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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数字化
新质生产力导向下数字产业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基于补点、建链、固网三位一体的视角
元赋能：工业互联网平台驱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能力构建研究
重大选题征文
政务服务一体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兼论政府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作用
国内国际双循环对冲“友岸外包”经济成本的效应评估
经济学
银行负债结构与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
如何推动绿色消费升级？——电商策略性调价行为与节能产品需求特征
企业社保减负的就业结构优化与居民消费提振效应
农业·农村·农民
撤县设市、产业基础与县域农业发展
风险保障金与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动态配置——基于SY资金互助社的案例研究
工商管理
如何跨越平台创新鸿沟：平台生态系统超模块创新体系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
行业规范标准化与资本跨区流动——基于企业异地投资的研究
去杠杆监管与企业合并范围异化——来自特殊合营安排的证据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7期
周 密（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郭佳宏（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王威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数字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和重要内容，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引擎。如何通过数字产业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将是影响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现实命题。本文基于2021～2022年产业链与供应链最新数据，刻画数字产业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特征化事实，融合理论模型和压力测试模拟，形成数字产业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补点和建链路径，并进一步通过时态指数随机图模型对节点和链接因素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探索固网的关键方向。本文的主要结论是：数字产业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发挥三维赋能作用，即以节点实现产业规模赋能、以链条实现产业水平赋能和以网络实现产业结构赋能；数字产业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存在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对数字产业尤其是核心数字产业率先补点和建链能够大幅稳固产业网络；内生链接因素与外生节点因素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影响大小与作用方向有所差异，需要形成配套政策支持建立紧密产业网络关系。本文有助于清晰刻画数字产业作为关键新质生产力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并破解如何通过数字产业的补点、建链、固网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路径优化问题。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7期
张 骁（南京大学商学院）
刘润喆（南京大学商学院）
吴小龙（中山大学商学院）
孙瑞晨（南京大学商学院）
与已有赋能研究所刻画的耦合逻辑不同，本文采用嵌入式案例研究设计，基于复制逻辑剖析了“树根互联”工业互联网平台驱动3家被赋能企业实现商业模式创新能力构建的解耦逻辑，据此提炼出新的赋能模式——“元赋能”。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元赋能模式包括被赋能企业数字基础夯实、被赋能企业与平台企业知识深度交互、被赋能企业与平台企业解耦3个阶段；（2）数字基座构筑、知识交互学习、认知蜕变跃升分别构成了元赋能模式不同阶段的重要行动；（3）数字技术的积累可供性、适应可供性、变异可供性特征分别构成了元赋能模式不同阶段的关键机制；（4）业务数据化、数据资产化、创新自主化分别构成了元赋能模式不同阶段的显性结果。本文剖析了元赋能模式的概念内涵，提炼了元赋能模式的关键实现机制，构建了元赋能模式的理论模型，从而拓展了现有赋能理论的边界，推进了商业模式创新领域的前沿研究。元赋能模式是工业互联网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也为深化理解工业互联网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洞见。由此，本文分别从国家、平台和被赋能企业3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管理启示，以期为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新质生产力、助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7期
孙伟增（南京审计大学联合研究院 ）
张柳钦（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万广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王 傲（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以政务服务网为代表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建设，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大举措之一。本文利用2009～2019年的风险投资数据和上市公司子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省级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建设对资本流动及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建设不仅能显著加速省内城市间的资本流动，同时能够吸引省外资本流入。第二，平台通过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和改善营商环境，降低了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加速资本跨地区流动的主要机制。第三，平台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在空间上存在非对称性，省内“中心城市→外围城市”和“配置过剩→配置不足”的资本流动提速明显，不仅加速了省内城市间资本要素分布的均等化，也显著提升了资本的空间配置效率，降低了城市间的市场分割。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入理解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促进资本流动乃至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7期
钱学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
