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金融学前沿论文速递”第1457篇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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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
机器人使用的税收红利：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
经济学
信用扭曲与地方债的风险背离——基于专项债券的研究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定价机制与宏观效应
T+0量化交易与转融券市场化费率居高不下之谜——从交易制度套利论协同改革的必要性
人工智能如何改变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来自招聘平台大数据的分析
制造业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改善了么？——来自劳动力市场竞争性角度的实证证据
公共管理
生态补偿奖惩机制改革对大气污染治理的优势效应研究
政府和市场如何助推跨平台流动？——基于中小商家的平台市场决策分析
工商管理
“国民小吃”怎样炼成幸福产业？创造力驱动的沙县模式研究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助推链长职能的培育机制研究——以中国建材补链强链为例
银行业金融科技创新、结构性普惠效应与创业活力
研究方法
运用混合方法发展和分析复杂中介模型——以营商环境促进创新活力，协同新质生产力和“就业优先”为例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6期
李建军（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吴周易（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在持续大规模减税降费和地方财政紧平衡的背景下，如何同时实现企业税负减降和维护财政可持续性的双重目标，对于防范地方财政风险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新质生产力的新技术、新工具切入，系统考察了工业机器人使用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实际税负和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综合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工业机器人使用通过“薪酬抵税”、“资产折旧”和“债务税盾”效应，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所得税实际有效税率，对企业产生“减税负红利”；在宏观层面，工业机器人使用通过扩大企业产出规模、增加新企业进入和带动机器人相关产业链发展等“税基扩宽”效应，有效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税收收入，对政府产生“增税收红利”。研究结论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新智能技术和新生产工具，在实现“减税政策—税基扩宽—税收增加”收入反馈关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为兼顾企业降负、经济增长和维护财政可持续性等多重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行路径参考。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6期
朱星姝（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地方财政研究院）
范子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为了审慎应对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中央将地方政府的发债权限定在省级政府（和计划单列市），市县政府的融资需求只能由省级政府代为举债，本文发现省级政府“代发代还”的模式虽然有利于控制平均风险，但是省级政府的信用背书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失灵，扭曲了市场投资主体对市县政府举债风险的甄别机制。通过拆解2017～2021年间4293只专项债对应的76939批次项目，我们以相同地级市的城投债市场利率为基础，测度了专项债的风险背离程度，研究发现在省内财力排名越靠后的地级市，省级政府的信用担保效应越明显，该地级市专项债的风险背离程度也越严重。随后进一步研究了造成这种风险背离的系统机制，发现省级政府为了降低融资成本，策略性地将不同地区的项目进行交叉组合，严重掩盖了市场可供使用的信息，导致专项债的市场定价机制失效，并且省内财力差异越大的省份，其策略性打包的行为更加明显。本文首次揭示了专项债发行制度的系统性风险，为提高专项债资金的配置效率、缓解可能到来的专项债务风险提供了改革方向。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6期
殷 红（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
张 龙（广发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
吴安兵（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张 博（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
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政策要求下，央行适时改革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赋予商业银行更大的定价自主性。本文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定价过程模型化，引入商业银行的策略性报价与两阶段加点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新机制的降息有效性和金融稳定效应进行仿真模拟研究。研究发现：第一，新机制下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可有效疏通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渠道，确保政策信号灵活适度，商业银行自主加点则可有效“挤出”利率中偏离市场实际需求的虚高水分，打开贷款利率的政策性降息空间与市场化降息空间。第二，新机制下第一阶段加点随着金融市场风险的加大而显著提高，第二阶段加点则会综合考虑中小企业客户的盈利能力、资产负债与风险状况等因素，从而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增强经济系统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三，报价行信息精确度的提高将增强市场化降息有效性与金融稳定性。为了更好地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建议加强新机制与宏观审慎评估等政策的协调配合，督促商业银行科学合理定价。本文对于健全金融机构自主定价机制以及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具有参考价值。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6期
陈海强（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厦门大学大数据金融交叉实验室）
倪 博（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科创板在A股市场首次实行转融券费率市场化改革，旨在有效平衡多空机制，然而改革后转融券费率一直居高不下，高费率带来的卖空约束限制了股价对负面信息的反应能力。本文首次引入利用转融券进行日内回转（T+0）交易的量化交易者，拓展了转融券市场博弈模型并利用转融券分笔交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非基本面信息驱动的融券需求导致转融券费率升高，排挤了传统的卖空交易者，并降低了长期投资者的持股意愿。异质性分析揭示，T+0策略的融券需求越高，转融券费率对需求的敏感性越强，表明T+0策略产生的融券需求是导致市场化费率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为识别这一因果关系，本文将科创板引入做市商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方法分析发现，做市商介入有效减少了基于T+0策略的融券需求，降低了转融券费率。本研究首次揭示了在交易制度限制下，基于非基本面信息的量化融券需求可能降低市场化改革效果，而引入做市商制度能有效抑制该负面影响。因此在实施转融券市场化改革的同时，监管层应推进交易制度的协同改革，减少制度套利行为带来的市场效率损失。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6期
