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模式日益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政社合作不仅关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分配和互动方式，更是影响社会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实中政社合作的结果却常常偏离政策预期，不同地区的合作模式也呈现出较大差异。这背后隐藏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又该如何理解并优化这些合作模式？2024年7月发表在《公共管理学报》上的《政社合作模式的类型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基于适应性合作分析框架的多案例比较分析》一文，为我们揭示了政社合作模式的多样性和内在逻辑。本期对话佳作我们有幸邀请到朱侃老师与岳经纶老师担任访谈嘉宾，带我们了解研究背后的故事，一同探讨政社合作的奥秘。
嘉宾介绍
朱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应急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主持市级等项目多项，相关论文见诸《政治学研究》《公共管理学报》《中国农村观察》《中国土地科学》《上海行政学院学报》《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求实》等刊物，担任多家CSSCI期刊在内的外审专家。
岳经纶，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山大学逸仙杰出学者，入选国家高层次重大人才计划，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爱思唯尔公共管理高被引学者（2020，2021，2022，2023)；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政策、公共管理。论文见诸《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等刊物上。
文章导图
访谈实录
1、请您简要介绍发表于《公共管理学报》的《政社合作模式的类型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基于适应性合作分析框架的多案例比较分析》一文的主要内容。请问您是缘何关注到“政社合作模式”这一选题的？
感谢公共管理共同体的邀请。政社互动、社会治理都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也是当前政策所倡导的主要方向。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可以协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进而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当然，社会组织本身也是社会治理的对象。近些年来，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创新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各级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接纳程度也逐渐提高，政社合作已经成为经验世界政社互动和社会治理领域所观测到的主流形态。受这一背景的约束，我们在调研中看到更多的场景也更多是有关政社合作的，于是顺着政社合作的思路来剖析国家与社会关系。
2、您在文章中构建了适应性合作的分析框架，并以此来探讨政社合作模式的类型及其内在逻辑。请问这一分析框架是如何形成的？它对于理解当前政社关系有何新的贡献？
选题涉及方向层面，它要求选择新的角度和思维方式来认识事物，这个过程通常较为困难；而分析框架是具体的、技术层面的，更多是将选题予以操作化，这个过程要相对从容一些。我们主要思路的形成来自经验与现实的对照验证的过程。
首先，在观察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时，我们发现政府之所以采取不同合作模式，很多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与适应性治理理念非常契合。例如，在一般性的意外和事故的救援中，政府认为社会组织的介入会给自己添麻烦，带来不必要的负担，但又因各种因素不得不合作时，因此采取走形式的方式来与其合作，同时在合作中对社会组织颇为警惕，戒备心较强；而在危化品救援领域合作时，政府认为如果不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会影响自己的考核，因而能充分尊重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在合作中也对相关社会组织十分关照。这些现象与适应性治理中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情境非常相似。因此，我们选择从适应性治理视角来解读政社合作现象。
其次，奥斯特罗姆等人提出的适应性治理理论更多以治理理念形式存在，为了将分析具体化，本文进一步根据相关文献和经验观察确定了具体分析维度。适应性治理理论更多表现为治理理念，相关分析较为抽象。如果本文仅引用该理念容易陷入“似乎什么都解释了，但似乎什么都没有解释”状态。对此，在进一步阅读了相关文献之后，我们发现，部分文献强调应从组织系统和资源要素系统来分析适应性治理理论，而我们的经验观察则表明，任务显著性和靶向资源禀赋是理解组织和资源系统更为具体的抓手。于是，我们选择从这两个角度来进一步构建分析框架。
最后，在分析框架的逻辑推导过程中，我们主要通过把原有理论与现实经验对照的方式来论证变量间的逻辑关系。公共管理中有关科层任务与资源依赖对组织运行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多，这是本文推导变量间相互关系的重要依据。调研中所发现的新现象及现象背后的变量关系则是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分析框架重要支撑。在经验与现实反复对照、推敲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本文的分析框架。
3、文章中提出了“任务显著性”和“靶向资源禀赋”两个核心概念，您认为这两个概念是如何在政社合作模式的分类中发挥作用的？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
这里的任务显著性指的是政府对任务重要程度的认定，具体测量上主要是根据任务来源进行判定。该机制推导深受练宏《注意力竞争——基于参与观察与多案例的组织学分析》一文的启发，该文有关政府内部权威分布的观察极具思想性。我们在借鉴该文思想的基础上，认为根据任务来源，可将任务分为政治性、行政性和社会性任务。在我国治理情境中，对于政治性任务，因其发起者党委和政府办直接掌握下级政府的人事任免权，所以其任务显著性较高，下级会不遗余力地完成该类任务并获得较高的绩效。考虑到自身与参与该类合作的社会组织共容利益较大，政府会采取强激励和风险偏好的方式来提高社会组织行动绩效。对于行政性和社会性任务，其发起者通常为职能部门，且一般受公众诉求驱动，由于它们不掌握下级官员的人事任免权，任务显著性较低，下级政府更多秉持无过便是功的理念来追求一般绩效。考虑到自身与参与该类任务的社会组织共容利益较小，政府会采取弱激励和风险规避的方式来要求社会组织按部就班的完成任务。