周文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近年来，美国推动实施“友岸外包”政策，使得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增加。为明确这一政策产生的影响，本文构建包含投入产出关联、劳动力迁移和资本配置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切断投入产出关联，增加非关税壁垒以及提高关税3种方式刻画“友岸外包”，量化评估实施“友岸外包”政策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经济成本。研究表明：平均而言，3种刻画方式下，中国消费者福利分别降低4.76%、2.74%和2.90%，而世界各国消费者福利遭受的损失分别为11.07%、1.34%和5.93%。机制分解表明，贸易量效应、贸易条件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是“友岸外包”经济成本的主要来源。反事实模拟结果显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将使“友岸外包”引起的福利损失分别降低27.09%和15.27%。其中，国内循环中要素市场一体化发挥的作用要大于商品市场一体化。此外，全面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可使“友岸外包”造成的福利损失降低43.80%。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7期
刘贯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中山大学中观经济学研究院）
陈肖雄（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黄雪松（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张 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断凸显的流动性枯竭，巴塞尔协议Ⅲ强调了资金流动性要求对于维持金融系统稳定的重要作用，但鲜有学者关注该监管改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银行与非存款负债持有人的两期动态模型，本文系统阐释了银行负债结构影响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理论逻辑，并将2014年开始实施的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监管新规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进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因果识别。理论表明，伴随着存款占比上升，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存在不确定性变化，调整方向取决于流动性风险机制和市场约束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实证结果显示，存款占比上升显著弱化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而且该作用集中体现于流动性风险低、市场约束强、资本充足率低和盈利能力差的商业银行，证实了市场约束机制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由于银行对贷款的事后监督努力关系到企业经营风险，银行存款占比上升显著降低了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违约风险的促进作用。本文强调，加强银行负债结构监管有助于缓解宽松货币政策引致的银行风险，对于防范化解重大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如何推动绿色消费升级？——电商策略性调价行为与节能产品需求特征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7期
张 昊（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冯永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陈丽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
严玉珊（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电商可以通过频繁且较大幅度的调价来吸引消费者注意力，进而改变产品销量结构。这一做法是否与推动绿色节能产品销售的导向相契合，将直接关系到绿色消费升级的进程。本文将影响消费者注意力的调价活跃度因素引入嵌套离散选择模型，并利用京东、苏宁两家电商2020年6月～2022年2月空调产品的价格、销量、型号及功能属性数据，在估计结构化参数的基础上计算价格弹性并考察调价行为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总体上消费者对高能效属性的偏好正在形成，但对产品核心功能的选择先于能效水平；在核心功能相同的情况下，低能效产品自价格弹性更高、利润率更低且对调价行为更敏感，电商因此对其采取了更为活跃的调价策略来扩大销量、增加利润，这会对高能效产品销售产生不利影响。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降低线上渠道中低能效产品的调价活跃度可产生类似于以绿色消费补贴促进高能效产品销售的效果。据此，本文提出以减少线上价格混淆、优化产品能效与功能组合、引导顾客注意高能效产品等推进绿色消费升级的政策建议。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7期
徐 舒（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魏文博（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王 茹（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针对企业的社保减负政策能为促进居民消费带来积极影响。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下降使正规部门劳动需求增长，引发就业结构的调整，增加了正规部门就业比重，由此带来工资和家庭养老金财富的增长及收入风险的下降，进而促进消费。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两部门生命周期模型，刻画了上述经济机制。基于2019年《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改革背景，本文量化分析了社保缴费基数下调对城镇家庭消费支出与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此次调整导致了城镇居民生命周期消费提升4.43%。低收入家庭单纯从预算约束下降中获得的消费提升非常有限。基于模型的进一步测算表明，相较于下调社保缴费基数，取消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能使家庭消费增加7.52%，并且使生命周期消费不平等下降5.3%。本文的研究揭示了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的正外部性，表明该政策不仅有利于在生产端给企业减负，还可以提振消费和降低消费不平等，对扩大内需有积极作用。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7期
龚斌磊（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张启正（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袁菱苒（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余泳泽（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农业强国战略的实现路径是一个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撤县设市”改变了县域发展战略，扩张了县级政府的权限，是20世纪末旨在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同时要求兼顾县域农业发展的代表性政策。然而，本文基于1992～2019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后发现，“撤县设市”不利于农业总产值的提升。“撤县设市”后，财政与土地资源加速离农，但由于该时期许多县在没有达到政策所要求的产业基础下“设市”，使得财政支出和土地利用行为的非农化未能转化为工业的超额增长，进而导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畅，并最终影响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当产业基础达到设市标准时，“撤县设市”可以通过促进工业发展，带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保持农业产出稳定，同时达到农业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因此，该时期“撤县设市”的主要问题在于执行过程而非设计环节。2010年后中国重启“撤县设市”，新“设市”县全部达到产业基础要求，农业发展良好，证明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实现乡村振兴的可行性及其前提条件，这为下一阶段更好发挥县域工农循环，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参考。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7期
