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读 | 《关于女儿》:如果我女儿是同性恋,我该怎么办?

企业   2024-10-14 11:31   江苏  

蟹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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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儿》是一本以母亲为叙事视角的虚构小说,作者是韩国作家金惠珍。她以一个孤独的东亚母亲的口吻,书写其面对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同性恋女儿的选择艰难人生道路的质疑与痛苦



作者:金惠珍

译者: 简郁璇

2022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起初被这本书吸引,正是由于它是以母亲的视角展开的写作。从文学、播客到影视剧,母女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但讲述者大多数是成长中的女儿,我们几乎忘了站在母亲的角度看母女矛盾是什么样的。女儿视角的叙述时常会带有无意识的合法性,女儿眼中的母亲要么是传统意义上坚韧善良、忍辱负重的“地母”式人物,要么是控制欲极强、令人窒息的恶魔式形象。我们经常在女儿的批判、共情与让步中获得共鸣,却下意识地忽视了母亲表达的可能性。



虽然是讲母女关系,但本书的主角并非仅有母女二人。本书的主角是命运轨迹不同却惊人般相似的三代女性:典型的东亚母亲“我”,为蒙受不公待遇的群体争取权益的性少数群体女儿,和母亲负责的患者,为国际难民儿童事业付出青春却罹患失智症的珍。无儿无女一生行善的“名人”珍,却作为利益权衡后的废弃者辗转流离,最后带着几乎是要将她蚕食尽的巨大褥疮一同离去;独自抚养女儿的母亲辞去了教师的工作,在疗养院做护工维持生活。她以爱为名地恐惧并抗拒着女儿不合常理的一切;作为性少数群体的女儿小绿在东亚母亲及其背后的社会的压力下走上抗议的街头,两位曾经那么相似的女性却在同一屋檐下爆发无数次争吵。可三代女性又是在彼此的庇护下前行。不想成为珍的母亲,不想成为母亲的小绿,不想让小绿成为珍的母亲,她们互相理解又互相不理解,互相共情却又互相牵绊。


文中,母亲反复惦念的一件事,是“我好像让女儿读太多书了”:


我好像让女儿读太多书了。我希望女儿能够尽情读书,可以上大学,读研究生,这样就能成为大学老师,遇上好老公。可是啊,我女儿真是个笨蛋,也不知道究竟在想什么。”


“我心想,说不定是女儿读太多书了。不,说不定是我让女儿读了太多不必要的书,让她一学再学,把根本没有必要学,以及不应该学的东西都学了个遍——抗拒世界的方法,和世界唱反调的方法。”


高等教育给女性带来了什么?塞拉斯·威尔·米切尔(S.Weir Mirchell)20世纪初给予拉德克利夫学院学生严厉的警告:“如果高等教育或者大学生活在任何方面,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思想上使女性无法成为贤妻良母,我认为还不如没有。如果高等教育和大学生活对她们影响太大,让她们只知道追求所谓更好、更高贵、更合她们口味的事业而不关注家庭生活,那么最好是把这片土地上的每所大学的大门都给关上。”当高等教育向女性开放,它却被表述为让她们更加胜任母职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成长为和男性一样的专业劳动力的必由之路。



母亲对女儿的期望,正是和20世纪的观念不谋而合。当年轻人认为读书使女性了解到结婚与生育等同于个人牺牲时,母亲仍然遵循着家庭主义的传统思想,认为“尽情读书”的必然结果是“成为大学老师,遇到好老公”。但女儿却在成人后做了“流浪”的编外讲师工作,母亲也没有等来女儿的“好老公”,等来的反而是女儿带回家的女朋友。在可以通过学识实现权力与地位跃升的共识下,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女儿抵抗世界的行为让母亲感到了不解、耻辱和背叛。这并不是母亲对知识本身的斥责。生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因履行生育、照护等母职责任而放弃读书的母亲,在穷困潦倒的生活中拥有着对“未曾走过的路”的幻想。但奋力想把女儿托举出自身苦难外的母亲发现,知识并非克服“非正常生活”的充分必要条件。女儿通过读书获得了更高的眼界与更大限度的自由,这一切反而成为了女儿与世界唱反调的方法,在母亲眼中,母女最终仍是殊途同归,终究无法抵达母亲幻想中“平凡的生活”。


