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俊栋 | 清代辟火图碑考
旅行
2024-11-11 15:14
浙江
摘 要：在古代消防史上，官方和民间利用传统道教文化的影响，通过辟火图、辟火图碑、辟火习俗等风俗与仪式祈求禳除火灾祸祟，以表达对平安生活的愿景和期望。文章着眼于中国传统消防民俗和辟火文化的史料挖掘，对国内仅存的浙江浦江辟火图碑、浙江杭州辟火图碑、江西宜春辟火图碑、四川郫县辟火符箓碑进行整理研究，考订此类辟火图碑的产生缘起，追溯道教文化在古代压胜之术和社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以及传播渊源，并以此探究古代消防文化和禳火文化的魅力与内涵。中国历史上有文字以来的火灾记录，最早可追溯至距今3200多年的商代武丁时期，为甲骨卜辞中记载的奴隶夜间放火焚烧奴隶主粮仓的事件。对于火灾的防范，历代统治者都设有独立职务来执掌消防要务，周朝时即设有司煊、司爟来掌管消防，在宋代也设立防隅一职。在消防队伍和机构设置方面，汉代都亭、唐代武侯铺、明代火兵火丁、清代救火义役等，都是官方设立的消防力量，民间也自发形成了救火组织——水龙局、水龙会等。地方官员还利用城门上建立谯楼、望火楼来观察火患，另派遣更夫巡夜，提醒百姓用火安全。由于中国传统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在设置消防机构和配备专业人员的同时，古代人民还常在建筑中采用屋脊上放置蚩尾（或鸱吻）、种植仙人掌等避火植物这样的压胜方式祈求消弭火灾。甚至还有采用张贴辟火灵符和悬挂名家书画来压胜，在晚清时期一些报纸媒体上也有此类物品广告。如1889年1月28日《申报》刊登的《奉天驻云坛分香社鸾书募赈例启》：“仙人洞主鸾笔墨书辟火灵符，悬奉展礼，永免火厄，遇有火起之家，悬竿往投即息，屡见效验。每道银十两。”用名人书法手迹用以辟火的启事则见于1891年5月27日《申报》：“江西南昌县人有朱熹夫子墨迹十二张全付，系祖手为官得来，可以辟火，屡应屡验。”而在民间更为广泛使用的则是辟火图压胜，表现形式有各种刻画男女阴阳双修姿势的春宫辟火图和描摹玄武形态的龟蛇辟火图，将之悬挂于灶间梁上与厅堂用以辟火。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明代陈洪绶所作《龟蛇图》[1]，原本是笔者家乡诸暨百姓人家用来禳火避灾的压胜物件，其画中龟蛇交合，龟背上所绘的星宿、神人、八卦等道教元素，也丰富了其镇宅辟火的作用与内涵。官方层面，地方长官和士绅还将设立刻有辟火文字和符箓的辟火图碑作为镇守火魔、保护城市的重要寄托，而且在适度的管控之下，还可由民众拓制传播，这就更具有其普世消灾价值和教化意义。岁月更替，目前全国范围内辟火图碑存世数量已经极为稀见，地方文献的记载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对此类碑刻的考证尚未有系统阐述，仅有2001年《上海消防》刊载的郭水华《我看辟火碑》一文，对杭州辟火图碑予以考证。笔者在收集和整理相关消防史料和石刻文献后，梳理出此类辟火图碑实物尚存四块，现试作考述。浦江《辟火图碑》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据县志记载该碑于清咸丰二年（1852）设立，是国内目前有明确纪年最早的辟火图碑（图一）。碑身上方刻有行书“辟火图”三字。中段图心为隶书小字“壹六之精，龟蛇合形”，外围为对应的九叠篆文，组合成一个辟火图形。下方碑文释读：真武辟火图能返风灭火，屡著灵验。浙省多火灾，宜悬此图镇之。择咸丰壬子年壬子月甲子日壬申时谨摹，属太学生陈宗义捐赀勒石。碑存浦阳书院。![]()
图一 浙江浦江辟火图碑该碑文与民国五年修订的《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四“金石”记载略有出入（县志中记载为“龟蛇合形，六一之精”，应是县志有误）[2]，立碑时间地点都有明确记录。从碑文纪年来看，立于1852年的农历“壬子月甲子日壬申时”，即十一月初一日15-17时，时人如此严谨地将日子和时辰也摹刻上去，可见主事者的虔诚和讲究。该碑最初立于浦阳书院，2019年3月在该县浦阳街道傅店村被发现，次年转移至浦江博物馆收藏。碑文中“真武辟火图”的象征意义与《龟蛇图》相同，“壹六之精，龟蛇合形”与阴阳五行学说有关。《易经》上说“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可见“壹（一）六之精”就是天地形成的水之精华，而“龟蛇合形”表达的是玄武的形象。碑中使用九叠文有明显的道教文化色彩，亦有借助道教法力来镇火辟邪的因素，体现了当时道教文化对人们禳灾观念的深刻影响。