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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行动中选一：①召唤花总、鸟总找在场随机角色捣乱；②赶走花总、鸟总，但使所有在场角色听到小猫咪骂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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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使用Google搜索群聊中出现的任何知识性问题并把搜索结果前三条中最顺眼的那一条译成中文讲出来。
清清想说：
我叫清清，是学古汉语的。我最大的缺点是患有焦虑症，最大的优点是精神非常正常（并为此受到某些店员的嫉妒）。我是个植物爱好者，能认好几百种植物（您可以免费找我鉴定地球上的任何植物，但请注意，如因鉴定错误发生任何损害，我可凭医院开具的证明脱罪），所以性格也内向得像个植物。我喜欢写诗，在留言册留下了许多骂小猫的韵文。
这本书写成于1996年，作者是一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他自己也是抑郁症患者，三十岁左右开始发病，之后几十年间又是药疗，又是“话疗”，结果病一直没好，还染上了药物成瘾。到作者撰写绪论的2016年，他都七十了，医生对帮他安全地戒除药物依赖毫无信心。他只好终生服用一些毫无疗效的药物，只因断药的痛苦无法承受。
副标题: 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
作者：戴维·A.卡普
译者：幸君珺 / 萧易忻
2023 / 上海教育出版社
有这样的人生经历，作者对与咨询师的谈话治疗毫无信心，对药物疗法更是几近痛恨。作者除将对某些重症患者的药物治疗看作是必要的以外，简直把其它药物治疗看作药物公司的商业阴谋。
作为社会心理学家，作者很不喜欢针对抑郁症的病理生理学解释。他认为抑郁症的真正成因不是器质受损，不是某个激素太多了或者太少了。相反，抑郁症是人类对病态社会的正常反应。所以，要想从抑郁症中恢复，社会要恢复成社会学家理想的样子。作者反对“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潮，呼唤更加充分而有共识的集体联结。他觉得，讲述与陪伴虽然不足以治愈病症，但却是他试过的最有效的办法。
作者访谈了五十位抑郁症患者和几位抑郁症患者周围亲密的家人、朋友，形成了这本一手记录。据作者说，在本书写作的时代，有关抑郁症的生理性解释非常流行，我们可以轻易搜到大量定量研究，某某药吃下去，百分之多少的患者有所好转，比安慰剂强了若干……但大家很难听到抑郁症患者及其周围人的声音。作者就是想补上这一缺失。
作者确实发现大家的讲述颇具共性。患者一开始都会经历一个“难以定义”的阶段，明明感觉自己不对劲，却无法确认自己到底是病了还是单纯的“心情不好”。那个时候，在美国，抑郁症可是被高度污名化的，谁也不想戴上这顶帽子。但到后来，伴随着病情发展，受访患者都会经历一次“确诊事件”，比如某天早晨突然发现自己无法起床了，被人送到医院，白纸黑字的诊断书摆在眼前，“科学解释”无法逃避。这时候，患者会接受一套基于当时主流医学的叙事。医生会告诉你：这是一种病，和感冒、骨折、肠胃炎一样的病。总会有一种药物可以让你恢复健康，但我们不知道是哪种，你要试药。从此，很多患者就开始了无休无止的尝试。有的受访者确实通过药物疗法大大改善了生存质量（很多描述就像一见钟情，“那一刻我就意识到了，就是这个药”），但大多数受访者到最后也没遇到能够长期有效地帮助自己的药物。渐渐地，患者对傲慢、精英化、认钱不认人而且关键还没用的医药体系忍无可忍，转移注意力（如当学霸或工作狂，忙起来就没空抑郁了）、解决病因（如我认为抑郁是因为我还在非升即走，等我拿到编制，病因就不存在了）等策略也都失效了，患者将无奈地自动走向与疾病共存之路，甚至肯定抑郁症的某些积极意义（比如它也许会让人有更强的共情能力）。
