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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技术革命、生产方式变革与企业组织结构调整
对外开放制度创新、全球创新网络嵌入与中国科技国际影响力
经济学
教育准入、长期留城意愿与流动人口市民化
特岗教师、乡村教育与人力资本代际流动
上游垄断与市场化改革的“供给悖论”——基于全面取消药品价格管制的研究
农业·农村·农民
中国农机服务市场的转型机理及其政策选择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机制和关键因素研究——基于合作社和供应链金融的视角
公共管理
公众的风险感知与新兴技术接受度——面向人脸识别技术的调查实验研究
项目补贴、服务外包与社会组织发展：公益创投项目制的多案例研究
工商管理
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的实现机制——基于美团“青山计划”的纵向案例研究
中国式管理会计体系变革：从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
控制权转让场景下的表决权委托与企业绩效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10期
戚聿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徐凯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实现企业组织结构数字化变革是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堵点卡点的关键所在。本文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结合经济史证据，基于马克思机器大工业理论和劳动分工理论，阐明了“技术革命—生产方式变革—组织结构调整”的内在机理，指出工具机革命不断延长了生产方式的迂回性，而组织结构变革的实质是组织内部分工对迂回生产方式的适应性调整。基于技术演进和价值创造的双维度视角，追溯了组织结构演进的底层逻辑，揭示了复杂性技术导致组织结构在纵向设计上从高度集权走向分权，并在横向设计上呈现跨界连接的特征；价值增殖过程中数字化生产资料和活劳动日趋融合，催化了组织结构纵向扁平和横向贯通的趋势。在此基础上识别出数字经济时代组织变革制约要素背后的悖论关系，提出须利用复杂系统思维化解悖论困境，构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组织结构调整框架。本文总结提炼了与数字经济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相适应的企业组织结构创新理论，对于创建中国自主管理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为政府制定支持企业组织变革的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对于指导企业进行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组织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10期
成 程（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王一出（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
田 轩（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张 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自贸试验区作为对外开放制度创新的先锋阵地，为区内企业开展国际化研发，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创造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带来了重要契机。本文基于对2010～2020年3472家A股上市公司及15.2万家子公司地理位置的精准识别，考察了自贸试验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政策可以显著提高区内企业创新产出，形成更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促进融资优化、强化人才引进、助力海外扩张以及增强全球创新网络嵌入是自贸试验区提升区内企业创新绩效的有效渠道。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利用自贸试验区边界上251.2万家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地理断点回归分析，发现自贸试验区也可以促进非上市企业创新成果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自贸试验区对中国专利海外引用的提升并非只是“眼球效应”，而是通过真实地促进区内企业产出更具原创性、通用性以及突破性的高质量创新成果，有效提升了中国科技的国际影响力；区内企业科技成果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并提高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本文的发现为优化我国“线性”创新激励政策，推动自贸试验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10期
张锦华（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龚钰涵（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陈博欧（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随着流动人口从“个人迁移”向“举家迁移”模式的转变，城市教育准入政策不仅直接影响了随迁子女教育公平，也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匹配2011～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地级市宏观统计数据，系统考察教育准入政策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意愿。研究发现，城市教育准入门槛通过限制家庭迁移模式、改变父母职业倾向、减缓主观社会融合3个渠道，显著抑制了流动人口的“长期留城”意愿。该政策效应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呈现异质性：超大城市中，尽管教育准入门槛高，但流动人口出于职业发展动机依然选择留城“长期务工”，而购房“定居扎根”的能力相对较弱；特大城市中，较高的教育准入门槛会产生显著的“教育控人”效应，流动人口考虑到子女教育，更可能采取“短暂停留”策略；在城区人口500万以下的城市，教育准入门槛并未成为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障碍，反而可通过改善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留人”和“引才”目标。据此，本研究以调整多层级教育准入门槛为突破口，为保障流动子女教育公平、有序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10期
宋 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复旦大学创新与数字经济研究院）
