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王国维的一句话来概述清代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三家的篆刻艺术成就,即完白之印体大,攘翁之印技精,悲盦之印意新。吴、赵二氏皆从邓石如出。吴使刀如笔,婉转跌宕,圆熟自如,在“印从书出”上,更进一层。赵则“印外求印” ,殚精竭虑,把权量、诏版、钱币、镜铭、砖瓦等器物文字巧妙地移到印中,别开新境。可惜的是,赵之谦四十岁左右就封刀了,没能像吴让之那样一辈子刻到老,“通会之际,人印俱老”。我对吴让之篆刻的最初认识来自马国权先生的《近代印人传》 ,所载名家如方介堪、韩登安等,早年治印都从吴让之、陈豫钟入门而溯源两汉,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后我读到几篇有关吴让之篆书篆刻的文章,对“刚健婀娜”“吴带当风”二词,印象尤其深刻,觉得吴让之写篆书能如此驾轻就熟,潇洒自如,非常崇拜。越十数年,我在编撰《邓石如经典印作技法解析》的过程中,反复比对邓、吴二氏的作品后,觉得邓石如的书法与篆刻更加雄浑质朴,摄人心魄。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我对赵之谦开展的课题研究中,且形成了我的审美取向:篆书偏好邓,篆刻偏好赵。一天午饭前,我向祝遂之老师汇报研究进度时,说道:“赵之谦篆刻匠心独具,每方印都用意很深。”祝老师微笑地告诉我:“你回去多看看吴让之的印谱。”因为祝老师要赶下午的会议行程, 我没追问“为什么”。然而这个疑问一直在脑海里盘旋……二〇一二年,我准备谋刊《二奴山房印存》 ,请祝老师定稿。他看完稿子后说:“我非常赞同晚清吴攘翁的话,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刻印贵在平实中见古意。你的印有根矩,有己见,要坚持住。”我恍然大悟,原来祝老师希望我去体会吴让之的“老实为正” ,立定两汉,不逐时好。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篆刻大家,后人对他的研究却没有那么全面深入。其书画作品散落各处,未见完整的辑本;文献留存状况更为零散,尤其诗文方面,未见集子刊行;生平行状方面,仅见祝竹、朱天曙先生编撰的简略年表。清代印人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学术影响也比较有限,困顿者居多,造成流传下来的资料很零散,无法开展深入的研究。赵之谦的情况也与之接近,沙孟海先生有感于这一状况,曾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列出一个篇目,准备整理赵之谦文集,限于精力,未能如愿。后来我花了八年的时间,钩沉爬梳,整理了《赵之谦集》,尽管还有遗漏,但总算是做了一点基础性的文献梳理工作。二〇一七年十月,郑力胜同学来问硕士论文的题目方向,我就想起吴让之研究的空白情况,希望他能在资料搜集、年表编撰以及学术研究上,有全面而深入的功夫。尤其在梳理篆刻艺术时,能在“老实为正”这一印学思想上有所阐发。刚开始,他觉得无从下手,摸不着头绪。我用整理《赵之谦集》的经验辅导他,从文本、作品到关联人物资讯的查找,循序渐进,甚至鼓励他到日本访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底,我带他去日本岐阜拜访正在那里讲学的祝老师。祝老师对他说:“吴让之的篆刻境界比赵之谦高那么半点,很小的半点,但内含篆刻至理。” 这句话让他兴奋不已,对吴让之的“老实为正”有了更进一层的理解。