刘西川（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杨梦瑶（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不同于已有研究从静态视角出发探讨与构建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配置制度，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剩余控制权动态配置假说。该假说认为，在合作金融组织初始股权结构基础上，发起人针对某笔具体贷款业务领投风险保障金，向小股东传递更强的发起人风险偏好与风控能力信号，强化发起人专有性投资并将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发起人的同时保护小股东的投资者利益，从而实现成员间能力、权利、风险与收益的动态最优配置。为验证该假说，本文构建一个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动态配置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实证考察SY资金互助社及其所代表的领投型剩余控制权模式中发起人在初始股权结构的基础上，领投风险保障金在资金动员、资金运用与收益分配等环节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动态配置剩余控制权的内在机理。本文案例研究支持和验证了该假说的内在逻辑。进一步研究表明：领投型剩余控制权模式动态配置剩余控制权能够实现能力、权利、风险与收益的更优配置，这得益于风险保障金在调配上的灵活性和领投上的独享性。上述发现不仅为优化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配置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完善合作金融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指明了新的方向。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7期
解学梅（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韩宇航（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俞 磊（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平台生态系统超模块创新体系价值创造机制构建是跨越平台创新鸿沟的重要路径。本研究基于COSMOPlat和讯飞开放平台，采用过程研究范式，以“价值导向→价值结构→价值涌现”为主线，剖析平台生态系统超模块创新体系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发现：（1）平台生态系统超模块创新体系的核心特征包括“互补技术高度模块化”的结构特征和“界面联结交互耦合性”的关系特征，在孵化、成长、生态3个发展阶段呈现5种价值创造机制；（2）交易型和创新型平台生态系统分别通过“定向跨越式”和“非定向跨越式”演变机制实现了从孵化到成长阶段的“首次跨越”，通过“纵深跨越式”和“全景跨越式”演变机制实现了从成长向生态阶段的“二次跨越”；（3）理论模型剖析了两类平台生态系统如何调整价值导向、完善超模块创新体系以实现系统层面的价值涌现。本研究从价值共创理论和超模块创新体系视角拓展了平台生态系统研究范畴，回答了如何跨越价值创造机制演变的创新鸿沟，从平台生态系统属性层面提供了溯因分析，为我国本土平台企业构建超模块创新体系提供参考。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7期
何 凡（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陈 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黄 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资本要素市场分割是当前我国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堵点。标准作为统一市场的制度根基，为经济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共同的技术语言，能够有效破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面临的壁垒，但现有研究却鲜少关注标准化在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借助我国2014年逐步试点的物流标准化政策，并利用手工收集整理的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母子公司数据，构建交错型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行业规范标准化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物流标准化显著促进了资本跨区流动，表现为其能够显著吸引异地上市公司前往试点城市设立子公司。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是物流标准化吸引异地企业投资的两个重要机制，且物流标准化对于前来设立子公司的企业确实发挥了降本提效的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制造业企业、省内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跨区资本流动受物流标准化的影响更大，同时，物流标准化对资本跨区流动影响的地理边界覆盖了超过1/5的国土面积。本文研究不仅为我国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启示，也为我国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供了智力支持。
原刊和作者：
《管理世界》2024年第7期
张 超（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张新一（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
郑国坚（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
张俊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
有效监管企业的杠杆风险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微观基础。本文从“企业合并范围异化”的新视角揭示了一种全新的企业操纵账面杠杆率的手段——特殊合营安排，即上市公司将其持股高于50%的被投资主体认定为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从而排除在自身合并范围之外（即不认定为子公司）。合营安排的认定使得被投资主体的负债无需被合并报表确认，同时资产上又能增加体现公司对该主体的股权投资，因此降低了合并报表的账面杠杆率。利用2015年去杠杆监管政策出台作为企业杠杆操纵动机的外生冲击，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研究。实证发现：（1）去杠杆监管政策出台后，相比于政策出台前低杠杆率公司，高杠杆率公司（即操纵账面杠杆率下降的动机更强的公司）的特殊合营安排数量显著增加。同时，上述关系仅在政策出台后杠杆率下降的分组中成立，表明公司确实通过特殊合营安排迎合了去杠杆监管；（2）公司利用特殊合营安排操纵账面杠杆率的行为与集团负债模式、杠杆操纵动机强弱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子公司杠杆对公司整体杠杆率影响更大、监管政策出台前公司杠杆率更高时，上述发现更为彰显；（3）公司迎合去杠杆监管的特殊合营安排更多来源于既有主体转换而非新设主体认定；（4）公司在杠杆操纵与真实降杠杆之间存在权衡，体现为越不具备真实降杠杆能力的公司，更倾向于通过特殊合营安排操纵账面杠杆率。此外，本文所有回归分析中均控制了已有文献所构造的杠杆操纵衡量，有力验证了本文所探讨的特殊合营安排是一种全新的杠杆操纵手段，且无法被已有衡量所测度。本文从合并范围异化视角拓展了杠杆操纵相关研究，也为监管机构与利益相关者充分评估企业杠杆风险提供了实践启示。
原文：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GLSJ/detail?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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