起源自东汉的道教秘文以堆叠文字为特征，在南北朝时期形成“云箓”，成为后世道教隐秘文献的重要形式[3]，碑中九叠文就是道教秘文在民间文字表达的一种体现。笔者在搜索此碑资料的过程中，在钟声、江东放编著的《浦江历代碑刻拾遗》中发现所录拓片中有朱文印篆体“浦江县印”四字贴签[4]。而中国古玩网2014年上传的一张拓片上亦有朱文印贴签，文字略有不同，中间似为满文，左侧为“浦江县印”篆书，右侧文字无法识读，疑似九叠形符箓入印。据内容推测，这几枚印章皆为官印，说明当时该辟火图碑由掌管书院的地方士绅统一管理，经允许并统一拓制后，百姓才可求得该拓片，并在家中张挂以求辟火庇荫，也体现出在科学知识尚未昌明的古代，时人对这种压胜辟火的方式有一定的认可度。另外，该碑的拓片在当地藏书家李忠东和河北沧州消防文物藏家张学峰处也有收藏，可见当时有一定的普及性。“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杭州地处江浙富庶之地，自宋代以来便有着庞大的城市建设规制，同时也潜在着极大的消防隐患。历代杭州火难频造，为城市发展和百姓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影响。清代学者毛奇龄《杭城治火议》：“郡南凤凰山蜿蜒南峙，南属离方，以离龙之火而冲城而入焉。”[54]形家谓玉皇山为离龙之祖，因此“火龙”入城易引发火灾。据《吴越备史》记载：“天福六年（941）秋七月甲戌，丽春院火，延于内城，王迁居瑶台院。八月辛亥，王薨于瑶台院之彩云堂。”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国库积蓄薄然无存，吴越国第二代国王钱元瓘因而一病不起，薨于寝殿。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二月二十四日，杭州城中失火，延烧58910户，死亡59人，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城市火灾之一。元至正三年（1343）杨维桢撰写的《武林弭灾之记碑》记录了至正二年四月一日与至正三年五月四日的两次火灾，该碑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最早记载火灾灾情及灭火过程的碑石”[6]。据史料记载，为消弭火灾隐患的发生，杭州历代官民也采用道教压胜之法来祈求平安。宋绍熙元年（1190）张镃舍宅为广寿慧云寺，寺内建有水星阁来镇压火患[7]，《北隅掌录》中载：“此前人用以压武林之火患也。”清康熙年间，浙督李卫于山腰设立七星缸，山巅设日月池；乾隆元年大学士嵇曾筠于瑞石山顶布置坎卦石以镇火灾。清代设农历六月二十三日为火神诞日，地方长官率下属、士绅到佑圣观进行祭祀。即使是火灾过后，民间也有演“谢火戏”向火神祈福的习俗[8]。清康熙年间杭州知府李铎《武林临民录》[8]中有一篇“禳火祭文”，可以窥见地方长官祭祀火德正神的虔诚敬畏之心[9]，文曰：康熙三十三年，岁在甲戌十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五日戊申，至二十一日甲寅，杭州府知府加五级李铎谨致祭于火德正神。……然民非水、火不生活，惟神职司火，正其受上帝之命以生斯民，犹之司牧之吏，受天子之命以牧斯民也。今杭城火灾屡告，被灾之民不聊其生。……虽或天灾所致，亦由人事未修。然揆之上帝好生之仁，必有悲悯而不忍者。神职司生民，忍令吾民之被灾若此乎？……爰是虔设醮坛，敬陈忱悃，冀自今以后永赖神庥，为吾民弭灾捍患，庶百姓得安于衽席，皆神明之福庇于无穷也。![]()
图二 浙江杭州辟火图碑
李铎选择在十二月到火神庙禳火祭祀，推测应该是前几月杭州城曾经发生了几次较大的火灾，为祈求太平，才临时起意，去祭拜火德真君，可见地方官员为杭城防火、灭火、禳火也是殚精竭虑。今杭州孔庙碑林史实廊里还保存有辟火图碑刻一方，系1993年由杭州文史学者丁肃君、丁云川父子在庆春路拓宽工地发现并捐赠（图二）。该碑的形制与浦江辟火碑基本一致，上部刻篆书“辟火图”，中部为隶书“壹六之精，龟蛇合形”，外围为该八字九叠篆，下部碑文释读[10]：真武辟火图能返风灭火，屡著灵验。浙省多火灾，宜悬此图镇之。择光绪八年岁在元黓敦牂毕阳寎月壬辰日辛亥时，日躔大梁，月离井，土在娄，木在昴，火在井，金在胃，水在奎，吉辰。命陈训导其晋摹景，同善堂董事督工勒石，置省城四隅，以析离龙之气，并备民间摹拓云。据碑文考证，该辟火图碑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由时任浙江巡抚承宣使者的德馨主持修建并撰写碑文。三年后，1885年1月30日《申报》“西泠丛话”中还刊载了关于此碑的这段史实：“前岁德晓峰（德馨）方伯得有辟火符篆，极著灵验，爰命手民勒之碑石，分镇省城东西南北四隅，以为压镇。”