罗吉罡（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为农村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加快其实现人力资本的向上代际流动，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究我国乡村特岗计划对人力资本代际流动的影响，并构建分析框架量化区分影响代际流动的机制。本文发现：第一，特岗计划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向上代际流动，子代的受教育年限和认知能力等指标及其分位数相较于父代都得到提升，但政策对非认知能力的代际流动作用不明显。第二，政策的效应随招聘的特岗教师数量而增强；政策对西部地区学生、男生、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有更强的效应；特岗教师与当地传统教师资源间可能存在协同效应。第三，政策的作用机制体现为：一方面，政策使子女接受了比父辈更高质量的义务教育，扩大了其与父母的人力资本差距；另一方面，义务教育质量的提升又进一步提高了子女未来的受教育年限，从而再次扩大与父母的人力资本差距，根据量化估计，两次流动具有几乎同等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提高农村地区人力资本代际流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新的启示。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10期
钟 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大数据与政策评估实验室）
王麒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阮 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陈思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王红梅（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全面取消药品价格管制改革于2015年实施，打破了实施近20年的药价管制制度。管制的取消旨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缓解药品供给不足。然而在改革后，许多药品的供给不足并未得到根本改善，部分药品甚至遭遇了更为严重的短缺。本文对这一“供给悖论”进行了研究。传统观点认为取消价格管制能够激发上下游企业的供给意愿，而本文通过一个理论模型发现，下游供给在市场化改革后的变化与产业链结构密切相关。在“上游垄断、下游竞争”的产业链结构下，取消价格管制反而会为上游垄断企业创造减产、涨价的机会，并进一步向下游传导，抑制药品供给。本文利用2007～2018年中国原料药企面板数据进行的一系列实证研究验证了理论推演的结论。本文表明，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深化涉及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在后续改革中，应重点关注产业链垄断环节对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的潜在影响。在推动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放得活”的同时，应强化对上游垄断环节“管得住”，通过竞争政策与市场化改革措施在事前、事中、事后全环节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农机服务市场的转型机理及其政策选择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10期
仇童伟（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章 丹（密歇根州立大学农业、食品与资源经济学系）
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中国农机服务市场正呈现出跨区作业萎缩、服务组织本地化的转型态势。这一重要转型不仅影响农业的要素配置及其经营绩效，而且与国家粮食安全紧密关联。利用江苏、吉林、四川三省调查数据，本文分别考察了农机服务组织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交易转型和技术转型。研究表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与农机服务的交易费用，诱发了农机跨区服务组织的式微与本地服务组织的活跃，从而呈现组织转型的趋势。与此同时，本地农机服务组织转入农地的概率显著提高，呈现组织转型诱导农地流转的交易转型。此外，农机服务组织转型还伴随着因农机装备质量下降而抑制农地产出率提升，进而呈现出值得重视的技术转型特征。其中，农机服务市场转型与农业生产的纵向一体化，使得粮食种植与效率保障均面临着新的挑战。文章认为，当前应该在释放农机跨区服务的专业优势、组织优势和存量优势基础上，加快推进非跨区服务重点区域的本地化服务体系建设，并通过优化农机服务组织建设、有序引导农业要素市场发育、实施“购置补贴+质量提升”等策略，提升农业经营效率。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10期
刘晨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耿伟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刘 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吴 比（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整合了全国工商登记注册信息、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新型农业主体专项抽样调查等多个来源的微观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农户的农业生产率和现代要素投入随着农村金融发展出现显著提升，但正规信贷并未发生普遍扩张，而是呈现出与合作社发展水平的正向关联。在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上述发现的潜在机制是：农村供应链金融模式基于小农户与合作社的生产关联和利益联结，实现了金融发展红利沿产业链间接传导和外溢。对此，本文通过回归分析给出了农村金融供给促进合作社自身发展并进一步带动小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现代化的支持性证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呼吁，在金融支持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着力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不断提高农村金融供给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更加重视“新型农业主体+小农户”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及以此为基础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的潜在作用。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10期
朱旭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楼闻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公众对新兴技术的接受度不仅会影响技术应用的成效，也会改变技术发展的路径，但当前学术界仍然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提出了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技术伦理3类风险感知影响新兴技术接受度的理论框架。通过设计3组针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平行调查实验，本研究发现，公众对于人脸识别技术提升社会治安的感知，往往可以提升其对新兴技术的接受度，而对于人脸识别技术带来的财产损失和隐私冲突的感知，则会降低公众的技术接受度。此外，公众的技术使用行为和监管信任水平会调节公众风险感知对新兴技术接受度的影响。本研究定义了新兴技术的概念，通过辨析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技术伦理3种类型的技术风险，从场景化的微观视角理解新兴技术接受度，还分析了不同群体对于新兴技术风险的差异化感知，推进了学界对新兴技术风险和技术接受度的理解。本文提出，政府应该尽早关注新兴技术的风险，并积极回应公众的风险顾虑，通过对风险类型进行场景化的区分，构建更为精细化的新兴技术风险沟通体系，从而以公共政策引导技术接受度的提升，为新兴技术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10期
