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随歌动
时光如梭，瞬间青春已逝，年华老去，夕阳虽好，已近黄昏，耄耋之年，执笔回忆，由于我没有文学底蕴，也没有那么多的闪光点，我只是凭记忆里的岁月在记录这个故事罢了。在北大荒垦区献出青春的一些工作，生活的片段。我在北大荒奋斗了十三年，曾在八五四农场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苦过、累过、哭过，在风里、雨里、泥里度过了不悔的青春，留下了垦荒者的足迹，854农场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今世魂牵梦萦的眷恋。
昔日的北大荒，现已建成北大仓，成为祖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过去的土坯房，现已变成砖瓦结构的高楼林立。我为自己能为建设北大荒垦区献出青春感到自豪与欣慰。
为此，我在有生之年特记叙在北大荒奋斗创业中的一些片段，留作年迈美好的回忆，也纪念知青支边五十六周年。
在迎中教学楼前与部分上海知青老师合影（王宝珍 梁丽玲 周兰娟 付庆生等）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记忆会渐渐模糊起来，但也总有一些如同定格的照片清晰难忘。就像有的歌总让人难以忘怀，他时常唤醒我们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渴盼“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心随歌动，偶尔的一句歌声，它掠过街景，如清溪般缓缓地流进耳朵，漫过心田，轻轻的覆盖了其他一切声响，于是，眼睛湿润起来，心田在旋律的敲打声中再次汹涌澎湃，让我在熟悉的旋律中再次打开记忆的闸门。
和迎中部分上海知青老师合影（王宝珍、梁丽玲、周兰娟、付庆生）
自从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废除了高考制度，就此十二年的辛苦付之东流，打破了学子报考大学的美梦，既然学校安排我们学工，学农，经过两年的“文革”劳动，在毛主席“六.一八”指示的召唤下，我毅然报名到北大荒军垦农场屯垦戍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告别家乡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一日，我告别父母，辞别繁华的上海，踏上北去的“知青列车”直奔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三团，于十四号下午抵达迎春，再接驳到团部广场。
下车后从上海来的绝大部分知青都被老连队派来的“铁牛”接走，唯独留下我们十二位知青“无人认领”。我们有十位高中生：夏宁、朱爱文、郑武军、李亦斌、张国兴、黄国君、汤继红、陆映霞、金文忠和我，还有两位初中生：王其新、晏美英。当晚，我们被安排在团部招待所的通铺上过夜。第二天，我们才取到行李，被接送到十五队（后改为二十连）暂住。事后才知道我们十二个人是为八五四农场改编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三团，要开发的第一个新建连队十六连而预留的人员。我们在十五队逗留了一周左右，男生把每包二百斤左右的大豆运到富荣车站装车皮，女生在晒场装大豆，劳动一周后，由十五队派出的老铁道兵转业的老职工王洪宝为班长，我为副班长，以我们十二位上海知青为基础，再加上比我们早来北方两个月的北京知青：王静书和于秀清，以及在原十五队的两位鸡西青年：梁喜才、周长军组成一个班，作为新建十六连的先遣部队去建点。
建连
