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 | 宦情不如归兴 ——王闿运 “ 拈出知是 ” 集联欣赏
旅行
2024-10-25 08:37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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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的一生，可以用“ 少年入世，中年出世，老年玩世”来评价。 在王闿运身上，有太多的“标签”。个人被赋予标签通常有三种：一是他者所赐，二是自我设定，三是两者兼而有之。对于王闿运来说，属于第三种情况，而且偏向于自我设定。所谓他者所赐，比如晚清学者、湖湘大儒、曾氏幕僚等等。自我设定尤其多，最典型的可以举三个方面例子：一是有意和袁项城不对付；二是弟子众多，其中最特殊的有铜匠曾昭吉、木匠齐白石、铁匠张正旸，本质上是对某些人进行嘲讽，表达愤世嫉俗的心理；三是聚餐之际有时要带上老妈子，尤其是周妈成了“老妈子界”的一代传奇 ，用来恶心周围的人。凡此种种，不难看出王闿运时不时会显露纠结的心理，一方面要展现传统文人心性乃至自我心性，另一方面要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甚至有些另类。其实他的这种心理所引发的结果，非常清晰地反映在字形中。王闿运所作最多的是行楷书，字形紧凑，有些不免拘挛，“字为心画”，放在他身上，十分妥帖。 王闿运的这种心态，既是天生的，无疑也和当时的大环境分不开。晚清社会的剧变，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轨迹和人生体验，天崩地裂，几乎有两世为人的感受。相比同为湖湘学人的叶德辉和王先谦来说，王闿运可以说非常幸运。和当时很多知名的文化人物类似，王闿运并非单纯的书家，而是集文人、诗人和学人等于一身。严格来说，王的书法更偏向于学者字，所以风格谈不上潇洒流利。不过也不奇怪，因为王闿运常以“抄书”为业，乐此不疲，每日抄经三千字，从不间断， 与张宗祥有一拼。对于抄写的理解多半是“贬义”的，认为是一种“机械输出”，其实不然，抄写对于有深厚文化功底的人来说，会有濡染之功。与此同时，毫无疑问锻炼了基本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磨灭了性情。书法的特殊性在于，太生了不行，太熟了也不行，甚至于创作时书写内容的长短，都会影响个人的状态。 通常的一首七律或一首长令，自五十余字至一百多字左右，显然算不上长篇大论。况且，抄书和书稿、手札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书籍传播以正确、工稳和清晰为第一要务。 尽管如此，并不能改变王闿运进入专业书家行列的结论。首先，王闿运是名士，人生经历丰富，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毁誉参半的一生，导致他决意仕途、一身所学无处施展，寄情翰墨。 其次，学养深厚，无需赘言。再次，得力于抄书锤炼了扎实的基本功，耄年犹能作蝇头书。 最后，他对书法有基本的立场和鲜明的态度。前三个是必要条件，最后一个是充分条件。王闿运有临《道因法师碑》作品传世，说明他对湖湘书法传统脉络非常关注，在历代临小欧的系列作品中，不能说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末流的，可以看出他在书法上的才情。王闿运有书论传世，重视碑派笔法和篆隶笔意， 强调碑帖融通为书法的最高境界，认为“李北海书在近传王右军之上”。其实李书出自王字，强化欹斜取势的特征。尽管后世可能对王闿运的书论观点并不完全认同，各有评判，莫衷一是。但我相信一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哪怕是一家之言，说明他一定有过深思熟虑和个人感悟。 “拈出知是”联是写给“瀛石”的，即同乡程士鳌。上联“拈出退之山石句”出自元好问，下联“知是米家书画船”，改黄庭坚句而成。这是抄书之外，王闿运专门的书法创作状态的完美呈现，联意也是他人生状况和书写状态的真实写照。王闿运并非是一个单纯的专业书家，以文人为底色，以学人为旨归，既是业余，也是专业。韩愈的文名和米芾的书名，都是出类拔萃者。不独米芾有书画船，后世的赵孟頫和董其昌也有书画船。从本质上来说，不只是简单的交通工具，而是一种内心向往的生活方式。只有在充分“闲”的状态下，有思考和盘旋的时间，才能在创作上有超常发挥。对比当下的生活状态，高铁和飞机，可以做到朝发夕至，极度高效的背后，是思维空间不断被压缩，节奏呈现加速度，却没有了“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即便按照时下的要求来看，是联也做到了“形式和内容”的完美合一，读起来颇有感触和启发。王闿运平生留下了很多集古诗联，将文字游戏和笔墨游戏巧妙结合在一起。这实际上就是后人难以比肩的“含金量”。书家的原创性，不仅包含风格的独创性、唯一性，也包括内容的原创。诗文合璧，才是真正的原创，高明的原创。 从此联来看，王闿运的书法实践受到了苏轼、何绍基的影响，字形偏于扁沓，一方面是苏轼书法的烙印，另一方面则得力于“龙门二十品”之一的《马鸣寺碑》。《马鸣寺碑》重心偏下，有稚拙之感。以圆笔居多，无疑得益于何绍基，字里行间，碑派笔法十分明显，比如起笔的方切和收笔的重按及平推，转折处理中的提按使转，皆能一览无余。综合衡量，王闿运注重求拙而不屑弄巧，由此能够窥见其所持的重碑轻帖的理念。如果单纯从书法的角度来衡量，个性并不突出，但从人生经历和笔墨韵致所呈现的综合价值来看，在当时的书林，拥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