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金融学前沿论文速递”第1448篇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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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政策保障与中国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中国高质量技术创新：情境叙事与测度体系
智能制造如何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基于产消合一的视角
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出口表现——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为例
个税减免与企业薪酬策略
公共管理
跨部门数据共享源于机构变革还是动机转变？——基于浙江省M区的案例研究
农业·农村·农民
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农地规模经营逻辑——基于农户与地块双重规模经济的分析视角
工商管理
创业团队的动态演化机制——基于人力资本产权周期视角的多案例研究
顾客至上：消费者在线投诉的基本面预测能力研究
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制造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研究
职场回流如何影响科技人员创新？
管理科学与工程
新型举国体制下重大工程创新生态系统的资源配置模式——来自港珠澳大桥技术创新的证据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5期
王永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刘红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债券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外部融资渠道，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债券市场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变化：融资期限缩短、保护条款增多、高评级企业融资占比提高等。本文用抵押品均衡理论来统一分析债券市场的这些结构性变化。理论上，任何金融合约都可以看作抵押品和承诺的组合。不同于以具体资产作抵押的债务合约（如银行贷款），债券隐性地以企业未来现金流（内在价值）作抵押，对不确定性更加敏感。在制度环境未能充分吸收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为了应对不确定性，市场内生地调整合约和发行人结构：缩短期限、增加保护条款和提高利差、偏好更优质的抵押品（体现为高评级企业融资占比上升）。本文实证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可以解释中国债券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机制分析表明，平稳的政策保障可以增强企业内在价值预期的确定性，以及违约后抵押品处置的确定性，进而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本文进一步发现，企业对合约结构存在偏好顺序：高信用的企业倾向于保有控制权而缩短期限，低信用的企业则让渡更多控制权。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更精准的宏观政策等政策保障，增强基础制度建设，将有助于金融强国建设，更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5期
陈强远（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赵浩云（中南大学商学院）
林思彤（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申 宇（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颠覆性、变革性、前沿性技术冲击，如何识别和测度高质量技术创新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基于中国技术创新典型事实的情境叙事，本文试图构建高质量技术创新的识别框架和测度体系。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基于中国技术创新顶层设计的政策文本倾向、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时的“数量跃进”和专利追赶计划带来的“质量滑坡”等特定情境，揭示了技术创新质量测度的困难性与必要性；其次，基于基因编码的类比叙事、文本分析方法、语义引用逻辑和中国授权发明专利数据库，本文构建了高质量技术创新指标并测度了中国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质量；再次，在综合对比现有指标的基础上，本文识别了被引次数这一常用指标在特定情境下存在的系统性偏误和个体性偏误，并利用颗粒工具变量等方法验证了本文技术创新质量指标的有效性；最后，基于现有指标与拓展指标的结合，本文构造了高质量技术创新指标的家族图谱及其应用场景。本文的研究，既可以为正确评估中国技术创新质量和创新激励政策提供学理依据，还可以为学界结合具体应用场景正确使用技术创新质量指标提供有益启示。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5期
黄 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陶云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刘兆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叶永卫（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全球智能化浪潮下，智能制造成为技术领域的新范式，其所具有的“产消合一”核心特征，为破解中国产能过剩困境提供了崭新思路。本文将中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的推广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交叠双重差分法（Staggered DID）探究智能制造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机制。结果显示：智能制造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机制分析表明，“产消合一”是智能制造发挥作用的核心路径，其主要通过赋能生产侧与消费侧两条路径提升产能利用率，具体表现为：在生产侧赋能企业柔性化生产，在消费侧转变消费者地位并创造新消费需求。异质性分析发现，智能制造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在成长期行业和市场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相比于生产式智能制造模式，协同式智能制造模式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更强；并且，智能制造可以从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为政府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实现动能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5期
