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金融学前沿论文速递”第1453篇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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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研究
新质生产力参与价值创造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应用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经济的共同富裕效应：方法与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基于流动性约束视角
中国央地财政关系的演进：一个理论框架
税收竞争、资本流动与收入不平等
出口企业的价值链长度、结构变化与新发展格局
劳动力成本变动、成本-价格传导与收入分配：基于社保降费的考察
平台会员制的飞轮效应研究
低碳合作供应链的内部合作协调与外部补贴激励机制设计
平台内市场结构设计——兼论网上外卖商业模式与管制
原刊和作者：
《经济研究》2024年第6期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王坤沂（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不仅仅是被动的应对外循环干扰之举，也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上的主动行为，有利于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产业链和供应链有不同的界定和规律。前者关乎着新质生产力创新能力，后者影响着新质生产力的充分释放和市场价值实现。围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建设韧性产业链供应链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相互衔接的三个方面。产业链视角的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关键点在中间品的适配性和相应的中间品创新，涉及针对堵点科技攻关和产业链的升级。资产专用性强的企业对供应链稳定性安全性有强的依赖性。供应链不是产权组织，而是一种产业组织。构建韧性供应链的基础理论是供应链整体价值共创和共享，进入供应链的企业相互信任；以效率性合同维系供应链，发挥供应链链主的牵引作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数字化、智能化可以依托其平台和智能化链接提高供应链运行的可控性和韧性。
原刊和作者：
《经济研究》2024年第6期
蔡继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高 宏（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新质生产力参与价值创造的内在机理，现有的文献尚无明确的论述。本文将马克思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原理加以扩展，构建了包含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两部门的一般均衡框架，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参与价值创造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并且论证了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价值创造的根本动因。在实践层面，本文建立的模型也证实，新质生产力具有外溢效应，能够带动传统产业发展；同时，要正确认识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部门间的收入差距：如果各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与其比较生产力差别一致，就是合理的，应该肯定和保护，不一致的部分要逐步缩小并努力消除。
原刊和作者：
《经济研究》2024年第6期
万广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宋 婕（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左丛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胡晓珊（上海电机学院商学院）
本文构建了一个度量和分析共同富裕效应的研究框架，并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和城市层面数据，估算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其作用机制是促进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而非延长工作时间；（2）静态上，数字经济是收入不均等的重要来源，对不同收入水平群体之间、城乡群体之间、不同教育水平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贡献为正；（3）动态上，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其不均等效应逐渐减弱，即分配效应有所增强，同时增长效应持续显著。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上述发现，本文建议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在发展中逐步缩小并消除数字鸿沟，以此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
原刊和作者：
《经济研究》2024年第6期
王义中（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
林 溪（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李振华（蚂蚁集团研究院）
吴卫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基于网商银行与县域合作的独特数据，本文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能否助力共同富裕、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以及发展何种类型的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社会价值提升。研究结果表明：（1）网商银行运用数字技术为县域及农村地区提供的金融服务，显著缩小了县域内部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县域之间的区域收入差距，即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2）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收入差距的主要作用机制，提升信贷可得性（即流动性获取的可能性和规模）、提高信贷便利性（即流动性获取的速度）和降低融资成本（即流动性获取的成本）均能发挥作用；（3）发展生产性或经营性导向的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与现有金融机构服务形成较好互补，释放数字红利，满足小微群体的资金需求，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原刊和作者：
《经济研究》2024年第6期
吕冰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财政金融学院）
胡 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政府有多重目标，本文将多级政府和多目标决策纳入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推导出政府间财政关系演进的三个理论命题：政府间财政关系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激励、平衡和控制三大目标的平衡；政府间财政关系受地方政府行动产出弹性、成本系数、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等客观条件制约；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性发挥受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影响，同时也与政府目标、政府行动产出弹性和成本有关。总体来说，政府间财政关系及效果取决于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和激发地方积极性之间的平衡。结合理论分析结果，本文详细解释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变迁的内在逻辑及其对不同历史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影响。本文建立起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比较完整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理论。
原刊和作者：
《经济研究》2024年第6期
