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管随笔 | 丁云龙：漫谈个人知识图谱

     一位通过论文答辩行将离校的博士问我：“老师，还有哪些书要读？”这位仁兄在读期间刻苦读书，阅遍能够找到的书。读书，肯定不会丢掉个人履历中“本人成分”一栏填写“学生”的本分。问题是，不算累积，把当下出版的需要阅读的书读完，几无可能。只好告之，先把所有书本放下。步入社会，开始工作，需要读的书是现实社会这本“大书”，对于经管学科而言，这本大书更加重要；对于工程技术学科来说，那些“卡脖子”的现实问题，更需要以“入世”的姿态面对。吸二手烟，吃剩饭，毕竟是不利于健康的。

     读书看似轻松，实则是一个不好说也说不好的题目，凡是读过书的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和见解，仁智各见。在此，结合个人工作、读书经历和经验，管窥一豹，说上“一二”，不见得说到“正点”上，“三四”留给读者诸君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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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目的很明确，面向学业，为备考而读书；面对职业需求，为赢得高收入而读书；面向兴趣，为增加个人知识而读书；面向远大抱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些目的自然都有合理性，无需赘言。

     学业、职业都需要积累知识。没有知识，远大抱负只是梦想。读书本身是最终的目的吗？显然不是。读书只是学习的一种途径，学习是增加知识的手段。从个人才干和成就往回看，知识是必需品，但不是学习的目标和目的。读书目的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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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却难为一瓢之饮。做一碗豆浆不需要多少书本上的知识，需要的是操作能力。知识和能力是历久弥新的一对范畴。个人拥有知识再多，没有转化成为能力，那些知识是静态的备而无用的知识。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认为，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一定有价值，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有使用价值，二者既统一，又不相同。知识是有价值的（Valuable），也就是说，负载价值的知识只能通过使用（To be used)，才能够体现价值。“用”是知识向能力转化的关键环节。不仅如此，还要善用、好用，方便使用，上述的英文短语还要加上一个词：Easily，即Easily to be used。

     从内涵上看，知识是语言层面的，是按照一定需要对信息进行编码得到的规则；能力是行为层面的，在“干”中知道如何去做。知识和能力是两码事，如果说二者有关联，能力可以看作是使用知识的知识（经验形态的），但不能用知识覆盖能力。很多时候，把一件事做好根本就找不到知识或者理论上的依据，也找不到能力与知识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那些动手能力很强，善于做事的人不见得受过学历学位教育。

     使用知识的知识是决定知识价值的重要部分。事实上，改变认知结构的知识，就是能力的主要构成。通过使用，完成知识向能力的转化，而不是线性地叠加知识，这是学习过程中有意识的明智之举。在使用中推动知识增值，这才是读书的目的。凭借使用，尤其是增加使用知识的知识，几乎是知识转化为能力的唯一途径，转化得越多越有价值。这个转化环节是如何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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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哲学家康德对知识的先验特征给予明确说明：“我把一切不是研究对象，而是一般地研究我们对于对象的认识方式——就这种方式是先天地可能的而言——的知识称为先验的。[1]”这种撇开客观实在的说法，不管是主观唯心之论，还是客观唯心之谈，无法否定的是，人的意识里面确实存在着某种与知识有关的结构。这个结构不是出生就存在，还是后天形成的。

     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力图通过儿童后天的活动探讨认知结构的发生和发展。他指出，认知结构既不是形成于物理客体之中，也不是先验地存在于主体自身中，知识的获得是建构主义的。皮亚杰的建构主义认知理论有数学、逻辑学和生物学基础，同时通过一些科学实验加以佐证，可信。以绝大多数人的观察为鉴，认知结构是后天形成的，并且是建构性的，这个结论更加符合常识。也就是说，人出生伊始，通过学习，逐步建立一套以知识为基础的认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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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识（Knowledge）和认知（Knowing）的关系来说，知识是认知的结果，知识结构自然而然就是认知结构的隐射，用图表示知识结构就有了知识图谱。