团部早已规划在迎春一富荣这条国防公路的三分之一处向东开了个口子，用推土机推出了一条约二公里长的简易路。所谓简易路，就是用推土机推开地表的草皮子后，露出的一条光秃秃，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土路。要建点，首先要筑好路，由此，我们真正开荒建连的工作拉开了帷幕。
每天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简易路两侧挖排水沟，要求是上宽1.5米，下0.5米，深1米左右，挖出的土堆到平坦的路基上稍微铺成弓形状。这一方面是为了修路，也是为了春夏防旱涝做准备。通过半个月左右的辛勤劳动，我们既挖了排水沟，又修好了路，接着就是准备在路的尽头，小树林的旁边搭帐篷建营房。
记得刚组队时，我们人住在十五队，每天从住地出发，步行一个小时左右，穿过齐胸高的草地到树林里伐木准备搭建帐篷。每次过草地、进树林伐木时，蚊子、小咬多如牛毛，直往人身上钻。头两天，我们每个人都被咬得“五海六肿”，有一次，我好奇，顺手拍了下手，难以想像手里竟有四十多只蚊子。后来托人从团部商店买来蚊帽（养蜂人用的）、手套和高帮球鞋。全副武装以后才进树林劳动，我们虽然头戴蚊帽、手套、扎紧裤管全副武装进入树林，手上、脚上但凡裸露的部位均被蚊子、小咬盯的密密麻麻，伤痕像佩戴着黑色的手链和脚链。中午有 十五队的同志赶着马车给我们送饭，由于路途颠簸无法带水，每次只有馒头和菜，每天只能靠自己带的水壶理的水维持一天，记得有一次吃的马肉，菜咸了点又多吃了点，大家吃后渴的难受，一只军用水壶里的水怎够大家喝，只好用饭盒盖到草垫子里泌水喝，泌出来的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盖子里尽是小虫，难免吃进几只虫子，但也奇怪，我们这些大城市里来的“小姐和小子”竟然喝了没事，于是不怕死的就干脆喝起草垫子里的水，以后就不愁没水喝了，就这样经过十多天的努力，好不容易搭起了男、女两只帐篷，我们班就此安营扎寨。
不久，场部派来了由马文才带领的基建班和我们一起抢建一栋过冬的砖瓦房。这时上级派来了原十队的刘明勤当我们的连长，原本来自十九队的张书月当副指导员，葛火生当机务副队长，鸡西青年张广泰当会计。十一月份我们又迎来了由原十队的邱兴发，李青年带队的上海第二批知青组成的两个班，后迎中毕业生、天津知青、哈尔滨知青陆续充实到十六队，至一九六八年底，十六队共有七十三人住进了第一栋自建砖瓦房。
第一栋房子
难忘除夕
除夕复除夕，除夕年年有，唯有一九六九年的除夕，令我终身难忘。那是我到兵团后度过的第一个除夕。那年的年夜饭，年味虽苦，情景再现，印象深刻，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我连是由农场转换成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三十三团后，组建的第一个以知青为主的刚成雏形的新建连队，各方面设施还未完备，所以，这次过年刘明勤连长为了让知青第一次远离父母独自在北大荒过年不孤独，而想方设法让知青高兴，除特地安排部分知青留守连队外，其余知青每人携带一斤大米（这是上级领导特批给知青过年的），分配到几位老职工在老连队的家里去过年。我和鲍健洁被分配到从十连调来的邱兴发家。下午连里派马车把我们和老职工一起送到十连。
当晚，我们参加了十连的“忆苦思甜”大会。
晚上集结号响起，我和鲍健洁一起跟随老邱一家到礼堂开会。到了礼堂一看，十连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场面好热闹。随后十连的指导员宣布开会。首先请老铁道兵讲述他们在朝鲜战场怎样趴冰卧雪，战天斗地，怎样与敌人战斗周旋，修建铁路、公路，保障部队供给线的畅通、安全的战斗故事。台下响起一片向老铁道兵学习致敬的口号。
之后又请一位童养媳出生的苦大仇深的大娘讲述她饱受欺压的苦难史，台下又响起一片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