吴结兵（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李 琼（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
黄 飚（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
我国地方政府开展的公益创投探索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政策，政府的制度设计及其作用机制值得深入研究。对此，本文区分了公益创投的两种项目制模式：项目补贴和服务外包，并构建了一个连接制度设计与组织行为、跨层次的社会组织发展分析框架。通过对G市和H市公益创投中8家社会组织的多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在不同的项目制模式下，社会组织成就目标导向和社会价值具有明显差异：项目补贴增强了社会组织的学习目标导向，有助于社会组织面向公众持续提供社会服务；服务外包会带来社会组织的任务目标导向，强化社会组织的资源方需求定位，并弱化项目持续性。同时，组织自身的资源条件也会影响其成就目标导向。在服务外包模式下，组织资源充沛的社会组织更可能采取学习目标导向；在项目补贴模式下，组织资源条件不足的社会组织更可能采取任务目标导向。本研究拓展了项目制混合治理的研究，深化了对制度设计与社会组织发展之间作用机制的理解，对完善社会服务领域政策、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10期
肖红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张 哲（华北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王 欣（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在社会期望和外部环境动态变化的情境下，数字平台企业如何回应这些变化并开展社会价值创造，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美团实施的社会价值共创项目“青山计划”为研究对象，采用“条件—行动策略—影响”的逻辑轴线，探究了数字平台企业通过边界跨越与协同创新实现新生态边界建设和社会价值规模化共创共享的过程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平台企业对其“商业性”与“准公共性”组织身份认知的“张力”和边界跨越者的推动，构成了数字平台企业从“0”到“1”开展社会价值共创的原始动力；第二，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过程是基于“动态环境条件—边界跨越者—动态能力—边界跨越—协同创新—社会价值共创共益”的跨层次传导过程。在此过程中，边界跨越和协同创新是实现社会价值共创的关键机制；第三，边界跨越与协同创新之间的螺旋式交互作为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行为的“放大器”，最终推动社会价值共创突破规模化瓶颈，实现平台中观层面价值共创行为的宏观社会影响；第四，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模式呈现出动态演变性，由“公益式”社会价值共创模式到“共享价值式”社会价值共创模式，再到“共益式”社会价值共创模式，不断迭代升级。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10期
王 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粤港澳大湾区会计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杨 达（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随着财政部印发《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管理会计应当主动迎接数据要素资产化的机遇与挑战，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管理会计工作的新发展。本文通过对南方电网的数字化战略变革纵向案例研究发现，数据价值实现和管理会计变革是企业从传统管理会计控制系统向共享价值式管理会计系统转变的两个关键阶段，前一阶段是企业通过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跃迁、实现价值变革的过程，后一阶段是企业数据资产化“逆推”管理会计体系内嵌、实现范式变革的过程。本文最终提炼出“中国式共享价值管理会计体系”模型，体现企业创造共享价值的动因、过程和结果。模型构建了一个由数据要素作为核心驱动力的链条，数据要素首先推动管理会计领域的创新实践，进而助力企业创造共享价值。该模型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驱动力，不仅深化了战略管理会计变革的过程性理论研究，更展现了我国独特的数据确权与数据资产化国家政策，为中国式管理会计体系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的制度激励机制。总之，该模型不仅吸收了西方的管理控制思想和资源理论，还强调了共享价值的导向。基于此，学术界与实务界应强强联合，立足于构建中国自主管理会计知识体系的战略视角，对该理论模型和相关案例进行持续研究，提升管理会计隐性应用知识的显性化，为我国管理会计应用和发展提供专属性支持。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10期
李 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
郑志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近年来，资本市场中的一些上市公司股东将表决权委托给收购方以转让控制权，最终形成控制权向实际控制人倾斜的股权结构。然而，股东委托表决权的动机和影响仍未得到充分认识。本文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利用2015年至2021年间A股市场中发生过控制权转让的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了表决权委托的形成动因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和路径。研究表明，缓解控制权交易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表决权委托签署的潜在动因。表决权委托实现了交易双方的正向利益绑定，促使委托方加强信息传递和沟通，进而缓解管理层人员流失，促进创新产出，最终改善企业长期绩效。拓展性研究表明，受托方可能存在“隧道挖掘”行为，且在提前约定受限股份的后续转让时更为严重，而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加强则有利于缓解这一负面问题。本文拓展了股东投票权协议、控制权变更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等领域的现有研究，并为强化信息披露监管、防范表决权委托的道德风险提供有益参考。
原文：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GLSJ/detail?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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