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读 | 万圣节，谈谈维多利亚人是如何“看见”鬼的

“……我知道我的仆人站在那里感到很迷惑，我转过身对他说：‘德里克，你能相信吗，我现在很冷静，但我想我看到了一个……’正当我把手放在他胸口的时候，他突然开始不停颤抖，说，‘哦，上帝啊，是的，先生！一个在招手的死人！’”

——（查尔斯·狄更斯《不可全信》）

鬼魂目击者、侦探和唯灵论者

副标题：维多利亚文学和科学中的视觉理论

作者：斯尔詹·斯马伊奇 / 译者：李菊

2022 / 译林出版社

1865年《一年到头》（All the Year Round）的圣诞特刊中，主编查尔斯·狄更斯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可全信》（To Be Taken with a Grain of Salt）的鬼故事，讲述了一名谋杀案受害者的鬼魂多次出现在审理其谋杀案的陪审团主席面前，并在整个法庭案件过程中骚扰陪审员和证人，以确保嫌疑犯被指控有罪的恐怖故事。

这篇故事后来更名为《谋杀案审判》（The Trial of Murder）收录在次年出版的《三个鬼故事》短篇小说集中。无论是这个更为冷静、直白的题目，还是故事开头狄更斯借叙述者之口所强调的因为鬼魂目击的事例缺乏坚实的证据，那些经历过超自然现象的人都倾向于保持沉默，都表明了狄更斯对鬼魂和鬼故事的怀疑立场：他需要更多的证据使自己相信，看见鬼魂的人感官或精神没有混乱。

但无论狄更斯的态度如何，他都无法否认一个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象：人们用“看见”证明鬼魂存在。这便是《鬼魂目击者、侦探和唯灵论者：维多利亚文学和科学中的视觉理论》所讨论的内容。即便对于非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读者来说，这本书谈论的话题也非常有趣。作者考察了19世纪的视觉理论以及这些理论是如何在文学中应用、如何促成鬼故事和侦探小说的创作的，从视觉在当时的科学发展和文学表达中的不同表现里探索“看见”和“真相”之间的微妙关系。

谈及鬼魂时，看见是相信的重要前提。19世纪视觉开始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人们相信“眼见为实”是通向真理的捷径。维多利亚时期出现了一批鬼魂揭穿者，他们大多是医生和生理学家，试图用当时的生理光学解释人们“看见”鬼魂的现象，形成了一套反驳鬼魂理论，也为当时流行的“揭穿鬼魂文学”（ghost-debunking literature）提供了支撑。他们认为鬼魂是一种主观的视觉效果，声称自己见到鬼魂的人则被认为患有视觉障碍或疾病。比起归因为“异想天开”或者精神疾病，视觉理论的优势在于可以解释鬼魂如何能出现在视力、神志健全的人们面前。1813年英国医生约翰·菲利阿认为，幽灵是之前所见的某些事物的短时重现，是暂时被带回生活的感官印象叠加于视觉领域之上而产生的，“看见鬼”和头疼、发抖一样是身体瘟热的一种症状，而病人可以通过阅读揭穿鬼魂的作品来治愈。在菲利阿观点的基础上对鬼魂目击现象的视网膜解释不断发展，更有人给出具体的“如何看见鬼魂”的指导：

“要想见到鬼魂，必须持续地注视每块背板上的点或者星号，持续大约15秒，或者一直数到20，背板由人工光源或日光提供良好照明。然后把眼睛转向天花板、墙壁、天空，或者更好的是，仍然看着一个弄暗的房间（不完全黑的）中悬挂在墙上的一张白纸，持续地注视任意一点，幽灵不久就会出现，其清晰度不断增加，然后逐渐消逝，再出现，再消逝；这样的情况会连续重现几次，每次重现都比前一次更模糊。再眨一下眼睛，或者伸出一根手指在眼睛前面来回迅速移动，会频繁地加速幽灵出现，尤其是当背板被强光照明时就更是如此。”（《幽灵，或叫令人吃惊的鬼怪幻想：各地和各种颜色鬼魂概观》/J.H.布朗 1864年）

这种指导建立在对幽灵幻象产生于印象的持续性和视网膜上补充色的观点的认同之上。光学解释试图用科学的理论质疑鬼魂目击者证词的可信度，但也陷入了认知上的两难困境：视觉既是鬼魂存在最可靠的证据来源，同时也是最不可信的证据来源，因为“看见”既是“相信”又不是“相信”。这体现了视觉中心主义与很大程度上定义了维多利亚时期关于视觉的思想的反视觉中心主义怀疑论之间的冲突。