随后在马灯晦暗的光线照耀下，有两位大嫂挨个每人发两个由野菜、豆渣捏成的湿漉漉的团子。我第一次看到和吃到这样的年夜饭，菜团虽苦涩难吃，但刚听完阶级斗争教育课，肚子确实也饿了，所以吃起来也不觉苦，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吃完了。最后观看文艺演出，大家在歌声、寒暄、问候中散去......由于老邱家孩子多没地方住，又把我和小鲍安排到独居大嫂家住宿。
过年
儿时总盼春节快来临，有烟花爆竹，能穿新衣服，更能吃到父母置办的年货。而一九六九年的春节对我来说是过了一个特殊年味的春节。自从走出校门踏上征程，远离父母来到边疆屯垦戍边，我还是第一次独自在外过年。
记得年初一的清晨，住家大嫂早起，在马灯黯淡的照明下，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剁馅、拌馅，揉面、擀皮、包饺子一气呵成。只见她两手一捏速度很快，一个个漂亮的饺子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只等下锅。我和小鲍呆看着她忙碌也帮不上忙插不上手。由于是第一次看人家包饺子挺好玩的，看着瞅着我们的手也痒痒的，跃跃欲试也想动手包几个。不经大嫂许可，我俩各自拿起他擀好的皮子，学着包饺子，这活看似简单，但捏不好要露馅，大嫂怕我们包的饺子捏不紧，下锅会露馅，所以赶紧阻止我们包，我俩也就不好意思再包了。只能站在炕桌旁，呆呆地地瞅着偷学包饺子的技能。现如今我会擀皮捏饺还是那年跟大嫂偷学的，但速度远比不上大嫂。
北方人逢年过节一般只吃两顿饭，尤其是冬天，因为一到下午三、四点钟天就黑了。
那天早晨八九点钟，老邱家大女儿来叫我俩去吃早饭。我们本以为早饭是吃饺子，谁知到家一看：饺子没有、包子没有、大米稀饭也没有，端出来的是邱大嫂亲自擀的面条上面加上辣酱。看到辣酱我就傻眼了。只见他家四个子女围坐在炕桌边吃得津津有味，而我端着碗站在门口看着面条，心里有些发怵，难以下肚。因为怕辣不敢吃，又不好明着说，只能皱着眉硬着头皮专挑不辣的面条慢慢吃。后来只剩辣的那一半实在吃不下去，就趁大家不注意，走到外面墙角偷偷地把剩下的面条倒进他家的泔水盆里赏给他家的鸭、鹅吃大餐。
吃完饭，小鲍兴高采烈地去找她的校友伙伴们聊天（她是上海第二批知青到北方的，当时分配在十连，后调到十六连），而我，因为又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举目无亲没地方串门玩去，想想还要在这里逗留几天，这时间怎么打发？思前想后还是回自己的连队去。好不容易熬到十点半左右，我毅然告别老邱家，独自一人徒步回来。那年代没有公交车，平时人们出行都是靠连里的人到团部办事、拉货时请他们捎一程。“铁牛”或马车，还有就是路上如遇到林业局的运输车经过，可以打招呼拦车搭便车。由于是大年初一，大家都在休假，路上没有过往的车，也没有行人可以结伴而行。只有我孤单一人在匆匆赶路，徒步走了约四、五个小时，在夜幕降临之前赶到了连队，一会儿天就完全黑了。留队的知青早已吃过晚饭，在马灯的映照下，他们三、五成群在嗑瓜子聊天。看到我回来了都很惊讶，马上围上来问长问短，见我还没吃晚饭，还催我快到伙房去吃饭，由于战友们做的都是些可口的家乡菜：糖醋排骨、油炸肉丸、麻花、白面馒头等佳肴，把我馋得不怕同伴们笑话，狼吞虎咽地大口吃起来，我真羡慕留队的同伴。刚吃完饭，团政委焦颖等首长坐着吉普车来我连慰问知青来了。首长对我们嘘寒问暖，温暖了知青的心，我一天的烦恼、旅途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经历了外乡度过的第一个春节，我想也许作为知青遇到这样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
抓粪记
随着连队建设日益壮大，不仅要开垦荒地扩大耕田面积，还要解决人员的吃住问题。