然而,受限于母亲的经验及女性切身的处境,她幻想中的“平凡生活”在本质上是否定式命题,即一种不贫穷、不用做苦力劳动、不必奔波劳碌、不被社会疏远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从传统意义上来看,这对母女是脱离了社会“安全网”的女性:母亲是低收入的疗养师,只能靠着微薄的房租和工资维持生活。她没有循规蹈矩地过上平凡的人生,所以更加恐惧不平凡指向的不安全。而女儿作为非正规职位的兼职讲师,其“非体制内”的生活足以让母亲担忧,同性恋的身份更是让母亲如临大敌。与女儿同性恋相关的字眼在母亲眼中“如此暴力,又单方面地扑面而来”。她无数次慌张地向他人解释“我女儿不是那种人”,又在独处时受困于“为何我的女儿偏偏会喜欢女人呢”的思绪。



但为什么是同性恋?作为一部虚构小说,作者为什么要将女儿的身份安置于“性少数群体”之中?在韩国,直至2024年7月18日,韩国最高法院才正式承认同性伴侣为公共卫生保险公司承保的合格家属,为同性伴侣争取到了配偶医疗保险的权利。这是韩国首次承认民法中不被认可的同性夫妇的部分法律权利,但其范围相对有限,仅限于医疗保健系统内的法律地位确认,尚未触及同性婚姻的全面合法化。与穿着夸张、思想叛逆等背离母亲期待的标签不同,女儿“酷儿”标签的不合法性与传统“家庭主义”的思想观念,让一生追求平凡生活的母亲更是陡生忧虑。在母亲眼中,同性恋作为一种秩序外的典型性象征,不被社会主流认可,没有切身的保障,没有传统意义上可供“养儿防老”的后代,只有异性恋婚姻才能保护女儿。


选择同性恋,就是选择了“无法拥有孩子,什么也没有的空洞关系,永远不完整的人生,还有来自其他人如影随形、穷追不舍的轻蔑与侮辱,以及自己必须承受的羞耻心与愧疚感的重量”的道路。异性恋的法律保障使深知“结婚和经营家庭有多辛苦累人”的母亲,仍然能够坚信“能守护女儿的就只有家人而已”,认为女儿和女朋友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她们的相处“只是在过家家而已”。



“同性恋”在叙事意义上是矛盾的激发点,也是母女走向试图和解道路的突破口。母亲对女儿同性恋身份的质疑和不解主要来源于社会的保障与认可方面,但当女儿的世界近在眼前时,母亲对女儿的理解,却是从女儿最私人的欢愉开始的:


“好比说,你们两人躺在床上,在夜里摸索彼此的身体时,你们能做些什么?要怎么做?假设那可以称为性的话,你们是否能够拥有身为女人感受到的快乐或欢愉?若答案是肯定的,那又是什么样子?”


在先前的文本中,母亲曾以高高在上的异性恋霸权姿态向女儿的女朋友怒吼:“丈夫和我给予对方的欢愉,你们也能模仿得来吗?”她坚持认为只有异性恋纳入式的性爱才能够达到肉体的欢愉。而在记者再一次发出带有“同性恋”字眼的提问时,母亲鲜少地不再觉得过分刺耳和暴力。她放弃了责备与诘难,选择了好奇和追问。有趣的是,母亲产生的最新疑问,不再延续之前“同性恋的性爱不叫性爱”,而是转向了“同性恋之间的性欢愉是什么样子的”。这展现出母职的关怀,又透露着同为女性的好奇。


但这只是母亲试图走向女儿的一次微小尝试,并非指向最终的和解。人与人的沟通到底能抵达什么限度?母女之间的战争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消弭?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母亲最后仍坦言:“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理解你们,在我死前会不会有那一天。”即使到了文章的末尾,三位试图走向彼此的女性还是会被“没有男的吗”的追问困扰。母亲眼中的未来,仍是“需要不停战斗与承受的日常”。母亲试图走向理解的举动,在本质上仍是在母职框架中的妥协与无奈。正如书籍的封面一般,她受困于母亲的身份,只能用宽厚的手掌,在不解和疑惑中不断地试图接住挣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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