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于章草史，二十世纪的章草书最为缤纷独特、灿烂辉煌；置于文化史，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章草亦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成为汉字存续的关键“角色”。与历代章草的发展迥异，此期的章草艺术烙印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契机、责任、维度和“面相”。本文主要从这几方面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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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同璧 草书致通甫公使札近代书法史与民国书法史，是一个堪比浩瀚五千年古代史绝不逊色的极重要的所在。这五十年书法所经历的变迁，诚可谓“历千年未有之奇变”。它所遇到的很多历史疑问与时代挑战，都是几千年古代史所从未遇到的。仅仅用古代书法史的现成经验，根本无法解读、解释、解答这五十年所遇到的新问题。[1]该“新问题”在章草方面体现为：“面对社会的急速变革所带来的文化转型，民国时期的章草书该如何去捍卫传统文化；面临空前丰硕的相关资源时，如何合理利用碑版、刻帖、墨迹等多方面的材料；在文字的艺术功能与实用功能中，如何去平衡与发展等。”[2]二十世纪前半期是章草艺术激烈变革、拓展维度的阶段；后半期的章草书艺术在前半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卓有成就者基本成长于前半期，或深受前半期环境的影响，所以该说法适用于整个二十世纪的章草书。清末民初，社会屡遭变革，封建专制制度瓦解，故宫大量珍稀文物外流，加之简牍帛书等新资源的爆发式面世，整个古代一直秘藏或尘封的书法资源骤然汇聚于此时，盛况空前。又经西方先进的照相、印刷、出版技术广泛传播，二十世纪书家直接面对几千年的书法资源，其视野是之前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此外，西方文化强势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有些文人志士曾一度高呼“废除汉字”。在维护传统文化的强烈需求、文字改革的契机和书法自身“碑帖之争”的发展处境等因素影响下，章草书一跃成为兼具艺术和实用功能的“时代宠儿”。加之新文化运动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其民主、科学的开放思想促使人们以更为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古今的书法资源，从而探索出多种迥异常蹊的章草艺术风格并演绎至历史新高度。在拙作《民国中期京津地区章草书研究》一书中，对民国章草书兼具艺术功能和实用功能的现象作了一定程度地梳理和研究。虽然这种“兼具”现象主要出现在民国时期，但也是二十世纪章草书的特色之一。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强调“若欲复古，当写章草”[3]的观念，直接推动着二十世纪章草艺术的发展。《广艺舟双楫》的诞生有沈曾植的劝说之功，其中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清末康有为身边一些书家、学者的想法。“章草主力成员罗复堪、罗瘿公、梁启超等都是他的学生……此外，像郑诵先、卓定谋、林志钧等人，也曾不同程度地受到康有为碑学观的影响。而康有为的重要地位，也进一步加强了其挚友沈曾植章草书的影响力。”[4]其次女康同璧的随手信札中亦时露章草笔意，但此期章草艺术的发展动力并非都来源于书法内部。二十世纪实用章草书推行于汉字存亡的关键时刻。文字问题是爱国人士尤其是遗民们极为关注的问题，如沈曾植并非文字改革的主流人物，笔者也难以查到其参与文字改革的具体事迹，但其对此有着明确的立场。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沈曾植在写给丁立钧的书信中特意强调不能废除本国文字，其言：……万一果改学堂，犹望公为经学留一隅之地。