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蓝色文字关注我们吧！
作者简介
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生于1954年10月5日，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艾尔波特·米尔班克讲座教授（Albert G. Milbank Professor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伊肯伯里在美国战略理论界、政策分析界、政府具有广泛的影响，是美国战略研究界中青年一代的领军人物，被公认为继保罗·肯尼迪、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之后美国最富盛誉的战略学者。他以经历丰富、精力丰沛、成果丰硕著称于战略研究界。
美国的战争目标和战后安排的理念
战争初期，威尔逊政府在两条战线努力确定对欧政策：如何介入并为战争结束助一臂之力，尤其是如何对待德国；如何培育战后秩序以确保和平。威尔逊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处理方式遵从如下基本观点：什么引起了欧洲战争？是旧有的军事独裁政治和权力制衡。正是这一原因的存在，美国才远离战争——战争之初保持中立，最终成为不情愿的交战方——同时也提出了最为彻底而具有决定性的和平安排思想。
1916年，欧洲陷入堑壕战的僵持状态，美国依旧维持中立，并寻求斡旋解决。该年12月，威尔逊请交战各国政府提出和平条款，但英法同盟在与德国交战中蒙受重大损失，在德国军事力量被摧毁之前无意终战。1916年下半年战场的胜利只会增强它们的决心。盟军的战争目标有所改变，立场更为强硬。这种不妥协的态度只会增强威尔逊的看法，即盟国寻求征服和主导地位，应负部分战争责任。以西奥博尔德·冯·比瑟曼-霍利威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为首相的德国政府表达了对美国斡旋解决方式的兴趣，但并没有详细说明自己的和平条款。
正是在1917年初的紧要关头，威尔逊公开表达了美国所能接受的和平安排条款。这位总统相信，如果美国不尽早推动和平协议，则本国势必最终被拖入战争。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致辞，提出“没有胜利的和平、对等和平”的倡议。威尔逊明确指出，美国置身于欧洲之外，决心塑造和平安排。“未来全部和平与世界政策的问题有赖于此：当前战争是一场关于公正与安全的和平之战，抑或仅仅是一场新的均势之战？”威尔逊呼吁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以确保和平条款的实施，为美国参与新秩序建设提供途径。实际上，威尔逊向欧洲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如果欧洲同意按照美国的条款达成和平，则美国自己承诺战后参与国际维和联盟。
威尔逊认为，美国有权帮助塑造和平安排。基于“势力均衡”而不是“权力共同体；即不是有组织的敌对，而是有组织的和平”，则任何所谓的和平都不会长存。一个有着“普遍性公约保证”的和平安排，如果没有新世界（美国自称为“新世界”【The New World】，以与欧洲“旧世界”相对。——译注）的参与，是难以确保其长存的。但是美国提议的保证是非常抽象的。威尔逊认为，严格引述《弗吉尼亚权利宣言》（The Virginia Bill of Rights），则“没有和平会长存或应该长存，除非它认可并接受如下原则：政府所有的正当权利来自被管理者的同意，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权利可以将民众从一个主权转向另一个主权，视之为所有物而已。”美国的保证基于如下假定：其他国家将展现出美国的民主原则和人民主权。威尔逊认为，美国将与其他国家一道确保世界和平，因为和平与美国的传统相契合。在这样的民主国家大家庭中，保证的性质与旧世界均势政治的承诺不同，在威尔逊看来，美国人民更会接受它。按照这位美国总统的说法，“陷入纷争的联盟不存在权力协调。”
当1917年1月威尔逊提出战后安排的理念之时，美国还处于和平之中。两周之前，德国秘密决定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并于1月31日向世界公布。威尔逊随即与德国断交，4月2日要求国会同意宣战。此后数月间，威尔逊陆续发表演说，推销美国的战后安排理念。1917年夏，威尔逊强调，美国参战，向德国军国主义而不是向德国人民开战。他再次以没有胜利的和平为基本观点，强调和平应建立在民主国家的共同体基础之上。敌人不是德国，而是军国主义和独裁。在对德宣战时，威尔逊指出，美国准备“为世界的最终和平而战，为世界民族——包括德国民族——的解放而战”。但是，与威尔逊早期的呼吁不同的是，他提出，如果不是要战胜德国的话，至少要战胜德国军国主义。