储德银（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纪 凡（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俸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伴随中国经济由快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关系到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战略目标。首先，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代表性家庭、代表性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静态一般均衡模型，系统诠释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其次，采用中国270个地级市数据实证考察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税竞争对地区间居民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的逆公平分配效应，而且主要是通过资本不平等这一传导机制予以实现。经分税种检验发现：税收竞争的逆向分配作用主要体现为企业所得税竞争和个人所得税竞争。此外，经济基础和市场环境差异导致税收竞争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即欠发达地区和市场环境一般的地区税收竞争的激励机制更强，税收竞争对地区间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协调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和政策参考。
原刊和作者：
《经济研究》2024年第6期
李小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余 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袁凯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高 翔（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提升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互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国企业立足国内市场、面向全球市场、赢得竞争主动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价值链延伸视角，将出口企业价值链长度拆分为立足本土市场的国内循环、衔接国内国际市场的交互循环和完全依赖外部市场的国外循环，系统审视了中国企业价值链条的结构变化和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挑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出口企业价值链延伸背后呈现出国内循环快速提升、交互循环有所下滑、国外循环下降最快的新特征，揭示中国制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内外循环协同不足”、技术溢出受阻的难题；第二，与一般贸易的多重循环协同提升不同，非一般贸易存在较为明显的内外循环协同难题，且这种特征在进口能力薄弱、分工协同能力偏低、产业配套欠缺的低技术部门、中西部地区、内资企业层面更为明显；第三，虽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循环对于交互循环的替代特征十分稳健，但是基于交互循环的“进口投入决策→企业内部协作→国内下游配套”序贯生产特点，本文发现提升进口能力、数智化水平与产业配套可以缓解国内循环对于交互循环的替代效应。本文研究不仅拓展了价值链长度的理论研究成果，拓宽了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边界，也为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提升交互循环水平、塑造自主高效的产业链提供了政策思路和决策参考。
原刊和作者：
《经济研究》2024年第6期
徐 舒（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张 冰（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魏文博（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仅会引发名义工资在不同劳动力群体中的非对称调整，还会通过成本—价格传导引起产品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最终扩大劳动者的消费差距和实际收入不平等。本文基于理论模型并结合微观数据验证了上述机制，并表明对冲劳动力成本上涨的社保降费政策能有效改善收入分配、降低实际收入不平等。实证结果显示，当企业单位劳动成本下降时，中低收入家庭受益更多。其中，均衡工资率上升是中低收入家庭消费福利改善的主要渠道，但商品价格降低在其福利改善中占比超过1/3，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机制。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价格调整机制的贡献逐渐占据主导，在高收入家庭效用改善中的占比超过70%。本文从家庭消费视角揭示了对冲劳动力成本上涨政策的积极影响，表明其不仅有助于在供给侧扩大企业生产、增加劳动需求，还有利于在需求侧促进家庭消费和改善收入分配。
原刊和作者：
《经济研究》2024年第6期
王 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王垚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欧阳日辉（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
会员制在传统经济中能够发挥筛选和锁定用户的作用，在平台经济中，会员制还能够进一步产生飞轮效应——一种推动平台企业快速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这一效应尽管已被业界深刻认识并充分运用，但现有文献都尚未对飞轮效应作出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平台会员制产生飞轮效应的作用机制是一种注意力吸引与流量分发的机制，该机制借助会员服务吸引用户注意力，形成平台公域流量后销售给商户进而形成其私域流量，商户通过会员制把私域流量转化为商品销量，建立了平台流量市场与商品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催生了飞轮效应。为刻画这一机制，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平台企业、商户和消费者在内的多方动态博弈模型，讨论这一机制如何受消费者收入水平、平台企业的用户规模和结构、商户的自然流量等因素的影响，揭示会员制在平台经济下的新型经济作用形式。本文的发现可以为相关部门和平台企业科学运用会员制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原刊和作者：
《经济研究》2024年第6期
王玉燕（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林 飞（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申 亮（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本文综合考虑合作成员的成本协同效应、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和碳减排的外部效应，构建了低碳合作供应链（LC-CSC）双边道德风险模型。针对模型均衡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的解析显示，成本协同效应、碳定价及消费者低碳偏好均会激励减排行为，而道德风险引致成员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削弱成员的碳减排努力。为此，本文求解了LC-CSC内部“合作协调契约”，并证明该契约对于内部成员的合作关系是公平有效率的。本文进一步发现，减排的正外部效应导致的“市场失灵”也会使得成员碳减排努力程度产生不足，需及时引入政府“补贴激励机制”来弥补，因此本文设计了政府事前补贴和事后补贴两种激励机制，以及兼顾减排社会福利和成员利润来剖析LC-CSC外部最优“补贴激励机制”。本文证明，当提供减排公共配套设施对成员减排成本的折扣力度较大时，政府应采用完善配套公共基础设施的事前补贴；反之，采用基于企业碳减排收益比例进行返还的事后补贴策略将更有利于社会福利。本文还利用中国碳交易试点城市的数据进行数值仿真，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原刊和作者：
《经济研究》2024年第6期
杜 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在撮合买卖双方交易的线上市场，平台通过最优定价和增值服务，可以影响商家进入，设计符合利润最大化的平台内市场结构。本文通过构建“双边平台+平台内商家竞争”的多方博弈模型，从理论上研究了平台内市场结构设计问题，得到以下四点结论：第一，平台在撮合交易之外，可以借助配送服务（在商家佣金与消费者配送费之间）实现交叉补贴定价，获得更高利润。第二，由于交叉补贴定价，平台介入会提高经济效率，与不存在平台时的商家自由进入竞争相比，平台内市场结构设计导致的商家数量更接近甚至可以达到社会最优。第三，平台交叉补贴定价模式的最优性受到竞争性配送市场、商家配送和定价能力等的影响，从而衍生出不同的商业模式。第四，政府管制平台对商家的佣金上限可能引起平台的策略性反应，依据平台具体商业模式而导致不同效果（利益再分配、无实际效果乃至效率损失）。本文模型及结论可以解释网上外卖平台的独特商业模式及管制效果。
原文：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JJYJ/detail?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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