碑文首句与浦江辟火图碑表达意义相同，本段不作赘述。“择光绪……吉辰”讲述的是当事者为了表达虔诚的态度，希望城中风烟永息，桴鼓不惊，特地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来摹篆此碑。对照干支纪日来计算，立碑时间应该是光绪壬午年三月十六日亥时（1882年4月23日21-23时），勒石四块并“置省城四隅，以析离龙之气”。刻成后“并备民间摹拓云”，表明该碑与浦江辟火图碑的用途相似。四块辟火碑分别设置在水星阁、鼓楼、孝女亭等处，剩下一块已无从查找。可惜的是，当时的四块辟火图碑现今仅孝女亭处一块存世，现与《武林弭灾之记》碑、《重建水星阁记》碑一起安置在杭州孔庙碑林史实廊处。另几块或佚或毁，皆不可觅[11]。![]()
图三 江西宜春辟火图碑历史上，为镇守火患，明代宜春太守黄袭裳曾在江西省宜春市宜春台（今春台公园内）铸“水星鼎”以压胜。另在公园碑廊中，存有辟火图碑一方，该碑刻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细证之，其与杭州辟火图碑还有一定渊源（图三）。光绪八年（1882）浙江巡抚德馨在其任内主持摹刻了杭州辟火图碑，四年之后，他移篆江西，在省城南昌也翻刻了一块辟火图碑，而宜春知县杨焜在得此碑拓片后也复刻一块，可见想借压胜之法表达消灾祈福是身为地方父母官的共同心愿[12]。此碑身上部为篆体“辟火图”，中部为“壹六之精，龟蛇合形”九叠文，中心套刻白文隶书，左侧有“大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仲春月敬立”，下部为碑文，左侧第一段碑文释读：……“按剑端严似真武”者，则《龙经》亦载之。真武之名迹彰彰矣，所传《返风灭火图》，浙省用之多验。岁在乙酉，余奉命抚兹江右，以江省市多火灾，偶焚此图灭息，因欲以此永镇之。图象龟蛇，位居元武，水神也。原取制火之义，真武以真内功所得力者出以济人，故能奇验。若是坎正位北，离正位南，以水制火，此图宜居正南之地，谨择时日之良，命署南昌县知县潘懿、署新建县知县黄寿英刊图于石，永镇火位。崇碑六尺，取水成数，亦以高压火，方便民摹拓云尔。光绪十二年五月谷旦，抚江使者长白德馨谨识。袁城，龟形也。唐袁天罡凿五井以全龟象，用制回禄。明黄太守袭裳铸鼎于宜春台，以禳火灾，事载《县志》。光绪丙戌冬，焜奉命知篆宜春，中丞德示真武辟火图碑拓一纸，备述图之灵异，兹谨照图刊石，列置于台，用彰中丞慈惠，兼为斯民祈福云尔。大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仲春月，知袁州府事黄县贾孝珍、知宜春县事崇庆杨焜敬立。岷江马笥经书，南昌苑东璧琢。第一段碑文中先是说明刻碑镇火之法是从浙江借鉴而来的，还阐明了辟火图碑的内涵和方位设置的要求，亦有“方便民摹拓云尔”的作用。而第二段则是讲述了宜春的压胜消防历史，袁城即宜春，当时的宜春地形似龟状，如此来看，宜春与真武辟火图还有着不解之缘。“真武”即“玄武”，而龟为神兽玄武的主体形象，玄武五行属水，乃是龟蛇同体的神兽，《后汉书·王梁传》云：“玄武，水神之名。”在道教体系中，玄武长生、守护生民的功能与其教义宗旨不谋而合[13]，逐渐演变为镇守北方的护卫大神，后经宋真宗赐其名为“真武”，明代又得明成祖所封“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之号。历代帝王的推崇，使这类民间信仰的影响更加深远。具有玄武形象的石刻也被看作是龟蛇辟火图的一种表现形式。山西浮山县现存有摹唐代画圣吴道子所作镇宅龟蛇图刻石[14]，石刻上龟蛇交合，正上方有“镇宅龟蛇”四字，其所代表的镇宅、辟邪、防火的寓意，也与玄武在道教中的定位相符（图四）。在山西境内襄汾县、晋中市太古区亦有镇宅龟蛇图碑，可见相当普及。此外，碑文阐明了刻制此碑的时间、发起人、立于何处等，此举为“斯民祈福”，也体现了地方官员对消防禳灾的重视，以及慈惠百姓的良好意愿。该碑民间称为“火碑”，也即是辟火图碑的类型之一。原存于中兴寺，位于成都高新西区郫都区现代工业港南片区境内。这块辟火符箓碑原来并不是在中兴寺内，而是立在成都莲花池，镌刻年代已无法考证，但从碑的形制判断应为清代所立，后移至犀浦文昌宫内[15]。据史料记载，1926年犀浦乡民还集资造“火碑亭”来保护、礼拜火碑，碑亭上有石刻对联一副：“镇火有灵符，荡扫烽烟，当胜栾巴一噀；丰碑当古迹，仲观文字，何惭裴氏千缣。”1966年被拆除移送至郫县文化馆保存，改革开放后才迁置到中兴寺。该碑顶部为双龙戏珠图案，中间四个篆字奇崛难识，根据碑文“江西龙虎山天师门下灵宝大法师”和所刻符咒分析，该碑应为信仰道教的民众为禳火所立。