总之断断不可习西文，断断不可延洋教习……将来学堂储备人才，期以任内政，非皆以任翻译也，何所为而废本国文字、强学他国文字乎？[5]这一坚守传统文化、维护本国文字的立场，比之后进一步提出用章草作为实用文字的章太炎要早七年。由此也可说明，从本国文字体系中寻找一种适合二十世纪文字发展的字体，是维护传统文化之辈的共识；以字字独立、笔画简省的章草作为实用字体，也是部分文字改革者的期待。一九〇八年，章太炎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呼吁：“欲使速于疏写，则人人当兼知章草。”[6]随后其学生钱玄同、刘复，门人卓定谋等积极响应。尤其是卓定谋与其挚友林志钧，曾于一九三〇年受聘担任北平研究院字体研究会的常务委员，他们大力搜集、整理、推广实用章草书，“于各体中选其笔画简单，辨识容易，书写灵便，又具有历史与美术之价值者，以供实用。由本会研究结果，咸认为‘章草’实与上开条件颇合。”[7]并编订《章草字典》《市民千字课》等；在高校、夜校及社会团体等处开展相关课程或讲座。与此同时，他们以自青榭的名义出版的八本章草相关著作中便有《用笔九法章草》（分为《章草与中国字体之改革》和《用笔九法是用科学方法写汉字》两册）以及章草字法和史料整理类的书。一九三〇年，钱玄同在为卓定谋《章草考》所作序言中也称：提倡章草有两个观点，一是要切用，不是要复古；一是求便写，不是求美观。[8]一九三四年，钱玄同在《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中列出了六种简体字取材方案，章草书便是其中之一。于右任也初选章草作为“标准草书”的底本，但因其“创造之业未竟，定型之质遽成”而将范围拓展至今草、狂草等。虽然实用章草书推广的时代和方式等都有局限，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不能抹去以实用章草为初衷进行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这在客观上夯实了章草艺术发展的基础，并大力推动其迅猛发展。关于二十世纪章草书的实用和艺术研究并非非此即彼，一些研究者二者兼备，“将身子保留在传统文化的艺术领域里，而一只脚迈入注重实用文字的普适性浪潮中。”[9]如常居北京的卓定谋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停云书画社举办书画展览，出版多本个人作品集和鬻章草书，在当时颇具影响力。从“废除汉字”观念转变为支持实用章草的钱玄同，也常将章草艺术留驻在笔下。在当时激烈的西化浪潮中，卓定谋等在简化字与书法艺术之间寻找着契合点，将传统精髓重新用一种简便的体系，渗入汉字简化的大潮流中，有着力挽狂澜的决心与勇气……虽然由于他们在认识上的一些失误，没能实现章草书实用的宏愿，但至少他们践行“经世致用”的方式扩大了章草书的影响，肯定了章草书的价值。从这一角度来评价，在章草书的历史长河中应该留有他们浓重的一笔。[10]此外，章草作为艺术和实用的基础，章草的字法、历史沿革等研究也是二十世纪章草成就的重点之一，其成果又反作用于章草艺术和实用两方面的发展，为此阶段实用和艺术密切交织、相互生发起着催化作用，代表者如李滨、王世镗、卓定谋、林志钧、罗振玉、王国维、钱玄同、王秋湄、高二适、王蘧常、于右任及其“标准草书”团队成员刘延涛等，分布于二十世纪各个阶段。虽然章草字法、历史沿革的考究非常复杂且至今定论不一，但研究者们倾注了大量心力，如卓定谋、刘延涛、王蘧常先后撰写《章草考》，可见难度一斑。二十世纪章草书的兴盛，是在时代契机、文化传承、文字改革和艺术发展需求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后世观念中，关于二十世纪章草书的“辉煌”是否是彼时的真实状态，还需多加探讨。沈曾植、王蘧常是公认的章草泰斗，后世研究者颇多，近年备受关注，但他们在二十世纪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影响与当下的认知并不一致。葛兆光在《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一文中明确表达出此类疑惑：为何被王国维奉若天人的沈氏，竟在后世并不曾享其应享之名？[11]沈曾植不仅没能在后世拥有“应享之名”，在他所处的时代也是如此，虽然“被王国维奉若天人”，弟子不少，但也并非如时下认知那般受万人追捧。