蔡宏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韩金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数字技术应用是推动贸易主体数字化转型，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采用2014～2019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增长与出口升级，体现为出口概率、出口总额、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的提升。但不同数字技术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底层技术层面的数字技术有利于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表现，而技术应用层面的数字技术主要作用于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另外，数字技术应用对民营企业和大中型企业的出口增长与升级作用更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技术范式重塑和就业技能结构优化促进了企业出口增长与升级。进一步讨论发现，国家创新导向减税政策与数字技术应用在促进企业出口方面具有联动作用。本文对于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5期
唐 珏（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郭长林（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税收归宿理论认为，税收最终归宿取决于要素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而非法定归宿人。已有较多文献围绕企业税负和消费税展开了研究，然而个人所得税是否适用于该理论，现有文献鲜有讨论。本文利用中国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这一外生冲击，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和强度双重差分法，回答了该问题。本文发现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实施后，企业会通过下调薪酬增长率分享个人所得税减免红利。上述结果在劳动供给弹性小、需求弹性大的组别中更为明显，这说明税收归宿理论适用于个人所得税。薪酬增长率下调主要是由工资和奖金这部分应税薪酬驱动，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年金等非应税薪酬的增长率未发生显著变化。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融资约束高、业务发展快及劳动密集型组别中，薪酬增长率因个人所得税减免而下降幅度更大。本文不仅拓展了中国税收归宿相关文献的研究视角，丰富了个人所得税经济后果这一支文献，且也有助于更为全面认识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对相关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跨部门数据共享源于机构变革还是动机转变？——基于浙江省M区的案例研究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5期
黄甄铭（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魏 娜（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梁 正（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跨部门数据共享是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基于不同阶段新兴数字技术采纳程度和数据共享效果存在差异的思考，研究以技术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在中国情境下结合影响数据共享的数据治理方式、数据共享动机两大关键要素，提出了“技术采纳—组织结构”循环互动分析框架，并利用浙江省M区自1987年至2023年的跨部门数据共享实践个案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详细描述了数据治理方式演化、数据共享动机转变、数据共享效果提升的过程，并将演进历程划分为4个具有显著特征的阶段来展开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在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实践中，服务于数据共享的新兴数字技术采纳行为和中国情境下的条块分割组织结构特征间存在“制约—调适”的双向循环互动作用。条块分割的组织结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对新兴数字技术采纳行为的“制约”，而后者亦可使前者带来的壁垒影响得以“调适”，最终互动结果影响跨部门数据共享的效果。尤为重要的是，二者互动的主导方向及限度受数据治理方式、数据共享动机两大要素的影响，并呈现阶段性演进特征。本研究结果彰显了推出“组合拳”的重要性，研究提出，在利用新兴数字技术促进数据共享过程中，既需要推进数据集中治理的机构变革，也需要引入激发数据共享动机的机制。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5期
徐志刚（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院）
章 丹（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程宝栋（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粮食安全保障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农地规模经营可提升劳动生产率与收入，但其土地产出率及粮食安全效应却因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之争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创新性地从农户规模经济和地块规模经济两个维度解析规模经济，抓住规模经营机械化和雇工化特点，再度审视粮食“规模—单产”关系。本文构建刻画机械化和雇工化对“规模—单产”关系影响逻辑的分析框架，借助对水稻和玉米的农艺和要素特点的比较分析，阐释了不同粮食作物因为耕地资源可获性和农艺及劳动投入特征差异导致机械作业标准化程度与雇工道德风险劳动质量差异，并影响农户和地块规模经济及“规模—单产”关系的经济逻辑。基于全国4省农户与地块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表明：（1）水稻和玉米地块层面“规模—单产”均呈“倒U型”关系，但农户层面“规模—单产”关系，水稻为“倒U型”，玉米则为“U型”；（2）中国农业发展现阶段机械技术模式下的规模经营机械化和雇工化在粮食生产农户规模与地块规模影响单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机械作业效率和技术进步有增产效应，但会受地块规模经济约束；雇工专业分工的高劳动质量增产效应会被道德风险低劳动质量影响抵消，但机械化可缓解雇工道德风险问题。调节粮食“规模—单产”关系必须结合机械化和雇工化，从审视粮食生产农艺和资源、技术约束入手。研究结论可为推动劳动生产率与土地产出率协同增长，协调农民增收和保障粮食安全关系提供新的理论指导依据。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5期
刘方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李新春（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寓意着，初期创业团队在面临高风险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仍保持较好的合作和协调，而当业务步入正轨后更易于产生冲突。在创业团队快速发展过程中，此类冲突现象较为常见。遗憾的是，现有创业理论对该现象，尤其背后蕴含的产权冲突缺乏应有重视，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基于人力资本产权视角，本文通过对4家案例企业进行分析，第一阶段研究发现，创业团队的人力资本产权包含“转化期—界定期—动荡期—治理期”4个演化阶段，不同阶段承载创业团队租金获取、产权界定与明晰等功能。本文第二阶段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产权演化本质在于企业资产价值提升过程所带来的“公共领域”难以被有效界定，因而产生人力资本产权再界定动力并引发新企业创业团队的冲突。综上，由于人力资本初始禀赋及增长的差异，新企业资产价值增长带来难以界定的“公共领域”，将导致创业者付出的人力资本与其产权难以匹配，给团队的协调与稳定带来破坏性冲突，表现为价值折损或团队解散。本文有助于深化对人力资本产权理论的认识，对创业团队研究也是重要的补充。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5期