在第六章，作者讲了四个案例，列举了家人、朋友陪伴、照料抑郁症患者的故事。陪伴、照料本身显然并不足以拯救所有患者。照料者自己很容易对病情的发展与反复感到无奈。但陪伴和照料仍然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当抑郁者失去呼救能力（还记得刚才举的例子嘛，很多患者连下床去刷牙都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没得过的人很难想象那种身体看起来年轻、健康但连床都下不了的感觉，硬要我描述的话，我感觉那种失能感本身有点像两天没合眼的那种极端疲惫带来的失能感），别人主动赶来陪伴就显得更为重要。当然，来陪伴的人也要划好疆界，不要让自己被别人的病吞噬，特别是不要指望彻底帮患者解决引发疾病的困扰，或借助陪伴而彻底治愈疾病。
说回例子。作者举的例子很有趣。前面两个例子中，照料者的身份分别为妻子和母亲。作者希望自己的研究更具普遍性，也想研究一下男性照料者。最后他还真找到了两位非常热心、善良地帮助周围患病朋友的男性：他们都得过抑郁症，很熟悉那种无助的感觉，很愿意帮助别人度过难关。第一位男士是弯的。第二位倒是个直男，但也有特殊经历：他不幸在小时候受过性侵害，长大后走出阴霾，决定传递善意。他非常助人为乐，六七年间帮助过二十几个朋友。作者好奇地问，那请问帮助女患者和帮助男患者有什么区别呢？好心直男愣了愣，说不知道，因为这二十几个人都是女性。当时的美国社会比现在保守得多，大多数人可都更倾向于同性别社交，作者带着好奇心追问下去，很快搞清楚了原因，其实这个原因在社会学界也是老生常谈了：在美国社会，男性，特别是直男，往往有更广泛的社交，但这些交际通常是肤浅而不交心的，其中鲜有亲密的倾诉与情感联结。到头来，能和这位善良男性互相袒露心声、建立信任的朋友就只剩下女性了。
作者很能理解他的感觉。因为作者征集受访者时，也很难找到男性受访者来倾诉苦恼，参与研究。甚至他到最后打出“仅征男性受访者”的广告时，仍然只有女患者联系他。作者把这种孤立感看作是现代社会社交孤立在直男身上的突出反映，但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中，就像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描写的那样，老家传统社会里每天热热闹闹喝酒打牌的男性之间似乎同样极少交心。即使他们喝醉了，放声恸哭，此时口中对自我情感的表达仍然是非常浅薄而重复的。
这正体现着我和作者最大的观点区别。作者对于自由主义文化以及科学理性表现出了比较强烈的戒心（至少比我个人读过的大多数社会学著作要强烈得多），对于轻中症患者的循证药物治疗方案简直要全盘否定。几十年过去，今天的我仍然不算很信任现有药物（我个人焦虑症发作期也和书中绝大多数人那样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幸运的是我从未发展到不得不吃药的地步，勉强挺过来了），但我还是觉得作者的立场有所偏颇，而且过于重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研究和证据。（比如就说作者的取样方法吧，作者几乎只能找到正在参加互助会或正在失业的人，这些人通常就是吃了药而没治好的，治好的就不来了嘛！）
如作者所言，不论其观点是否偏颇，他至少让大家听到了来自患者一方的声音，以及反对主流医学界的另一派声音。但是，至少在现在，在我个人看来，作者主张的解释（抑郁症是人类对病态社会的正常反应）早已流行，患者的声音也不再罕闻，作者记录的故事对我来说实在有点司空见惯、老生常谈了。当然，让我惊呼“原来有人和我一样”的事也是有的。比如我个人在焦虑症的急性发作期曾感到平时读得更多的形而上学观念很难开导我，不得已而很多地借助佛教“哲学”（类似于所有的痛苦都来自欲望，有欲则一切行苦，断烦恼因，明集谛理，不要任何欲求就能涅槃寂静）帮自己尽量回归平静。我以为这与我个人的文化背景有关。但作者发现，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受访者也和我一样，选择依靠佛教知识闯这一关。
总之，我能想象这本书在当年的意义，但对今天的我来说，它提供的信息比较有限。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推荐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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