因痴迷收藏沈曾植的书法，取斋号为“宝寐阁”的蔡晨笙在《记沈寐叟先生书法》中也说：“革鼎后，先生避地海上，始订润鬻书，甫数年，遽归道山，故楮墨流传较少，近则片纸只字，珍同理鉴矣。”[12]关于此点，笔者查阅了《申报》《东方杂志》《益世报》《民国日报》《国学论丛》等几十种自一八七三年至一九四八年间有代表性的报刊，除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沈氏相关文章、简讯发表火热一些（四十年代也主要载于龙榆生主编的《同声月刊》），其他时间传播力度有限，甚至不及其学生谢凤孙或一些二三流书家。这虽是因沈曾植视文艺为末事，并认为“士大夫，而为海上俗论转移，则失其所以为士也”[13]不愿广泛宣扬以获利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外界对其关注并非十分密切。章草泰斗的处境尚且如此，他者的情况可能也与我们的认知相去甚远。当然，也有章草书家在后世的影响力不及当时者，如被誉为“现代章草第一人”的罗复堪，启功也称誉道“当时习章草者共推罗复堪先生”，但时下已知之甚少；有着“南王北郑”“章草王”之誉，且于一九五六年在京城与张伯驹等人发起“北京书法研究社”，并任秘书长的郑诵先，也未能在后世延续已有的知名度，等等。研究者们往往将目光聚焦于每个时代的泰斗、巨匠，于把握时代的高度和特色而言，注重“掐尖”研究、剖析典范无可厚非，但综合上文所述，若后世只关注“峰尖”、经典个案，缺乏对二十世纪章草书“拉网式”的研究，则无法客观了解此期章草艺术的生态环境和立体架构，也就无从探寻二十世纪章草兴盛的真实原因和发展状态。若要客观且清晰地了解时代的整体面貌，对高峰之下，托起高峰的高原、平原、山沟、深谷等都要有所剖析。二十世纪章草书的“普及”现象也是其重要的时代特征之一。除了耳熟能详的沈曾植、王世镗、高二适、王蘧常等大家外，此期有一定章草成就者经笔者统计远超百位。这其中有于近年受到世人关注却研究不多者，如曾熙、李瑞清、喻长霖、叶尔恺、卓定谋、林志钧、余绍宋、梁启超、陈陶遗、钱玄同、罗复堪、章梫、谢凤孙、简经纶、王秋湄、王荣年、马一浮、胡小石、张继、郑诵先、沈从文、沙孟海、李苦禅、朱复戡、谢瑞阶等；有贡献卓著却基本被忽视者，如于右任“标准草书运动”的得力助手刘延涛，其担任《草书月刊》的主编及辅助编订《标准草书》，《草书月刊》中载有他的数篇文章，其背后默默为草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但因于右任的光环太闪耀，迄今为止研究刘延涛草书贡献的文章不多。“标准草书运动”团体具有较为庞大的规模，成员较多，但受到后世熟知者甚少。另有许多被后世关注较少的章草书写者，如任堇、魏建功、靳志、黄太玄、郑沅、黄七五、洪陆东、关春草、程明超、陈荆鸿、关友声、莫仲予等，还有一大批不以章草为能事，却对章草信手拈来的书画家、学者等，如汪康年、李叔同、康同璧、丰子恺、刘复、周肇祥、陈师曾、高时丰、溥儒、马公愚、张伯驹、王云五、方人定、刘采年、邓散木、黄宾虹、于省吾、蒋庭曜、谢玉岑、张默君、来楚生、吴玉如、周作人、徐生翁、夏承焘、徐无闻、张大千等。于一九一一年离世的汪康年的信札中，亦带有浓郁的章草笔意，较沈曾植要早。就连极少写章草作品的吴昌硕也时常在行草书作品中露出章草的波磔，与其他笔势相较，有些波磔并非惯势而为，而有特意表达对章草波磔的眷念之感，《多事为君联》如《金粟玉京联》（一九二三年）[14]（一九二二年）[15]等。上述诸家不论声名隐显，笔者都查到过相关作品和相关资料，只是多寡虚实有别；但另有一些章草书家，在彼时的报刊上也能查到一些线索，却难以找到更多与之相关的信息。如一九三五年五月七日在《申报》上刊载的《海上各大名家书画扇廉润》一则中列有：“沈繇章草，一元。”[16]与任司法官的宣南画社成员胡祥麟的篆书同价位，可见其在当时的声望，但笔者未能找到更多关于沈繇的章草资料。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申报》载《女子书画廉润》中列有“陈韞灵女士章草”[17]，其情况也是如此。彼时人认为的章草名家亦多有不同，如陈柱的《章草詹言》（一九四〇）及钱振锽的《近代章草书家评林》（一九四四）中都罗列了彼时代表性的章草书家，却差异较大。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章草高手较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章草书家风格各异，不易分辨优劣。