陈 琳（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高悦蓬（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余林徽（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本文运用一个新颖的企业招聘大数据集，研究了人工智能渗透对于企业劳动力需求在细分职业层面上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人工智能降低了企业对常规职业劳动力的需求，却增加了企业对非常规职业劳动力的需求，这当中主要来自对非常规认知型职业如管理类、技术类等需求的增加。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不仅体现在内涵上，即对已有非常规职业劳动力需求数量的增加；还表现在外延上的拓宽，即人工智能拓展了非常规职业的工作岗位数和岗位类别，还催生了对新兴职业和新兴岗位的需求。就工资水平看，人工智能渗透高的企业平均工资水平更高，人工智能渗透高的职业有更高的工资溢价。本文指出，应更重视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多措并举引导人工智能朝向创造出更多新职业和新岗位的良好方向发展。
制造业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改善了么？——来自劳动力市场竞争性角度的实证证据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6期
解恩泽（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余淼杰（辽宁大学）
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新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性要求。劳资收入分配作为初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最终的收入分配格局起决定性作用。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市场势力的强弱，决定了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收入的分配，是理解劳动收入份额的关键。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库对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进行准确估计和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显著的市场势力。平均而言，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中，只有44%分配给劳动者。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越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越低；（2）2007年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水平和异质性均在下降，表明劳资收入分配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本文进一步佐证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即劳资市场势力的强弱对比决定了剩余价值在劳资之间的分配。在政策制定上，本文建议加强对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垄断行为的规制、增强劳动力在职业和地域上的流动性，同时从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要素市场的竞争中性。通过改善劳资收入分配，最终实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6期
张海峰（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
沈坤荣（南京大学商学院）
梁若冰（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杨继军（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
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构建中国式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如何优化机制设计，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生态补偿制度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剖析生态补偿奖惩机制改革治理效应及内在逻辑机理。研究发现，奖惩机制改革显著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实现生态—经济绩效“共赢”、资金使用提质增效两方面优势效应，并从主观能动性提升视角对其机理进行检验。通过对不同补偿形式的比较发现，奖惩设计带来的能动性差异会进一步影响环境治理效果。此外，本文还对补偿资金的边际效应进行了相应测算。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优化生态补偿制度，完善生态文明体系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6期
李小玲（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余红玉（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凡婷婷（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杨 俊（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面对互联网平台垄断加速资源集中的难题，如何推动商家在不同平台流动备受关注。政府和市场积极推动中小商家跨平台运营，以促进市场资源在不同平台间流动，有效助力新兴平台发展。本文以入驻平台的中小商家为样本，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对比了跨平台竞争周期的政府和市场对商家跨平台运营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不确定性会促进商家进行原平台深耕的决策，商家的市场经验会强化这种路径依赖；而政府经营扶持政策会有效鼓励其跨平台运营，新平台的中介能力会强化该作用；随着平台间市场竞争结构趋于稳定，商家市场经验和新平台中介能力的调节作用改变甚至消失。2020年和2022年的中小商家调研数据支撑了相关假设。经营扶持政策尤其是资金支持相关政策，能够为市场主体提供充裕的资源环境，发挥政府对市场机制的修正作用，不仅有效地支持中小商家的发展，还能间接促进平台间的资源流动。本研究结论为引导和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理论和决策参考。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6期
妥艳媜（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南开大学幸福与创造实验室）
吴建垲（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南开大学幸福与创造实验室）
白长虹（南开大学商学院、南开大学幸福与创造实验室）
陈 曦（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南开大学幸福与创造实验室）