     认知结构存在吗？

     多年读书经验让我确信，认知结构一定存在。只不过，认知结构的改变，个人可能没有感觉。这是一个静悄悄的，如同春雨润物，一俟感觉到了，万物不可抑制地疯长。读的那些书，积攒的那些知识一定存放在了某一个地方，用的时候会自动涌出。把读的书放在个人意识中的某个位置，形象一点说，在意识中有一个类似中药材货柜的壁龛，还有一套自由存取机制，习得的知识被投掷其中，用的时候自动调取。无意识地存取，才能方便使用。由此可见，通过读书给知识建立一张图谱，就像是贴上标签的一组中药柜。

     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管理学者用Technology Mapping一词描述技术构型。工程领域把这个词组译成工艺映射，含义是“将逻辑图或网表转化为可以用工艺实现的新图或图表的过程”，管理学导入这个概念用以表达“技术发展的样式”。伴随着脑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神经网络研究的深入，如何表达思维结构便成为一个不得不解决的科学问题。

     学术界开始用思维导图表达思维结构。简单地看，思维的最终结果是知识，于是有人提出知识图谱这个概念来映射思维结构。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是一种用“图模型”建模，揭示万物关联关系的技术方法。知识图谱由节点和边组成，节点可以是实体，边可以是实体的属性，比如物理或者化学性质，或者是实体之间的关系，比如同学、战友、同事等关系。

     知识图谱表达的是知识块（节点）的属性，以及知识块之间的关系。知识图谱中负载的知识与信息不同，信息可以无序存在，知识要通过关联实现整合。整合属性是知识图谱重要的特征，纳入新知识通过整合得以实现，不被整合的知识，不会在大脑里面留存。整合之外，节点上的知识块通过链接其他知识块，知识图谱得以延展、分岔，从而实现知识图谱的进化。

     知识图谱与知识转化有什么关系呢？知识图谱是知识转化的操作平台。有了这张图，完成知识转化便有了基础，简便而易行，“用”才是一种自觉行为。

     读书增加知识储备，就像往蓄水池里注水，可能没用，但必须要加注，还要更新，一但有需要，汲取即用。知识在使用中完成转化，在个人思维中完成转化，变成可资使用的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的不是一个人拥有知识的量的简单增长，而是每次增加的知识就像加注的水冲刷河床，扩展了河床的宽度和深度。改变认知结构，才有可能扩展知识图谱，才有可能容纳更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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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经合组织发布一份报告，首倡“知识经济”这个概念（Knowledge-based Economy），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OECD这份报告进而把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知识形态分成四个大类，即事实知识（Know-what）、归因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和人力知识（Know-who）。

     其实，在OECD这份报告之前，匈裔英籍科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曾提出，相对于传统认识论所依托的可明确表述的（Explicit）逻辑理性，人的认知中还活跃着另一种与认知个体活动无法分离、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隐性认知功能，而这种意会认知却正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和内在本质[2]。即，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在所有知识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波兰尼把知识两分，看起来比OECD的四分更加明确。

     OECD推测，能够编码的明晰表达的知识，即写成文字的知识只占知识总量的很少一部分，冰山一角，大量隐性知识难以诉诸于文字。隐性知识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由此可以回答为什么建议那位博士毕业的仁兄放下书本，到工作中锤炼。俗话说“实践出真知”，这些真知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隐性知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包括上文提到的“能力是使用知识的知识”也属于隐性知识。有人问过我，这种使用知识的知识究竟是什么，本人确实不知道，只好搪塞：道可道非常道。与其关注使用知识的知识，还不如掌握“如何使用知识”。

     从用向上看，知识主要用于探索各种实在，包括物理实在和社会实在，之所以存在的缘由。即，在因果关系推断中引入知识作为援手，需要认识存在的背景，存在的原因和依据，以及某种存在可能引发的新问题。不同问题需要不同领域的知识。这些知识远不是用的时候拿过来就可以用，是需要储备的。更何况，如何使用这些知识还需要转化，从经验直觉走向理性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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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文至此，恰逢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John J. Hopfield和Geoffrey E. Hinton，以表彰他们“为利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机器学习做出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一时间，圈内有异见者发声“物理学奖发给了AI？”

