于对限制和动机做出理性反应。国际体系特征的变化将改变采取各种行为路径的行为体的机会成本，从而导致行为的变化。尤其是，创立或加入国际组织的决定受到系统层次变迁的影响；在这一模型中，国际机制需求是系统特征的一个功能。

因此，本文采用理性选择分析的形式，我更愿意用“限制-选择”分析这一术语，以表明我并没有做出极端性的假设，而在相关文献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我假定权力、期望、价值和管理有着先验的情境；我并不认为理性选择分析仅仅通过逻辑从“自然状态”引申出国际机制。本文也避免做出决定论性质的判断，或者过分相信通过诉诸于演绎模型而推导出完整的解释。相信这一点意味着，自我限于理性主义的狭隘形式，其中获益预期提供了关于行为的必要而充分的解释。尽管关于企业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相信起初接近的价值，但正如组织理论学家西蒙（Simon）、希尔特（Cyert）和马奇（March）等的著作所表明的，其不足削弱了边沁之权力核算的信念。

本文并未将理性选择理论作为揭开国际机制变迁之谜的神奇钥匙，而是视之为解释现实的总体方法。我也没有视之为解释特定行为体特定行为的途径。不同的是，我利用理性选择理论来建构模型，以有助于解释哪种行为模式倾向于汇聚的趋势或倾向。换言之，我试图解释典型的行为。这一分析不能准确预测所有行为体的决定，或所有机制将发生什么变化；但它有助于解释机制形成、增长、衰败和崩溃的总体趋势。本方法的演绎逻辑使得在先验基础上就国际机制变迁提出假设成为可能。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几个类似的假设，尽管对这些假设的验证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因此，我们应利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和理性选择方法，从中获得启发，有助于我们确立并非不重要的国际机制变迁假设，以指导进一步的研究。

采用理性选择理论意味着，在某些意义上，我们必须将与国际机制有关的决定视为自发的。但我们知道，在世界政治领域中，权力常规运行，而且存在巨大的不平衡。那么，我们如何能够采用自愿主义分析模式研究国际机制？

我的答案是，区分国际机制形成过程的两个方面：施加限制和决策。限制不仅来源于环境因素，而且源自强有力的行为体。因此，当我们提到“强加机制”（Imposed Regime），我们指的是（按照我的术语）由强有力行为体授权的限制范围内达成的机制。面对各种行为体选择的机会成本影响着通过讨价还价达成的任何协议：换言之，后者受到对协议有更大需求方的影响。世界政治中权力与依赖的关系将是国际机制特征的重要决定因素。行为体选择受到限制，而更强大行为体的倾向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将理性选择理论应用于分析国际机制的形成和维持，我们不得不对达成协议的结构情景保持敏感。自愿选择并不意味着情境或结果平等。

在分析国际机制时，我们视之为在优先限制情境之下行为体自愿达成协议的产物，并不一定需要牺牲现实主义。限制-选择分析有效地抓住了世界政治的非科层性质，而没有忽略权力与不平等所发挥的作用。在这一分析框架内，强调选择限制和系统特征对集体后果之影响的系统分析，提供了剖析机制形成问题的适宜途径。

限制-选择分析强调，国际机制应被视为准政府，即世界政治集权关系制度化的不完善体现。机制更像是契约，有着长期目标的行为体试图以稳定和互惠的方式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从某些方面讲，机制像“准协议”（Quasi-agreements），这是弗尔纳（Fellner）在分析供不应求之企业的行为时探讨的。在契约和准协议中，也许存在与价格、数量、交送时间等相关的具体规则；就契约而言，强制执行某些规则是合法的。然而，这些安排最重要的职能不是阻止进一步谈判，而是建立对他者行为模式稳定的相互预期，发展工作关系，以使各方的行为适应新情境。国际机制的规则常常变迁、扭曲乃至破坏，以满足紧急事件的需求。它们很少是自动强制实施的，而且它们并非即可生效的。确实，它们常常是需要谈判和重新谈判的重大问题；正如帕查拉（Puchala）指出的，“试图实施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管理规则导致了自上而下从超国家到地方层次的政治分裂，以及沿着分裂线的激进政治活动”。

与国际机制相关联的、有约束力权威的匮乏，对我们在限制-选择框架内选择分析方法有重要意义：它使得我们更加依赖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导向理论，而非公共选择理论。大多数公共选择理论不适用于分析国际机制变迁，因为它强调国内做出有权威、有约束力决定的进程。但是，在世界政治中，通过高度制度化、规则导向的进程达成有约束力的决定相对较少，也不重要，这些决定并不构成国际机制的实质。与此相对照，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供求分析假定了一种情势：在一段时间内，行为体连续做出选择，它们的“退出”——拒绝购买被提供的物品或服务——是一个持久存在的选择。这与打算创立、加入、保持或退出机制的国家面临的情势更为一致。因为未能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可能想象存在一个国际机制的市场，就像一个经济市场一样：行为体在分析相对价格和成本-收益核算的基础上，决定“购买”哪一个机制。总体而言，我们预期，国家会加入这样的机制：作为成员国的收益超过其付出的成本。在这样的分析中，国际体系性质的变化（行为体做出选择的情境）或国际机制本身的变化（关于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可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国际机制范围与强度的变迁。

该限制-选择方法使得我们关注如下问题：为什么处于劣势的行为体在其收益少于其他行为体之时——关于某些机制仅仅是强制性的观点忽略了该问题——仍然加入国际机制？弱势行为体和更为强大的行为体做出选择，即使它们在选择时受到严重的限制。（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势下，这些选择是否意味着未来的承诺？本文对该问题不予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