4、本研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深入探讨了不同政社合作模式下的互动方式与内在逻辑。在实地调研和数据收集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克服这些挑战，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的？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遇到了下列挑战：（1）资源和时间的约束，调研容易陷入人海战术，很多时候为了访谈而访谈，接触不到关键人物和核心信息，影响了研究的进度。（2）调研数据的可靠性，很多时候数据只能收集一部分，使得故事很难完整；而且不同的访谈者对同一事件不仅在观点上，甚至在事实层面上也存在较大分歧，到底应该相信谁说的呢？（3）案例选择的多样性和代表性，曾一度怀疑案例能否全面反映各类合作模式，担心陷入偏差或者过度概括的误区。这些问题始终贯穿调研的全过程。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也是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对策。调研时间久了，我们发现，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社会组织，访谈执行层面人时更多听到的是抱怨，中层领导更多关注的是任务的进展、遇到的困难以及对策，而更高一层领导更多关注的是宏观愿景乃至战略等，而这与他们工作职责和业务范围紧密相关。在总结这一规律后，访谈时我们将更重心放在中层领导层面，这样能够更为快速的获取关键和核心信息，访谈效率也大大提高。为了解决信息不完整和信息间冲突的问题，我们主要通过拓展信息来源渠道来加以克服，主要是增加了第三方的访谈，同时还通过检索政务系统、政府官方网站乃至新闻报道等来补充相关信息，进而更好地补全缺失和识别信息真伪。至于案例选择的多样性和代表性问题，我们主要是通过明确案例选择标准来解决合作模式的覆盖问题。考虑到本文采取的是理论性抽样，因此只要案例能覆盖本文研究的类型即可。与此同时，我们也通过仔细权衡案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以确保它们能够代表研究问题的关键方面。
5、您在研究中发现，适应性合作会导致政社关系动态化并模糊政社边界。这一发现对于当前社会治理实践有何启示？我们应如何平衡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角色和关系？
适应性合作下的政社关系不再是静态的、清晰的，而是随着情境和任务的变化而动态调整且日益模糊的。从实践角度而言，其影响利弊参半，一方面，它能增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韧性，使地方政府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时，能够灵活应对各种挑战，并在这个过程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从这个角度而言地方政府是适应性治理的最大受益者；另一方面，适应性治理内在的实用主义逻辑有可能不利于社会组织的长远发展。因为政府对于社会组织过于灵活的手法不利于形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常规路径，也不利于政府对社会组织治理的法治化。因此，在肯定地方政府治理技术的同时，也要理性看待这种治理技术的潜在风险。
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的水平。回到政社互动的场景，可以发现，适应性合作其实是地方政府“无限责任”和“有限能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造成的。这种矛盾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选择性放权的方式“下放权力来换取能力”或者“收缩权力来规避风险”。换取能力和规避风险背后看似是地方政府灵活适应治理社会问题的能动之举，但实际上也是地方政府为逃避上级政府的追责的被动之策。未来社会领域改革中摒弃全能型政府理念，加强社会治理领域法治建设，严格规范地方政府权责的基础上，避免政府过多干预社会，实现政社间平衡发展。
6、案例分析与理论对话的紧密结合为读者提供了深刻的学习价值。对于希望学习如何撰写高质量案例分析文章的广大学子，您有哪些具体的建议或策略可以分享？
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在持续学习的过程中，没有充分的发言权。既然提及，这里就分享一下写作过程中的一些碎片化的、朴素的心得体会。
首先，要将研究重心放在案例本身，侧重从变量思维角度把故事本身梳理清楚。一方面，科学研究主要是对社会现象背后原因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要回归到故事本身，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这个过程中，应深度把握好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故事情节和结果，从而丰富研究素材，并为后续分析具备抓手。另一方面，通过变量思维来简化故事，初步提炼故事的背后的因果机制。现实世界是纷繁复杂的，而科学研究追求的是片面而深刻而非全面而肤浅的认知，这就要求我们从复杂的故事中提炼出关键变量，并从初步挖掘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才能化繁为简、化肤浅为深刻。总之，了解故事本身是案例分析的前提，而从变量思维角度解构故事是科学研究的开始。
其次，要加强案例背后理论文献的挖掘，学会用理论思考案例相关的问题。一方面，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进理论发展，而推进理论发展的前提是充分了解案例背后相关领域的理论文献。现象是永远无法穷尽的，因此我们研究不能停留在就现象分析现象的阶段，而应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样才能抽象出现象背后更具普遍规律性的知识，研究才更具解释力。这就要求我们广泛阅读案例相关的文献，把握案例背后的相关理论知识，从而更好找准科学研究的突破点。另一方面，理论化是对故事中变量的概念化以及过程机制的科学化。在前述变量思维和初步因果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明确案例中的哪些变量可以与已有文献中的学术概念对接，哪些概念可能前人没有提及而需要再度提炼和创新，哪些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案例中的因果关系，以及哪些理论需要修整才能更好地解释因果关系，这些内容构成用理论思考案例的过程，也是理论化的过程。总之，了解案例背后的相关研究文献，把握研究的进展，并用理论知识来概括案例中的变量关系，提炼相应因果机制，这是提升理论深度的重要过程。
访谈：张丽欢
编辑：张丽欢
制图：李奕嘉
审校：廖梓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