     显然，诺奖标志着明晰知识在增长，其中的增长方式需要讨论。不可否认，当代科学技术是学术分工的产物，但另外一种趋势同样鹊起，学科交叉。太多的成果都是通过交叉产生的，毕竟学术分工致使单一学科几乎走到了极限。采取“多边主义”策略，扩展知识图谱，“节外生枝”。知识图谱类似于圣殿中的佛龛，每一尊神都在成长，都可能突破壁龛，必须加大佛龛，或者让“因果”溢出，生成新的实在。这种将知识图谱“立体化”的策略，可以看作是知识图谱的进化机制，即“分工-交叉-再分工”。只不过这种进化机制是在知识使用中实现的，尤其是隐性知识推动知识图谱进化，符合生物学的“用进废退定律”。

     同样，一个组织也有自己的知识图谱。最近，看到了一些高校在裁撤并新增一些学科，意味着大学有意无意之间在进化自己的知识图谱，“用进废退定律”同样在起作用。在本质上，用进废退进化机制，对大学知识图谱来说，是基于市场机制的一种进步方式。没人来读书的学科，退出或者暂时退出，因需而兴，无需则隐。但是，有一些学科无论有没有市场需求，都需要供养，数学、理论物理、生物学等，看似无用，实则离开了这些学科，应用类学科会变成枯树。毕竟一个学术组织的知识图谱需要基础，有基础才有平台，有平台才有发展。

     没有数学物理，AI何在？依托模型化，数学提供算法；依托设施，物理提供手段。

     就个人知识图谱而言，其来源无外乎两个，一个是读书，另一个是实践。实践所产生的真知，往往都是隐性知识，可意会不可言传。用脚获取的知识不比用眼睛得到的少，甚至负荷的价值更大。尤其是那些经验性的知识大都是“干中学”来的。年轻的时候，学历学位教育是获取知识的快捷手段，读书也是一种“干”；及长，经验性知识比重越来越大。

     人获得知识不止读书一途，做事同样能够获得丰富的实践知识。这就是曾国藩先生所说的“在事上磨”。通过痛苦的体会，或者体验痛苦，改变认知结构，进而延展知识图谱。这就是日常所说的要读“无字书”，无字书看似没有章法，无从读起，事实上，人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读无字书，只不过我们不自知而已。无字书就是人生路上需要翻越的一堵一堵墙，过不去就“歇菜”了，被“事”磨没了。面对任何一堵墙都要有一次撞击，过去了，认知结构肯定有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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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人都知道，读书有精读与泛读之分，也有研读与浏览之别。

     眼下电子媒介盛行，各种消息和文本（文字、图片、短视频、语音等）令人目不暇接，这是对传统纸媒介的颠覆，不只是颠覆知识来源，还颠覆了读书人的信息获取量。大量冗余信息充满眼中，令人浑浑噩噩，难辨是非。这些是信息不是知识，所谓的阅读只是浏览，看过即忘，并未入脑。信息本身价值不大，更何况在冗余中寻找“好货色”需要付出不菲的代价。没价值的东西可以直接放弃，有价值的需要精读。

     精读作为一种阅读方式，大家并不陌生，中小学的课本就是精读对象。只不过这种精读在特定阶段是为了应试，没有来得及咀嚼这种阅读方式。中国古代读书人有一条读书经验：朝读经，暮读史。晨起读经，遍读遍诵，朗朗读书声，自然是一种境界；暮鼓灯下，英雄人物荟聚窗前，纵横捭阖之间樯橹灰飞烟灭，叹古往今来，胸盈豪气，志在天下！

     古人用“句读[3]”方式读经，就是精读。今人有夏鹏者，用“句读”方式领读英文版林语堂先生写的《苏东坡传》，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以及威尔·杜兰特写的《哲学的故事》等名篇[4]。

     夏鹏借用“句读”一词，实际上是句读（du，二声）。用夏鹏的话说，他领读的不是英语，而是英文。确实，在文本给出的语境中，通过解析每一个句子，理解字词的含义，尤其是一些熟词往往有僻意，只能在句子之中、段落之上读出含义来。尤其是，读出字词句子背后的含意，即弦外之音，这是读书的至高境界！

     “听话听音”，读书取精。当然，有人说“读无用的书，做有用的事”，有一定道理。不读无用的书，如何知道哪本书有用？我们在这里主张的是，精读精品，建构一张精致的，具有个人特色的知识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