此外，名列“江南三大儒”的钱振锽虽少写章草但能整理时人的章草成果并发表，可见彼时章草的兴盛。侯开嘉在《关于王蘧常章草书史定位的断想》一文中说：在民国期间，章草这种古老书体，一时风行起来，大凡善书者，都能写章草，而章草名家也辈出。[18]此语真实不虚。也只有在“普及”般的章草氛围之中，才能出现二十世纪章草这般成就。当然，并非说每位章草书写者、研究者都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旨在说明彼时的章草现象与后世认知有差距，研究者们需要有开拓之意。二十世纪的时代环境极为开放，章草书风格丰富程度远超以往任何时代。有着书法成体系以来几乎所有的主要资源，尤其是自汉代以降的数种经典章草碑帖真迹及其不同版本的拓本、简牍墨迹等。这一体量庞大、丰富多元的书法资源呈现在二十世纪书家学者面前时，有主动探索意识者较易发掘各自不同的取法对象和糅合演绎方式。何况是在书法碑帖融合的大环境中之时，如沙孟海在《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一九三〇）一文中所描述那般：近今所谓书家者流，天天摹习古碑。正式的碑刻，当时是先用毛笔书丹，然后镌刻的，拿来摹习，当然不碍。此外如六朝造像买地莂之类，犷率一路的东西，当时石工拿刀乱凿，他们还用柔软的羊毫一笔笔小心地去学它，无怪要弄得一场没结果。”[19]虽然沙孟海是从工具差异的角度来谈论的，但也道出了碑帖糅合的困境和突围的迫切性。此时书家对篆籀而下至新近出土的书法资源皆有涉猎，纷纷走上如沈曾植所说的“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颐”[20]的路径。二十世纪章草书风脉络发展并非是循序渐进的，除个别书家如谢凤孙、李苦禅等的章草书风，能被明显看出有沈氏的面貌；大多章草书家深受“相兼”“相杂”糅合方式的影响，演绎出各自的独特面貌。如曾熙、沈曾植、王世镗等在多件作品款字中直接阐述用《流沙坠简》的笔意书写《爨宝子碑》之类的糅合手法，彼时深受《爨宝子碑》影响的书家还有李瑞清、李叔同、丰子恺等。这些书家既是从《爨宝子碑》等碑版、简牍帛书、经典法帖的糅合中寻找自我，同时也是在构建新的时代面貌。王蘧常遵沈师嘱“勿走常蹊，必须觅前人穷绝之境而攀登之”，在其早年糅北碑笔势入章草的劲利瘦硬的面貌基础上，发展出以篆籀、古隶入章草的沉雄大气风格。高二适等在宋克章、今草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恣肆拓展，如在题自临《宋克书张怀瓘论用笔十法真迹》中言：四体书，宋仲温始为之，吾今又大昌其妙，此俟知之者。[21]这一时期的章草书呈现出极古又极新的取法跨度以及“相兼”“相杂”的糅合方式，虽然有刻意“嫁接”之感，但这也是此期章草资源异常丰厚、碑帖融合阶段的“面相”。二十世纪的章草艺术风格极为复杂多元，由于资源异常丰富，书家学者思想开放，人员流动性强，章草相关的师承、境遇等方面较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复杂，后世很难较为明确地概括其风格脉络。如余德泉在《章草大典》的前言中表示：“以其纯正程度，章草大致可以分为七个类型”[22]，如原始型、简章型、标准型、章今型、今章型、正章型、章篆型。这是从大的章草风格发展史角度进行划分的，不能完全适用于二十世纪章草风格特点，如未能体现出碑帖差异与融合方面的成就。侯开嘉曾将民国时期的章草书风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雄浑古拙，一类为典雅流美。”[23]笔者也尝试将民国中期京津地区的章草书风大致分为：“以章草刻帖与汉晋碑刻为基奠”“糅合宋克章草与汉晋碑刻风格”“衍化简牍章草与写经体面貌”三大类[24]等。这些关于彼时章草风格的分类，在不同时间、地域范围中有其合理性，但不能契合时代的特点，过于概括而有所遗漏或欠妥。《急就》是古隶章草，《月仪》是八分章草，右军父子则今隶今草也。《急就》止右波，《月仪》左方起处收处皆有作意。[25]沈曾植该说法并非专门就章草整体风格进行分类，但若是按古隶章草、八分章草两大类来区分二十世纪的章草风格也可适用，既有具体的风格指向和区分，又可以观照到二十世纪章草书以隶为基而辐射至篆籀、魏碑、今草等多样生长的大致属性。曾熙曾在对学生朱大可分析隶、分之别时说：改易篆体，归于整齐者，隶也。依据隶书，加以波磔者，分也。