威尔逊改变立场，将德国军事政府视为战争的根源，为此后修正美国的主张打开方便之门。当美国站在同盟国一方参战时，德国确实成为了敌人。为确保民众的支持，有必要把德国及其“军事首脑”刻画为邪恶之徒。在其后的巴黎和会上，各国同意严厉制裁德国，威尔逊对此表示支持，这一区分也赋予威尔逊以正当性。其涵义是，不是德国人民，而是德国反民主的军事政府是同盟国泄愤的目标。
随着美国进一步介入战事，威尔逊越来越强调民主政府对战后和平成功的重要性。1917年8月，在回应教皇的和平呼吁之时，威尔逊再次将德国人民和德国政府区分开来，并将这一区分与战后承诺和保证联系起来：“我们不能把当前德国统治者的话当作可以确保的承诺，除非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这些话反映了德国人民自己的意愿和目的，并得到他们的一致拥护。……没有这样的保证，任何人、任何国家现在都不会相信德国政府参与的安排条约，裁军协议，或就武力、领土调整、小国重建等进行仲裁的公约。”威尔逊也在考虑战后保证和承诺的条件，在他看来，民主政府确实提供了必需的条件。
在1917年最后数月里，关于战后目标的讨论再次变得利害攸关。这是几个重大转折性事件促成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和俄罗斯退出战争。威尔逊呼吁并将欧洲人民置于其领导人之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也加入其行列。俄国新政府上台执政之后，公布了此前沙俄与盟国签订的秘密条约，这些条约载明了它们就如何进行战争分赃达成的协议。这似乎证明了布尔什维克的判断，即战争本质上是帝国主义战争。与威尔逊一样，列宁寻求激起欧洲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工会和社会主义者——支持终止战争的和平计划，在欧洲政治转型上领一时之风骚。布尔什维克借用了威尔逊对新外交的呼吁，他必须做出回应。威尔逊政府接受挑战，向公众指出了自己的战争目标：这就是宣布“十四点计划”的著名演说。这一声明包含了威尔逊此前论述过的目标，在演说的最后部分，威尔逊提出了他的最终目标：建立一个保证所有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普遍性国家间联盟”。以这篇演说为开端，威尔逊与列宁、其他制定战后和平的竞争对手展开了理念之战。威尔逊的目标是说服欧洲人民，美国的原则——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为战后新秩序提供了最进步的基础。
战争结束之际，威尔逊政府的和平观念受到大众的一致赞同。威尔逊建议创建民主国家联盟，围绕一个新的和平维护机构——即国际联盟——组织起来，尽管此时威尔逊对该联盟的职能及其政治、安全保证与义务的范畴并无具体设想。在1918年7月4日的演说中，威尔逊所秉持的基本自由主义构想最为清晰地勾勒了出来。威尔逊为和平安排提出了四大目标：“我们所寻求的是，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受到人类有组织舆论持续支持的法治。”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总结威尔逊的立场时指出的，设若和平得以持续，“则世界必须得以重建，成为一个由能够选择政府的自由公民组成的独立国家共同体。”
威尔逊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为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尤其是欧洲——的民主政府提供监督和保证。但是，威尔逊关于民主变迁的假设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威尔逊关于欧洲战争的看法——因军国主义和独裁统治而持续存在的帝国主义——是根本原因之所在。因此，战争必须推翻这些早已被历史唾弃的政权。这是民主与独裁之战。
1918年，威尔逊形成了一致而清晰的看法：战争引致了全球性的民主革命，而不仅仅是发生在旧世界。坦珀利（H. W. V. Temperley）这样总结了威尔逊关于战后秩序的核心观点：“美国和欧洲并不因同情而合为一体，而是为自由宪章而捆绑在一起。自由宪章表明，美国原则与其他人类原则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威尔逊认为，世界其他地方将接受美国的原则，这样会克服所有的战后重大难题，包括如何确保和平、如何克服欧洲对美国主导或遗弃的恐惧。
文章来源：节选自《大战胜利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翻译】门洪华 【编辑】欧阳楠
（图片来自网络，本文不代表平台观点，转载请联系授权）
往期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