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经博物 一代文宗
——朱彝尊斋室名号摭谈
中国文人雅士不仅有“名”，而且在名之外还有字、号（斋室号）。他们喜欢用自己的日常居处所在，如房、舍、室、堂、斋、亭的名字，或抒发他们的志向和情趣的词语来作为本人的代称，即所谓“号”。所以说，斋室名号是他们或“咏叹”、或“寄托”、或“抒发”的极佳载体。本文所述的明末清初一代文宗朱彝尊的斋室名号也不例外。
朱彝尊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卒于清康熙四十八年 (1709）。字锡鬯，号竹垞。另有：竹垞老人、竹垞叟、竹垞居士、朱十、行十、金风亭、金风亭长、曝书亭、漫与、石楼、醧舫、潜采堂、娱老轩、古藤书屋、小长芦、小长芦叟、小长芦钓鱼师、南书房旧史、南书房旧讲官、七品官耳、布衣、茕独叟、野老、颐真、第一十六洞天武夷仙掌峰天游观道士、松风老人等斋室名号。
朱彝尊青少年时期，正处于明末清初兵荒马乱朝代更替的动荡之际。家道中落，家境困窘。青年时期怀揣复国之志，奔走于抗清复明活动。壮年时期，为了谋生，朱彝尊不得不抛妻别子。凭借着自己的博学才识，大部分时间游走于各地幕府间。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幕僚生活，其艰难自不言而喻。但同时也极大的丰富了他的阅历，并有机会结识了不少官僚和文人学士，名声渐隆，为他后来被清廷征“博学鸿词”创造了有利条件。朱彝尊在京为官前后十余年，可谓仕途坎坷。晚年回乡专注著述，《经义考》《曝书亭集》就在此期间完成。
朱彝尊早期落拓江湖，奔走四方，多以本名“彝尊”或本字“锡鬯”自题，如署“朱彝尊锡鬯”。自在王店镇购入“竹垞”及在出仕之后，其为文、书信、书法题跋常常以名、号组合，如“竹垞朱彝尊”等；或表明身份之号，如“布衣”“南书房旧史官”；或用双号加姓名组合，如“南书房旧史官小长芦朱彝尊”等。
本文试就朱彝尊的一些斋室名号作一背景梳理，分述如下：
朱彝尊曾祖父朱国祚（字兆隆，谥号文恪，明万历年间状元，官至户部尚书）生前曾为后辈定名、号各十六字，名有“大茂彝德丕振休声忠贞亮节奕叶俊英”，号为“君子峻行吉人慎辞端莊凝懿渊嘿冲夷”，以此代传。朱彝尊自然轮为“彝”字辈。“彝”泛指古代祭祀用的礼器统称。“尊”为盛酒的器具。一般而言，名由父母而起，而字往往是本人成年后自取。《礼记·典礼》有“男子二十冠而字”。 朱彝尊字为“锡鬯”。“锡”为金属元素， “鬯”为古代祭祀用的一种酒。不难发现“彝尊”与“锡鬯”均与祭祀用品相关。古人“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即所谓的“表字”。从中可以看出朱彝尊取字为“锡鬯”的用意。另外，在明清时期，嘉兴地区盛产锡器，可谓“嘉兴锡器誉天下”。朱彝尊的“锡鬯”是否也会受此影响？ 然而，为何从朱彝尊一辈起，未按其曾祖父所定的十六字取“号”呢？我们不得而知，存疑。 顺治六年（1649年），朱彝尊携家移居梅里（王店镇）。二十年后的康熙八年（1669年），41岁的朱彝尊自山东游历归来，长年的幕僚生涯，尽管很艰辛，但多少有了点积蓄。为儿子朱昆田结婚，“买宅于邻，宅西有竹”而称号为“竹垞”。 朱彝尊对竹十分喜爱。在他的《看竹图》记中提到“予性癖好竹，甲申后，避兵田舍，凡十余徙，必择有竹之地以居。……后买宅长水上，曰‘竹垞’”。正可谓达到了“无竹不居”的地步。“竹垞”是朱彝尊最常用，也是使用时间最久的号。我们从所见的“竹垞”不同印款中，可见其一斑。 作为明朝重臣的后裔，朱彝尊对明王朝的复灭，深感亡国之痛。所以在年轻时，无意于科举功名，故以“布衣”自居。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开设博学鸿词科，破格收罗天下贤隽奇才。已迈入天命之年的朱彝尊以举荐应试中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撰《明史》。年逾五十的朱彝尊与严绳孙等四人以“布衣”入选，人称 “四大布衣”。从此，卸下了“布衣”，踏上仕途。朱彝尊此举，与当时同为明之遗民的老乡吕留良拒应“鸿博”之征，后“拒仕为僧”成了鲜明对照。这是否是朱彝尊对以往“节操”的失守？亦或是对现实的无奈之举？耐人寻味。 