另有一派观点认为，“看见”鬼魂的是另一种与视网膜视觉不同的视觉方式——心灵视觉——它更真实，也更具有精神性。以托马斯·卡莱尔为代表的人认为混淆肉体视觉和心灵视力是错误的。第欧根尼·特费尔斯德尔奇克提出那句“哪里有上帝；我们的眼睛从未看见过他？”就为卡莱尔指出了用肉体感官寻求心灵存在的证据的错误。人们努力寻找鬼魂和依赖鬼魂以证明不朽，不过这往往是徒劳的，肉体的眼睛永远不会看到那些无法感知的事物。人们必须学会用不同的眼睛去看待宇宙，只有通过心灵之眼这一“全神贯注”的视觉，除掉阻碍人们看到真正重要事物的外在，才能看到永恒真理的内部。在卡莱尔1852年的论文《心灵光学》，他用暗箱来比喻大规模的知识、科学和心灵革命。然而，卡莱尔企图分离肉体视觉与心灵视觉的尝试是失败的，因为他对内在视觉的讨论必须依赖于熟悉的外部视觉的概念和术语，心灵之眼反倒成为肉体器官的“非物质版本”。卡莱尔的论文创作于唯灵论开始占据英美文化想象的时候，虽然他的“心灵光学”理论存在悖论，但他的观点得到了唯灵论者的支持和发扬。

这些关于目击鬼魂的争论在今天已经无法令读者信服，但作者斯马伊奇讨论的目的在于让我们从语境的角度走进维多利亚的鬼故事。

侦探与鬼魂是不能同时出现的。在《萨塞克斯吸血鬼案》中，如果故事最后福尔摩斯认同吸血鬼的存在，那么那些之前被他批评为“废话”、“愚蠢”的故事就都变得有说服力了，侦探本人也将成为一个笑话。书的第二部分“观看即阅读：视觉、语言和侦探小说”就探讨了鬼故事与侦探小说中认识论的复杂性。侦探小说排除非理性形式的知识，并摒弃超自然现象，但同时又与心灵感应、直觉主义和唯心论紧密结合。如果 19 世纪的生理学家认为鬼魂是眼睛可能被欺骗的例证，那么维多利亚时代的认识论者和科学哲学家则认为看见鬼魂与感觉的解释有关，而与光学间接相关。斯马伊奇将侦探的判案过程描述为一种认识论的冒险，其中感知导致对真相的认识。然而，如果侦探是专业的读者，就会不断意识到经验视觉的可错性。这种自相矛盾的推理结构也表现出视觉中心主义和反视觉中心主义之间的摇摆不定。因此在这一领域，维多利亚时代的侦探小说作家对此的贡献不逊于同时代的认识论者和科学哲学家。

斯马伊奇寻找解读侦探小说中视觉中心主义和反视觉中心主义斗争的钥匙，从非文学的角度探讨这一主题，例如乔治·贝克莱的《新视觉理论论文》（1709 年）、威廉·惠威尔的《归纳科学哲学》（1840）、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逻辑体系》（1843）或赫伯特·斯宾塞的《心理学原理》（1855）——这些文本展示了“赞美和贬低感官（尤其是视觉）作为知识和真理的渠道的双重冲动”。因此，侦探小说“构建了一个经验主义和本土主义观点相遇的空间”。斯马伊奇对威尔基·柯林斯的《月亮宝石》的研究的“对侦探小说的认识论主张和以视觉为中心的幻想的戏仿性批评”很有启发性，尤其是当柯林斯以同样的方式嵌入叙事，就像他在整部小说中增加视角和观察者一样。另一方面，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柯林斯不确定的符号景观变成了“一个符号梦境，一个关于详尽的百科全书知识和无限档案资源的幻想，这些资源保证不会忽略或曲解任何线索”。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插图

第三部分“进入无形：科学、唯灵论和神秘侦探”将侦探的方法与唯灵论媒介的实践进行了比较。通过特别分析福尔摩斯的通灵情节和他对轮回的看法，斯马伊克认为《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是一部介于侦探叙事和神秘文本之间的过渡性文本，既忠实于侦探小说的认识论，又证实了反唯物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论述。这位世纪之交的侦探被重新塑造为“一名专业的神秘学调查员，坚信超自然事物，具有敏锐的直觉和超感知觉”，似乎揭示了与鬼魂小说的古老联系。正如斯马伊奇所言，正是对无形世界（如光和能量理论）的研究为唯灵论者提供了对抗怀疑论的手段。

总体而言，斯马伊奇的历史主义解读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科学以及文学如何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提供了一种透彻的理解。维多利亚时期在鬼魂和视觉之间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依赖于对科学与光学的信任，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其固有的疑惑与不确定性。斯马伊奇通过梳理维多利亚视觉理论的演变、鬼故事与侦探小说中对视觉证据的矛盾运用，向我们展示了维多利亚文学中，视觉在通向真理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在这片以“眼见为实”为支点的时代背景下，鬼魂目击和侦探追寻，正构成了一种既可感又无法完全信任的现实。这种视角不仅揭示了维多利亚人对真相的渴望与恐惧，也为我们重新理解19世纪文学与科学中的视觉现象提供了新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