[26]古隶由篆演化而来，王蘧常以篆籀、古隶体势入章草，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并列单设一类，亦可笼统归于古隶章草类。此外如沈曾植以北碑入章草，高二适参杂今草之章草，乃至率意爽捷、意气风发、皆极尽波发之变态的，亦可归为八分章草之类。诚然，任何分类都有各自的标准，无法照顾到所有个例，但相对而言，沈曾植的这种分法更为契合二十世纪的章草特征。后世在讨论该阶段章草成就时，往往较多关注其他书体对章草书的影响，而不大强调章草书对其他书体和篆刻的影响，若要客观评价这一时期的成就，这种双向的影响便如硬币的两面，不可或缺。彼时的书家学者亦多是画家，也将绘画的元素融入章草，如黄宾虹将墨法和绘画笔法自然融入章草书写中；曾熙也曾表示在画中题跋用章草笔意作画等。章草对其他书体和篆刻的影响，如沈曾植等用《流沙坠简》的笔意书写《爨宝子碑》等魏碑，从而直接影响魏碑书风的发展；同时章草也被用于篆刻，如章草、篆刻兼善的简经纶、魏建功等常将章草用于印文和边款之中，尤其是魏建功的《天行山鬼印蜕魏建功印谱》中刊载着数枚以较为纯粹的章草入印的作品，从其规模和深入程度来看，并非只是文人书家的戏作。这些方面的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1]陈振濂.定义“民国书法”[J].中国书画，2016(12):124.[2][4][9][10][24]元国霞.民国中期京津地区章草书研究[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8:14,15-16,102,102-103,76-89.[3]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233.[5]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247.[6]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M]//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601.[7]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北平研究院概况[M].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1933:105-106.[8]钱玄同.章草考序[M]//钱玄同文字音韵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0.[11]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J].读书，1995(9):64.[12]蔡晨笙.记沈寐叟先生书法[N].申报，1944-2-4(3).[13]沈曾植.海日楼遗札——与谢复园[J].同声月刊，1945(4/3):49.[14][15]吴昌硕.吴昌硕全集：书法卷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33,292.[16]华商书局.海上各大名家书画扇廉润[N].申报，1935-5-7(9).[17]华商书局.女子书画廉润[N].申报，1935-1-31(18).[18][23]侯开嘉.关于王蘧常章草书史定位的断想[J].中国书法，2016(8):16,16.[19]沙孟海.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M]//沙孟海原著，朱关田选编.沙孟海论艺.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38.[20][25]沈曾植撰，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24,308.[21]纪如彬，吕华江.高二适先生年谱[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225.[22]余德泉，孟成英.章草大典[Z].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34.[26]王中秀，曾迎三.曾熙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