虽然在年前已从老连队调来各方面人才：炊事员、卫生员、木工、铁匠、拖拉机手、种菜的、养猪的等等，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老职工的家属还要搬来。我们不仅要挖排水沟、还要脱土坯盖家属房。以后的生活给养除了粮、油有团部统一供应外，其他的都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一九六九年的四月，北大荒的土地经过秋翻冬耕春垅，开始苏醒松软。先前男同胞到小树林里去割柳条，砍编筐用的小树杆经火烤弯后备用，经过司大爷的几天的辛苦劳作，编了十几只能提的土筐，女同志把发芽的土豆切成块，留作种子。由于蔬菜班还未成立，连里派我们班跟着司大爷去菜地种土豆。
曾记否，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劳动模范时传祥背大粪的故事，谁知否，我们上海知青在北大荒第一次参加的农田劳动竟是抓粪种土豆。
我们在铁道兵班长的带领下，来到黑黝黝疏松的，起好垅的处女地开始劳作。
由于是新建连队，缺乏劳动工具，只有铁锹和临时由司大爷编的柳条筐。班长分配我们拿铁锹的在地头从马车上铲粪装筐，另有两人提筐到地里。我们分工一人在前每隔二十公分左右用铲挖个浅坑，随后我们戴着自备的纱手套抓粪入坑，然后用脚轻推土把肥料覆盖住，接着放上一块土豆种，再用脚推上土把土豆种盖没，最后用脚轻踩一下，就这样反复劳作，直到把土豆种完。在抓粪施肥的过程中，感觉抓到没解冻的冰屎冰尿还好办，有时抓到一把湿漉漉软绵绵的屎感到“烫手”。无奈，一则我们没劳动工具，二则我们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再苦再累再脏也是应该的。我原想到兵团军垦能当一名拖拉机手多神气，谁知到了北大荒刨地铲土修路挖排水沟外，现在又用手抓粪种地，谁都不敢想象。太阳快落山时，我们终于把三十亩菜地种完。
驻守在珍宝岛的日子里
珍宝岛
一九六九年的三月九日，苏修在光天化日之下，利用中苏边界乌苏里江江面的冰还未融化，公然开着坦克越过边界，侵犯我神圣领土东北边陲珍宝岛，北大荒的三月，依然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我军先是缴获苏方的坦克，又在三岔河、乌苏里江等地击退了苏军多次边境袭扰，在这场边界保卫战中，许多年轻的边防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这个地区的形势变得异常紧张，在随后的日子里，中苏双方都剑拔骛张，随时都有在此交战的可能。
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沈阳军区要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了四个武装连，也就是值班分队。当年以十六连为基础，又从兄弟连队选调优秀人才到武装连补充兵源，成立了值班一连。我荣幸和于秀清、李亦斌、郑武军、晏美英一起被选到三十三团值班一连当战士。那是穿着军装，但没有领章帽徽的持枪战士。
八月盛夏，我们背着行李，打着步枪，从当时的十六连驻地出发，步行15km 左右到迎春火车站，乘车到了东方红终点站。然后转乘军用卡车到五岭洞驻地（驻地对面隔江相望就是苏修的伊曼城，晚上能看到那里闪烁的灯光）。之前已有先遣部队为我们搭好了帐篷，我们驻扎后，又平整了一块场地作为练兵场。
说起先遣部队，不由让我想起我们的战友——计伟昌烈士，一个十八岁的上海知青，他是一位机灵活泼的连部通讯员。随先遣部队上山伐木、搭帐篷、建营地，不幸被伐倒的大树砸中头部，经部队用直升飞机送医急救，无奈伤势过重而牺牲。他把宝贵的年青的生命留在了前线，留在了北大荒。现在他的骨灰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我们曾去悼念过他。想起他，不禁潸然泪下。
我们在前线的任务是打坑道、挖战壕、站岗放哨、军训：摸爬滚打，练习打靶，我们还实弹射击过。
男排主要是打坑道：打好炮眼放好炸药爆破完后，男排战友就开始在爆破的地方进行清查工作。我们女排的任务主要是：挖掘、清理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抵抗日军的战壕（由于年久，碎石、泥沙、枯枝落叶基本把战壕淹没）。晚上，我们抱着枪坐在帐篷里学习政治时事，同时学习俄语“珍宝岛是我国的领土，不容敌人侵犯，缴枪不杀“等口号。
