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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开始痛苦。
恕今想说：
To lose your culture, it's like losing everything, and we begin to wither away, just drink yourself to death.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导言中曾说，学者们之所以研究看似古老且与我们日常生活毫无关系的宗教，并不是以之作为谈资，而是因为这种宗教展现了人类更为本质、永恒的一面。同样的，诺斯替宗教作为几乎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一种特殊现象，为我们能够真正洞悉现代世界的诸多谜团，提供了颇为新颖且有效的路径。这一类似知识考古学的探求，也是汉斯·约纳斯写作此书的初衷。作为海德格尔的高徒，他自然对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有着深刻了解，但同时，他也在历史中寻找着海氏哲学的影子，最终，他上溯到了古老的诺斯替宗教。
原作名: The Gnostic Religion
作者：汉斯·约纳斯 / 译者: 张新樟
2006 / 上海三联书店
从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个异端马克安福音，再到几近让圣奥古斯丁都沉沦其中的摩尼教，诸多纷繁复杂的诺斯替思想体系都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在神学上，坚持极端的（善恶）二元对立模式；在宇宙论上，将宇宙和地球看作黑暗囚禁光明的监狱；在人类学上，将人的身体看作囚禁灵（Pneuma）的工具；在伦理学上，走向极端纵欲或是极端禁欲；在历史观上，强调末世论与最终的解放。在诺斯替诸教看来，此岸与彼岸有着明确的分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绝对腐败的，而光明完全外在于这个世界，被囚禁于物质世界的人的灵若想获得解放，必须要经历一个杨宗纬或什克洛夫斯基式的过程，褪去外在的层层躯壳，从而升天得到拯救。
对海德格尔来言，他虽然以“此在”之“Being-in-the-world”的形式超脱了西方哲学传统的主客二分，但他在无意之中又创造出了另一种主客二分，即“本真”与“非本真”的对立：“非本真”状态的人沉溺于“闲谈”“好奇”与“两可”之中，放弃了对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投射，而“本真”状态的人能够“向死而生”，将自己的生命放置在动态的时间结构中——“澄明”的德语词最能体现这种对立——“Lichtung”，就是glade or clearing，即“林间空地”之意，沉沦之人就像是迷失在黑森林中的羔羊，而“此在”则像是突然出现的一片光亮，那托尔斯泰的故乡。
摄影师：Thorsten Fisseler
那么海氏哲学与诺斯替宗教之间，就由“沉睡/清醒”这组对立的意象构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虽然“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而这两种哲学，却都选择“大嚷起来”，去惊醒那铁屋子里的沉睡者。
历史确乎总是在重复自己，但当然不仅仅上演两场剧目，很多时候，也并非有意“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用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更多情况下，历史天使所面对的不过是越堆越高的残垣断壁，弥赛亚的降临确乎是打破线性历史的时刻，但历史中重复最多的，却恰恰也是此般的弥赛亚主义和它的根源，即“沉睡/清醒”的对立。
约纳斯在书中阐述了诺斯替思潮席卷希腊化世界的原因，他认为，从希腊古典城邦到罗马帝国的转变导致了此种现象。城邦既被君主政体吞并，城邦知识阶层的政治参与就被大幅削弱了，整体与部分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个体所扮演的角色代替了真正要履行的功能，因此，人与他所居住的世界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和谐的宇宙Logos被既定的、压迫性的Heimarmene所取代，人们生活的宇宙和世界由此成为负面的形象，人们开始厌弃现实，转而向内心探求真实与清醒。
眼尖的读者或许能够发现，这样的图景与现代性的发源是何其相似——“小我”被剥离出“大我”，人们不再能拥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异化”。但如果我们继续沿着宗教的视角探寻，那么这又和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危机存在着对比的可能，奥卡姆手起刀落，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建立的经院大厦应声倒塌，从俗世到天国之间的秩序荡然无存，人和神、人和神创造的世界之间，再无沟通的可能。同样的，诺斯替主义者们对尘世的厌弃，或许能够在这一时期的德国虔敬派那里找到强烈的共鸣，这些路德的追随者们蔑视仪式和排场，将宗教完全归于内心对神的呼求，而此般神秘主义的兴起也是由于通往人类自我完善的自然之径被堵塞。与其如伯林所言，称它们为浪漫主义的根源，不如说这就是“现代性的反现代性”，是鲁滨逊的另一个名字——欧也妮·葛朗台，现代性，就是一个巨大的诺斯替。
插画作者：Judy Horacek
不过，伯林的另一个论断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诺斯替宗教的另一特质，他认为，这种德国神秘主义的精神内倾性，实质上源于德国相对于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就是说，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看到德国大桥的时候一样，当时还比较落后的德国人看到相对富足的法国人之后惊了、酸了、急了、麻了、破防了，于是他们就把一切世俗的成功看作庸碌与邪恶，而将所谓内心的精神追求看作是真正高贵的东西。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伯林给我们指出了，民族主义在这种诺斯替心态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民族主义与诺斯替心态叠加产生的极端状态，就是天启主义。
旧约圣经中的《但以理书》，就是一部天启主义的经典，但以理借助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解梦，以及梦中看见种种异象的方式道出神的国度将在四个地上的国度之后再来，在末日审判中以色列及服从耶和华的将得福，而反对神的将被惩罚。在这之中，现在的世界与将来临的世界间本体论意义上的断裂得到强调，而以民生发出这一观念的原因则是，《但以理书》成典于马加比时期，这时，塞涅西王朝控制巴勒斯坦，将希腊的社会文化制度强加于犹太人身上，以民处于绝对的被动状态与黑暗之中，因此，他们就无限地渴望新天新地的来临。
天启主义
可见，当一个群体（甚至不一定是一个民族）处在被极端压迫的状态中时，宗教中的诺斯替倾向就极易导向天启主义，这一点在中国的基督教史中体现得极为明显。洪秀全之所以皈依基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洪氏家族作为客居广西的客家人，被本地宗族排挤。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信徒每日的餐前祷告是“同时长跪同默祷，同时蹶起同狂呼（说‘杀尽妖魔’四字）”，而他们口中的妖魔，即是清政权与满族人：“妖胡为天父上帝所深谴、所必诛之罪人。”当然，在太平天国的认识里，弥赛亚不是即将降临，而是已经降临，祂就是耶稣的弟弟洪秀全。
在中国西南苗族的教会中，也有不少由民族主义衍生的天启主义。长期以来，大量苗人处于汉人的压迫与剥削之下，在20世纪50年代开启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汉族官员强制推行的农业合作化政策更是让苗民苦不堪言，因此，苗族教会中出现过大量“闹升天”“闹搬家”“闹皇帝”的千禧年运动，即将再次降临的，既是“苗王”，也是耶稣弥赛亚，天国来临时，汉族人将被杀光，苗族人将住上楼房，家家都有吃不完的粮食，值得关注的是，苗民群众运动的领袖们也多次借用了《但以理书》第8章山羊和绵羊的意象，但此时的所指，已经变成了苗族与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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