蔡卫星（广东财经大学国家金融学研究中心、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蒲雨琦（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李浩民（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据要素成为这一新经济形态的核心引擎，催生了更多另类数据。作为一种典型的另类数据，消费者在线投诉信息对企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千万级别的消费者在线投诉数据，系统研究了消费者在线投诉的信息含量问题。研究发现：首先，消费者在线投诉数据含有与公司基本面相关的信息，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增长率具有良好的预测效果。其次，从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在线投诉的预测能力来看，针对质量的“结果失败”投诉和企业无回应的投诉具有更强的基本面预测效果。再次，我们针对消费者在线投诉的预测能力开展了进一步讨论，发现消费者在线投诉具有行业溢出效应，对同行业其他企业同样具有一定的基本面预测能力；从预测窗口来看，具有一定的持续预测能力；从预测类型来看，对企业财务危机也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此外，消费者在线投诉的基本面预测能力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低信息透明度和消费者业务重要性更高的样本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监管机构、上市公司、专业投资者等相关主体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5期
余传鹏（华南理工大学旅游管理系）
黎展锋（华南理工大学旅游管理系）
林春培（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廖杨月（华南理工大学旅游管理系）
数字经济背景下，大量制造企业“借力”数字服务企业来推进其数字创新进程，本文提出数字创新网络嵌入用以表征这一现象。相比于具有高价值、相对静态、不完全流动和专有化等属性的传统战略资源，数字资源具有更强的可流动性、非专有性及高价值依附属性，因此，基于传统创新网络嵌入的“祝福”及“诅咒”机制来解释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关系会陷入理论解释力不足的困境。本文从数字资源的属性出发，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引入大数据能力为中介变量，组织结构柔性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过程机制研究框架，以探究数字赋能制造企业新产品开发的理论路径。本文以华南地区559家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对该研究框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关系嵌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均呈倒U型关系；（2）大数据能力在适度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但是，在高度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情境下，大数据能力在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关系嵌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关系中均无显著的中介效应；（3）组织结构柔性正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大数据能力、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关系，且存在有中介的调节作用，但在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发挥影响的过程中调节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情境下制造企业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实践探索具有启示价值。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5期
杨金玉（四川大学商学院）
虞吉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彭秋萍（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周怀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虽然已有较多研究关注企业科技人员流动及其伴随的知识溢出效应，但科技人员回流源企业（重返“老东家”）对其后续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尚未获得充分考察。基于2007～2020年353331个新进入企业科技人员和19107个回流科技人员的独特数据集，本研究探讨了科技人员回流对后续创新的影响，并引入重构视角来重点剖析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相较于新进入者，科技人员回流能显著提高后续的创新绩效；（2）科技人员回流主要通过知识重构与合作网络重构的中介作用实现更高的创新绩效；（3）科技人员过往创新绩效和职业生涯年限分别对上述中介作用起到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即该间接影响在科技人员过往创新绩效较好时得到强化，但随其职业生涯年限延长而减弱；（4）后果检验表明，科技人员回流有助于提高源企业的整体创新水平。本研究丰富了企业科技人员流动领域的实证研究，从重构视角拓展了科技人员回流与个体创新绩效关系的理论理解，为企业人才招聘与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决策参考。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5期
王 歌（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覃柳淼（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曾赛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炳胜（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何清华（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汪 涛（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合理配置资源以推动重大工程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主体的有效协同，是技术攻关过程中实现创新价值涌现的关键问题；新型举国体制是有效发挥“政府—市场”二元作用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立足于资源视角，以港珠澳大桥技术创新实践为研究对象，综合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两类方法，探讨了重大工程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主体的资源基础、资源依赖结构、资源管理行动对创新价值涌现所产生的复杂组态效应。研究结果揭示了4类涌现出高创新价值的资源配置模式，即“协同—共创”型、“聚合—突破”型、“延拓—变革”型和“巧用—效率”型。本文拓展了重大工程创新管理的研究，对有效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合理配置资源以攻克技术难题具有理论与实践启示。
原文：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GLSJ/detail?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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