碑身主体为道家符箓，符咒上书“玄天上帝”，以表示这些符箓具有真武的神力以镇压火魔，和道教经典《中华道藏》第三十二册所载十道辟火符形似[16]。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当地火神诞日，当天人们会把从该碑拓制来的符咒贴在自家的门口以求庇护，而平日私自偷拓火碑的人，将会遭到火神的责罚。为防止偷拓，目前此碑四周尚被木栅栏封隔，难观全碑真容。由此可见，虽然四川和浙江、江西遥隔千里，辟火图碑的表达形式有所不同，但是民众辟火禳火的祈愿习俗大致相似，可见道教影响和民风习俗流布之广远。本文简要介绍了中国古代消防发展历程与部分禳火辟火习俗，并确认了国内尚存有四块辟火图碑。通过对辟火图碑的考证，在整理、释读中发现四块碑的道教元素、立碑缘由类同，且都应对当地民俗产生了一定影响，尤以浦江、杭州、宜春的三处碑的联系更为紧密，设立辟火图碑可能是各地官员之间相互仿效的一种风尚，当时全国范围内应该还有许多地方设立过此类碑石，这体现了地方长官们对消防事业的重视，也说明作为中华文明本土发源的道教思想深刻地体现在社会各阶层的活动之中。消防是民生大计，城市建设和百姓安居乐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消防技术与体制的成熟度。在科技不甚发达的中国古代，设立辟火图碑应是执政者利用道教压胜之法表达防火意愿的积极之举，这也是古代消防文化、消防观念的一种真实体现。全国各地其实还有许多禳火祭火的建筑、器物与习俗留存，如云南纳西摩梭族供奉的火神牌、北京火神庙、河南商丘火神台、宫廷建筑顶棚的龙形藻井等，都是我国禳火文化的见证。中国有着悠久而多彩的消防历史，它既是灿烂的，也是沉重的，这需要我们去不断探索，发掘出其包含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在时代的变迁中，这些本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圣之物都已几乎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但它们所代表的古代人民追求安居乐业、天地和谐的美好精神将永远保存。[1] 翁万戈著. 陈洪绶的艺术[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0.07.[3] 陆锡兴.九叠篆的来龙去脉[J].南方文物,2009.01[4] 钟声，江东放编纂. 浦江历代碑刻拾遗[M].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1.04.[5] （清）毛奇龄撰.杭城治火议[M].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5.[6] 杜正贤主编. 杭州孔庙[M].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8.09.[7] 黄西元著；王国平总主编. 杭州运河宗教文化掠影[M].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13.11.[8] 胡辉,孙虔雅.与火持续千年的“战役”——杭州消防历史走笔[J].中国消防,2012,(第18期).[93] （清）李铎撰. 武林临民录[M]. 杭州府, 清康熙三十四年刊.[10] 杜正贤，陈进，胡建良等编著. 杭州全书西湖丛书 西湖名碑[M].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13.01.[11] 程旭华，许群，仲向平著. 我爱杭州武林门 [M].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1.04.[12] 程旭华邱振中，江右刻石书法大观（元明清民国卷）[M]. 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9.[13] 张从军.玄武与道教起源[J].齐鲁文化研究,2002,(第1期).[14] 王萌著.守望吾土吾乡：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阆中[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02.[15] 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郫县志[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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