顺治十二年（1655年），朱彝尊在《题柯山寺》末题有“布衣秀水朱彝尊书”。这是笔者所见朱彝尊以“布衣”为号的最早自署。 曝书亭筑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是朱彝尊结束在京为官，回王店四年后所建。也是在购置“竹垞”27年后所筑，作为晒书之处。朱彝尊在《著书砚铭》中标明了其位置：“北垞南，南垞北，中有曝书亭，空明无四壁”。那年夏天曝书亭落成后，朱彝尊常常邀四方名士前来畅聚、休憩。 朱彝尊对“曝书亭”之“号”，可谓情有独钟。刻有“曝书亭珍藏”“曝书亭经籍”两枚藏书印（见图）。晚年，朱彝尊将自己毕生心血创作的著述，亲自编篡而成为《曝书亭集》。用“曝书亭”冠名，可见“曝书亭”在朱彝尊心中的地位。遗憾的是，朱彝尊最终未能见到《曝书亭集》的面世，直至他去世五年后才得以刊刻竣工。 现传世以“曝书亭”命名的还有《曝书亭书目》一卷，收书2400余种；《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为朱彝尊考订金石的主要著作，收录题跋140篇；以及《曝书亭集外稿》《曝书亭词拾遗》《曝书亭删余词》等等。正是有了这些“曝书亭”，使得其声名远播，成为传世佳话。以致后人不仅将“曝书亭”作为朱彝尊的代号，而且还借指整个园林建筑。 朱彝尊去世后，曝书亭历经兴废。现存曝书亭为嘉庆元年（1796年）浙江学政阮元在旧址重建。 潜采堂现位于王店镇曝书亭内。建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与曝书亭同年建成，为朱彝尊藏书之处。“潜采”寓意为深藏图书、博采学问。此时，朱彝尊68岁，被罢官后居梅里（王店镇），遂潜心著书立说。 朱彝尊一生嗜书如命，有“拥书万卷不言贫”之说。所以当我们看到他因嗜书而被罢官，也就不足为奇了。朱彝尊在《书椟铭》有“归田之后，家无恒产，聚书三十椟”。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在短短的十余年中，其藏书从三万多卷骤增至八万多卷，可见建造书房是朱彝尊的当务之急。潜采堂建成后，朱彝尊将其藏书分为经、艺、史、志、子、集、类、说等八个门类，按类入藏。并见部分藏书目录《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竹垞行笈书目》。至今虽人去楼空，但仍能感受得到当年潜采堂的安静与书香。 朱彝尊曾为“潜采堂”刻有藏书印“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梅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 （见图）。后人同里张廷济对“梅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印，曾作诗赞美曰：“管领奇书八万卷，人间此印亦千秋”。 醧舫与曝书亭、潜采堂在朱彝尊晚年同时建成。在现潜采堂之西。醧舫是朱彝尊宴饮宾客、吟诗唱和的场所，三面临水置窗，推窗即可观荷莲、游鱼，犹如画舫。也是朱彝尊晚年招弟子及子孙读书、授业之处，今存。 娱老轩，今位于王店镇曝书亭醧舫之西，建造晚于曝书亭、潜采堂和醧舫。 娱老轩为朱彝尊晚年青灯黄卷、著书立说之处。朱彝尊曾有云：“盖将以娱吾老焉”，故名“娱老轩”。其晚年的《曝书亭集》编篡就在此完成。 康熙十三年（1674），当时朱彝尊游幕他乡，客居潞河（今北京市通州区） 而“言归未遂”，故作《鸳鸯湖棹歌》百首来排忧解愁，表达他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朱彝尊在《鸳鸯湖棹歌》其四十七中有“旧市茶寮总看场，金风亭子入春凉。俊游改作乌篷小，蔡十郎桥低不妨。”据朱彝尊自注云：“晏殊《类要》：嘉兴县有金风亭”。《浙江通志》“金风亭”条：“旧在嘉兴县西南二里”，现早已废圮。所以朱彝尊本人也未能见。 在朱彝尊的文献中，见有自署:“金风亭长彝尊识”及“金风亭长朱彝尊”。 《梅里志》卷二有“小长芦”条：“长水旧名。朱太史彝尊《城南杂咏》二十题中有小长芦，又自号小长芦钓鱼师”。 朱彝尊在《鸳鸯湖棹歌》其八十六中有“百里盐田相望白，至今人说小长芦” 。小长芦在何处？据蔡明笺注的《鸳鸯湖棹歌》（宁波出版社1999.1）注释中有：“小长芦在（嘉兴）市郊新塍镇徒门本觉寺南，即檇李亭”。 