间歇休息时，我们还会去观看正规部队的解放军战士用电钻挖坑道。有次，我们得到许可，怀着好奇心进坑道内参观里面的格局：这间是粮库，那间是武器库......有时山路上坦克驶过，我们还会注目观望。
有一阵子，战备特别紧张，上级命令我们白天休息，晚上待命，抱枪而坐，一直到戒备解除。记得有一次下半夜，大家在睡梦中被军号吹醒，部队紧急集合，搜山抓特务。在雪地里我们遵照连长的布置，深一脚浅一脚的漫山遍野的搜寻（其实黑灯瞎火的我们女同志心里也挺怕）。甚至有的同志不经意走到了中苏边界一小木河边防站（由解放军战士护送回来），直到天亮警报解除，我们才一无所获，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驻地，回到驻地，我们才知道，这只是一次军事演习，像这样的战地生活一直坚持到乌苏里江解冻才结束。
在珍宝岛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我们吃的是用冰雪融化后煮的大碴子，小碴子和馒头等。在前线，战备施工也很艰苦，十分危险，但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战备任务始终没有难倒我们，大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
站岗放哨
刚上山时，由于我们都是些血气方刚，但没有备战实战经验的年轻人。在那政治和战争气氛浓厚的日子里，晚上站岗放哨难免紧张害怕。虽说是男排的战士轮流站岗，但我们的心里也挺紧张。有一次半夜，只听一声枪响，子弹穿过帐篷射在树干上，把全连都惊动了，我们还以为有敌特偷袭呢？把大家都吓得不轻，再无睡意。第二天才知道，是站岗的哨兵错把起夜方便的人当做特务而开的枪，虽然是虚惊一场，但也暴露了我们战斗经验不足，紧张害怕的心理。假如那一枪打中了人，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纸的故事
一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张报纸能让人知天下大事，纸能服务于人类，但在特定的年代“红色风暴”的环境里，纸又能置人于死地。
一九六零年代的任何生活用品都是凭卡、凭券、凭票供应，而当年的北大荒，生活必需品更是奇缺。新建连队除了保障粮食供应外，一无所有。在山上能吃到用冰雪融化后煮的大碴子、蒸的馒头就不错了。除了战备，别无他想，而纸又是每人每日必须要用缺它不可的生活用品。当年女知青还有点储备（从老家带来的信纸和手纸），而男知青除了有点信纸外，别无他纸，有些人只想解决燃眉之急就行。由于用之随意，往往连部的报纸、简讯等都被挪用了，以致惹来麻烦。在“文革”期间，每张报纸头版的右上角都有毛主席像和语录，粗心的人撕了这块纸当手纸，就会大祸临头。但就有一个不识时务者，一个十八岁的上海知青吴根生，粗心地用了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自己发觉后还到连部去“自首”，结果下山后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监督劳动，脏活、累活、重活，从此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这个稚嫩憨厚的小青年身上。我们劳动还有休息的时候，可他没有。有一次我们午休时，就他一个人弯着腰，驮着二百来斤麻袋上屯，看他瘦弱的身影站在45°-60°角的跳板上，摇摇晃晃，艰难地向粮屯移动时，我们感到心酸，无奈，但谁也帮不了忙。秋收结束后，他就被移送到凤凰山劳改农场。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一九七八年，他才重获自由。释放返程回上海前夕，他特地到连队来和我们告别。看到他十年磨练成一个健壮的小伙时，我们都感到欣慰，也为他苦尽甘来而高兴，也祝他一路顺风，一生平安。