刘 开（厦门风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泰国曼谷吞武里大学、南开大学幸福与创造实验室）
本研究通过对沙县小吃产业30多年发展脉络的分析，揭示沙县小吃由地方小吃成长为国民小吃、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动力与机理，探索出中国乡村产业发展的“沙县模式”。研究发现：基于创造力的激活—协同—共享机制，驱动沙县小吃由草根创业形态跃迁到产业化和正规化发展形态，实现产业持续转型升级。具体而言：第一，沙县小吃产业缘起于沙县农民寻求致富之路的市场洞察，自发创业，触发个体创造力；沙县政府敏锐察觉农民创业行为的重要价值，把握机遇、顶层发力，进一步保护和激发农民创造力。第二，沙县农民与政府在产业成长过程中形成共同创业合作，推动个体单向创造力向团队与组织创造力跃迁，并使之内化为产业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第三，经由沙县农民与政府共同创造，沙县小吃成长为家喻户晓的“国民小吃”和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与幸福产业。幸福生活的实现与“国民小吃”品牌共享产生溢价效应，保障和促进农民与政府创造力的延续，持续强化二者的学习探索和创新精神。沙县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产业振兴和县域治理创新提示了新方向。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6期
胡登峰（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黄紫微（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李 博（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王文海（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陈丛波（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国有企业勇当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的相关研究，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助推链长职能的培育机制提供思想和理论基础。国有企业如何主动培育链长职能已成为实践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助推链长职能培育的路径与机制也具有很强的理论研究价值。本文基于资源赋能理论和生态构建机制理论，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并引入“影子案例”设计，深入研究中国建材集团在玻璃新材料产业链中培育链长职能的阶段特征与内在机理，探索链长职能的共同性适用边界与差异性效应显现。研究发现在充分竞争产业链中，国有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创新组织如何设置”“共同信念如何构建”与“创新联合如何管理”3个问题。这也是“链长”职能培育的3个关键问题，具体培育机制是通过组织生态内部整体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产业生态内部公地资源赋能补链，治理生态内部可持续融合强链。培育路径是动态实现“技术链长—产品链长—产业链长”的身份演化。由此提出的“基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现代产业链长职能培育机制模型”，不仅推进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链长职能培育两个领域的理论研究，还为我国充分竞争型国有企业主责主业建设提供实践启示。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6期
李茂林（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王子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何光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王宇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银行业作为中国金融体系和企业信贷供给主体，其技术创新在普惠金融方面的作用很少被研究。本文首先利用基于语义的机器学习技术衡量了中国商业银行的金融科技创新质量，然后将其与2011～2021年2亿条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匹配，考察银行金融科技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在金融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数量竞争，而创新质量提升趋势不明显。银行金融科技对城市创业活动产生结构性普惠效应：一方面，银行金融科技有利于促进小规模市场主体创业，并且主要覆盖传统信贷资源薄弱地区和融资约束较为严重的高启动资金行业；但另一方面，银行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主要来源于大型银行信贷扩张，中小银行因竞争压力加大导致其贷款数量和质量下降。进一步研究表明，银行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科技的作用效应存在互补性，不仅能有效促进互联网金融科技落后的城市创业，同时能显著拉动经济增长。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银行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变革与机遇和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6期
杜运周（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南大学管理哲学与方法论研究所）
孙 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南大学管理哲学与方法论研究所）
刘秋辰（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南大学管理哲学与方法论研究所）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创新活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但是创新对就业可能产生挤出效应。如何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实现就业优先战略，是一个复杂系统管理问题，需要发展新的方法论。巴伦和肯尼（1986）提出中介效应模型，为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机制提供了可能。然而，传统线性中介模型难以解释多个变量相互依赖导致的多重并发因果和等效性等因果复杂性问题。通过将组态视角和复杂性关系引入中介模型，混合QCA与回归分析方法，本文构建了复杂中介模型，提出了复杂中介分析流程。复杂中介模型拓展了传统线性中介效应模型，为细粒度地分析复杂中介问题、悖论问题等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论，也为开发其他复杂模型、分析复杂系统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借鉴。本文以“什么样的营商环境促进创新活力，协同新质生产力和就业优先”为例说明如何应用这种模型分析复杂系统问题。研究发现5种营商环境生态可以促进创新活力，赋能新质生产力。其中，法治或政务环境较好、市场和创新环境良好的城市营商环境生态，驱动了创新，进而促进就业。但其它2种城市营商环境生态中，由于法治或政务环境不良，在促进创新的同时，挤出了就业。这说明，需要着力优化法治或政务环境，发挥市场和创新的组合作用驱动新质生产力，进而带动就业增长。研究发现对中国城市优化营商环境，在发展创新主导的新质生产力的同时，改善就业具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原文：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GLSJ/detail?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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