可以看出，无论是“小长芦”还是“金风亭”，朱彝尊均表露了一个在外游子咏怀古迹、托物抒情，对家乡的深深情怀。在朱彝尊暮年，“小长芦”其号还常常出现在他的题跋中。如《题董其昌书画合璧卷》中“小长芦朱彝尊识，时年八十”、《跋元丰九域志》中末署“小长芦八十一老人彝尊手识”。 据记载，朱彝尊从（堂）兄弟共有17位，因他排行第十，故称朱十。在杨谦所撰的《朱竹垞先生年谱》中有朱彝尊号“行十”。虽未说明出处，应与其排行相关。他的儿子朱昆田人称“小朱十”。 朱彝尊康熙初年（1661）携妻入京师，别无它物，仅带两大箱书籍。伺郎孙承泽不禁感慨道:“吾见客长安者，务攀援驰逐车尘蓬勃间。不废著述者，秀水朱十一人而已。”在朱彝尊的书法钤印中，我们也能见到“朱十”（如图）和“朱十彝尊锡鬯”（朱文）之印。 朱彝尊中博学鸿词科后，授翰林院检讨，其官职为“从七品”。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彝尊为编撰《瀛洲道古录》，违反禁令，私带抄手进入史馆抄书。后经人举报，遭弹劾丢了官职。之后，他愤然在其《书椟铭》写道：“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笨”，并刻有“七品官耳”印。可以看出，朱彝尊因“嗜书”而被罢七品官职并无后悔之意。 康熙二十年（1681），朱彝尊凭藉自己的广博学识、为人儒雅忠厚，由皇帝亲点充日讲官，召入南书房供奉。日讲官虽官职不大，但它是个随伺康熙皇帝左右、记录皇帝言行的官衔，声望和地位极高。这也是朱彝尊仕途上最为风光的官职。正是有了这段经历，朱彝尊归乡后，曾多次去无锡迎驾康熙的南巡，康熙还特赐 “研经博物”匾额。 康熙四十六年（1709）朱彝尊81岁，为临终之年，在《张氏医通序》中署“南书房旧史秀水朱彝尊”。又见《登州太守王公蓬莱阁记》中署“南书房旧史官秀水朱彝尊拜撰并书”。还见在其所作楹联“舒白豪相光，澍甘露法雨”中钤有 “南书房旧讲官”（白文）印。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朱彝尊对曾经十余年的京城官宦生涯还是很在意。尤其对于“充日讲官，召入南书房供奉”，颇为留恋。 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彝尊被劾谪官后，移居宣武门外的海柏寺街。朱彝尊居住的三间南房前，种植着两株紫藤，一株柽树。每当春夏之交，“柽叶绿如伞，藤花紫满檐”，故将其居住处取名为“古藤书屋”，并在此居住了四年整。后来成为了京城文人相聚的场所。在古藤书屋，朱彝尊完成了他著名的《日下旧闻录》四十卷。后经官方修篡，成为具有很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的一部北京地方志。康熙二十八年（1689），朱彝尊从古藤书屋移居槐市斜街，朱彝尊不无遗憾的感叹道“藤花又让别人看”了。 康熙二十九年（1690），时隔六年，朱彝尊终于等来了复官。然而两年后，康熙三十一年（1692），朱彝尊又一次被罢官。只得携眷归田回到王店。至此，结束了他在京城十四年的宦官沉浮，回到家乡专意著述。 朱彝尊有些所谓“号”并不常用，只是偶尔在一些文献署名、书法作品钤印或落款中见到。如“野老”之号，见于题《褚登善本拓本》跋末署有“小长芦八十野老彝尊”。又如“茕独叟”，朱彝尊当时感念子朱昆田英年早逝，而深感悲痛，因而以“茕独叟”自谓。此号见《曝书亭集》卷五十三《题亡儿书陶靖节文》末署“竹垞茕独叟”。有些为后人的记载中所涉及的号。如 “漫与”“石楼”。朱彝尊的五世孙朱墨林在《曝书亭集外稿序中》有：“先世藏手定稿《类稿》及《漫与》《石楼集》手录搞。”但这两个“号”，在朱彝尊的文献中，我们并未见署。又如朱彝尊《天游观万丰亭》诗，杨谦注云：“按：先生是时有终老之志，遂名颐真”。“颐真”之号也未见有记载。冀待专家考证释疑。 朱彝尊一生究竟有多少斋室名号，我们可能无法一一搜罗殆尽。但不难看出，他的所有斋室名号的产生，都与朱彝尊的人生履迹以及心路历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它不仅留下了时代和历史的印迹，而且还给后人留下了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