连队下山休整时，我们到小清河烈士陵园去祭拜，看到一排排的墓碑，一张张年轻战士的照片。那么多年轻的边防战士，为了捍卫祖国的领土不容敌人侵犯而牺牲在苏修的枪炮中，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心酸油然而生，不禁使我潸然泪下。
弃戎从教
乌苏里江化冻后，值班分队也就撤下山。我们值班一连仍回 16连基地休整，与职工们一起劳作。一九七零年一月份我和李亦斌同时被分配到三十三团第一中学（迎中）任教，从此走上了教育岗位。
在迎中教学楼前和吕校长、指导员和部分上海知青老师合影（王宝珍 梁丽玲 周兰娟 付庆生等）
随着十六连的不断壮大，职工子弟越来越多，团部计划在十六连成立中心校，后来办成小学“戴帽”从小学一年级办到初中二年级，初三把学生送到迎中去。由于工作需要，也由于新组建的十六连学校的急招，经团部研究决定，于一九七二年九月将我从迎中调到十六连学校充实教学队伍。后担任校长。
和十六连部分学生合影
次年我在十六连成了家，从此我和丈夫朱爱文（指导员）。为了北大荒的今天，一个为培养下一代辛勤耕耘，一个为经济建设艰苦奋斗，一直战斗在十六连。直到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底商调回故乡上海，从此结束了教育生涯。也结束了北大荒的生活。
丝巾的故事
丝巾是女同志喜欢打扮自己的一种装饰品。在北方对我们知青来说，是为了在劳动时防蚊子咬、小咬叮而围在头上做防护作用的。然而点缀不当，适得其反不说，反而还会招来意想不到的横祸。
一九六九年底，我们值班一连从前线撤下山，回到十六连驻地休整。由于十六连是新建连队，第一年的秋收果实，由于缺少人力和机械，所以虽已入冬，但千亩大豆还伫立在雪地里。我们回到驻地后，边训练边参加劳动。有一天，领导分配我和小金两人为一组，跟随从二十连调来支援收割的康拜因作业组干活。当天，康拜因机长让我俩蹲在康拜因的侧下方，张开麻袋，接下脚料。为了防灰尘，我不仅戴了军帽，还把围在脖子上的丝巾扎在头上，以防灰尘落进脖子里。这是一条以浅黑色为底色，以水泡眼白肚皮红尾巴的金鱼为图案的丝巾，已伴随我多次参加劳动。防灰、防蚊、防小咬，然而，这次却差点要了我的命。因为康拜因作业时会刮出一股风，我们蹲在车身下劳动，我的丝巾也会随之飘动，给人感觉是又凉快又挡灰尘。随着机器不停的转动，我稍不留神，丝巾被机器绞住了，眼看越搅越紧，我的脑袋也不由自主的往后仰，我下意识地拼命用手抓丝巾，想把它扯断却怎么也扯不断。同伴见状不知所措，眼看丝巾把脖子越勒越紧。正在我拼命挣扎的危急时刻，被站在康拜因机头边巡查的机长发现了险情，急忙关闸。康拜因停止了转动，我也终于扯断了丝巾，把自己解救出来，但脖子上却深深地留下了一条鲜红的烙印，鼓了出来，像红玛瑙项链一样挂在脖子上，火辣辣的疼。当时只顾自救也不觉得害怕，但等下班回连，经别人一说：“你脖子上怎么了？”我才觉得有点后怕。如果当时机长没发现险情不及时关闸，那后果无法想象......事情虽已过去五十余年，但我还是念念不忘我的救命恩人，要向那位机长—宋喜礼，说声谢谢！
作者简介：王宝珍 女 上海知青 1947年3月生人。1966年高中毕业于上海市建平中学。1968年8月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三团。到过十六连，值班一连，三十三团第一中学，十六连学校，先后当过农工、战士、教师。1981年12月底商调回沪，分配到上海市川沙县农业局工作，当过机关文书、工会主席，兼女职工委员会主席，川沙县女职工委员会委员，县档案局协会理事等职。1992年调到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直至退休。职称：农艺师、馆员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