回国后,好学勤奋的他渐入佳境,到扬州、泰州实地考察,想尽办法从公私收藏处要到资料,时有新的发现。随着材料的累积与文献的梳理,率先完成《吴让之年谱》。紧接着论文在努力还原吴让之生活状态方面,有新的突破,让大家认识到吴让之不仅仅是一位全面的艺术家,在学术、诗文上也有较高的造诣,尤其游幕期间的著述校注、书画鉴藏等活动,是其高超篆刻艺术背后的学养支撑。这种由人而学再艺的个案研究方法,在我看来是扎实有效的,值得提倡。“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 ,这句名言就是吴让之在六十五岁时给魏锡曾所辑赵之谦《二金蝶堂印谱》写序时提出的,并评价赵之谦的篆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辞耶”。之所以会有这样一句话,一是他一生刻印的经验总结,二是时代风气使然。自元赵孟頫提倡“汉魏而下,典型质朴之意”始,迄于晚清,印学界对汉印的认知越来越深入全面,吴让之是其中的代表。他的“汉碑入汉印”之说,本于“印从书出”而愈加具体。而其用意恐与嘉道以后书法中提倡“横平竖直”有关,也有可能与何绍基于咸丰六年(一八五六)五月十日晚当着他的面大贬其老师包世臣作书“不能平直”有关。而纵观其一生所刻之印,确实能看到晚年日趋平实质朴,有一种从容不迫的优雅,无人可敌。吴让之出于欣赏或呵护赵之谦才华的目的,把经验之语说给他听,没想到却激起了赵之谦的好胜心。赵之谦在《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中,用激昂的文字做了一番雄辩。概括起来有四个要点:
一、“让之所刻,一竖一横,必求展势,是厌拙之入而愿巧之出也” 。
二、“让之论余印,以近汉官印者为然,而他皆非”,他很不服气。
三、“指以为学邓氏,是矣,而未尽然,非让之之不能知也”。
这个“故”就是赵之谦听魏锡曾转述了吴让之“浙宗亟称次闲”的观点,大感不满。因为在赵的眼里,“浙宗自家次闲后,流为习尚,虽极丑恶,犹得众好”。还听说“让之以曼生为不如”赵次闲,立刻替陈曼生打抱不平,认为“次闲学曼生而失材力”。“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盦巧拙均,山堂则九拙而孕一巧”,赵之谦从“巧拙”论上,批评了赵次闲的篆刻。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吴让之与赵次闲没有交集,也未看到有推扬后者的文字。其实,吴让之对待浙派篆刻以及赵次闲的态度,魏锡曾《吴让之印谱跋》中已有说明,曰:“余尝以钝丁谱示让之,让之不喜。间及次闲,不加菲薄。后语撝叔,因有此论。盖让之生江南,未遍观丁、黄作,执曼生、次闲谱为浙派。又以次闲年长先得名,诫相轻,且间一仿之,欲示兼长。其不喜钝丁,习也;不病次闲,时也。”吴是“不喜钝丁”,“不病次闲”,到了赵的笔下,变成“亟称次闲”,估计是转述观点环节上出了误解。其中,有个明显的矛盾是赵之谦在《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中先说清代徽宗篆刻自“巴胡既歾,薪火不灭, 赖有扬州吴让之”,再言“徽宗, 拙入者也”。那怎么会得出结论吴让之的篆刻“是厌拙之入而愿巧之出”者呢?颇令人费解。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前后,赵之谦刻了方白文自用印,印文为“会稽赵之谦字撝叔印”,侧款刻:“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 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这方印布白大疏大密,大开大合,“必求展势”,与吴让之的印风暗合,可见三十几岁的赵之谦喜欢姿态变化、婀娜刚健的印风。所以,对吴让之刻印的评价是“十年前曾见一二,为大叹服”。同治二年(一八六三) ,赵之谦还“介其友稼孙魏君转海来江苏”泰州拜访吴让之,求序治印。其钦佩之情,当是发自内心的。而此时的吴让之已入晚境,认为“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因此,当魏锡曾将赵之谦的印作持示吴让之时,吴毫不犹豫地论其印“以近汉官印者为然,而他皆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按孙过庭《书谱》言:“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六十五岁的吴让之处于“复归平正”阶段,而三十五岁的赵之谦正处于“务追险绝”时期,产生理解上的误会,也是正常的。辛丑春,郑力胜持示从坊间搜得的新见吴让之印存,准备影印出版。其艺术、文物价值,已有专文介绍,此不赘述。我借题申论如上,置于卷首,以为引言,不知妥帖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