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子承父业何以发生？为什么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家更有地位感和安全感进而更愿意让孩子继承家业？政治联系能否同样实现代际传承？2024年9月在《公共管理评论》上发表的《在庙堂与江湖之间: 政治联系如何影响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一文，基于我国大规模的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发现政治联系作为企业与政府间的重要纽带，是企业传承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政治联系显著改善了企业主的地位感知和安全感知,也助力企业获得战略性的经济资源,进而提高企业主传承的意愿。
本期对话佳作我们有幸邀请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黄杰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杨景朝作为访谈嘉宾，带我们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视角揭示中国政商关系隐秘的一面。
嘉宾介绍
黄杰，现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特聘研究员。香港大学政治学博士(2018)，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2016-2017)。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当代中国商业政治、比较发展中国家政治及社会科学方法论，其研究成果主要发表于《政治学研究》、《青年研究》、The China Review等中英文学术期刊。
杨景朝，通信作者，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文章导图
访谈实录
1、在田野观察与理论启发中发现问题
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政治联系在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都差不多进入了退休的阶段，自然需要考虑代际传承的问题。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因为这是工商管理领域过去十年间相当热门的话题，他们从各个角度都去做了一些分析，但是大体上还是一些传统的偏工商管理的视角，比方说从企业家的个人特质、从企业的特质等角度去看。我们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创新点就是试图从政企关系视角去分析代际传承。我们的研究发现，政治联系在代际传承的过程中深刻影响了企业家的地位感知、安全感知以及资源获取，而这些最终都会反映到他们的传承意愿上。
这篇论文的诞生契机主要还是源于长期的田野观察。因为我从博士阶段开始做的研究就是关于中国的二代企业家，以及这些年轻的二代企业家们与政府交往模式的变化。从2016年到现在，我比较深入地访谈了超过100位的民营企业家。尽管做完博士论文后就没有开展太正式的访谈了，但我这些年来在和企业家接触的过程中观察到，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其代际传承似乎更加顺利。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表面的观察了，因为背后有很多的干扰因素，但这种观察也是驱使我做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我就是想要用这个数据来证明一下，这个现象是不是真的成立？
田野的观察还需要跟理论相结合，就像刚才讲的，长期以来工商管理领域有企业代际传承研究的传统。新近的一些研究，也有走出工商管理研究范式的趋势。比方说浙江财经的胡旭阳老师，上海财经的吴一平老师，他们也观察到过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比如家族内部政治联系的传承。若父代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子代也更有可能担任这些职位。我本人在之前也做过一项类似的研究，发现相比于白手起家的非二代企业家，二代企业家更有可能获得政治联系。所以这些都是做这项研究以前的一些理论上的思考。田野的观察与理论的思考合流，最后就有了这样一项研究。
2、民企二代愿意“子承父业”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过去十几年，社会舆论和大众媒体的普遍论调都认为富二代可能不愿意接班。虽然这些新闻报道的结论可能仅仅是通过便利抽样得出的，存在样本偏差，但地方政府也一度很担心民企二代接班的问题。
这些担心的理由其实也是成立的。这和我国过去的经济成长历程有关，我们早期发展起来的这些产业基本都是低端的加工业、制造业，起步的利润很低，创业很苦很累，父辈企业家往往都是以厂为家、筚路蓝缕。但二代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都不一样了，他们觉得父辈的经商生活又苦又累，所以不愿意接班。
这个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就我这些年来追踪式的田野经验来看，绝大部分的民企二代最后还是接班了的。这在我看来是民企二代一种成长的烦恼吧，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叛逆的阶段，特别是很多有海外背景的二代，因为长期在海外生活，可能还不太适应中国的政商环境。但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最后他们大部分还是继承了家业。可能是因为他们最后发现，父辈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他们在这个平台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如果抛开父辈的成果想要平地再创成功是很难的。
那么没有接班的小部分民企二代去哪了呢？我曾经有一篇文章尝试探讨这个现象，有意思的发现是：没有接班的民企二代大部分都进入了体制内工作，而他们的父母很多本身就是从体制内转出的。这跟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背景有关，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经济改革深化，大量的公务员下海经商。因为这些企业家是从体制内下海的，所以他们更倾向于让子代回到体制内，我把这种现象称为“被中断的体制化”。这背后有两方面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短期的，让子代进入体制内接受训练，积累社会关系网络，但最后还是回去继承家业；另一种可能性是长期的，即彻底放弃了家族企业，正如刚才说的经营企业又苦又累，而他们觉得积累的财富已经足够了，所以他们更向往过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
3、政治联系何以传承？政治联系传承的可能影响？
代际传承过程中最简单的其实是物理财富的传承。比如我账上有一个亿，我把余额划给我的子女可能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但最难的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传承，这不仅包括社会关系、社会资本，也包含和政府之间的联系。这些社会网络在中国独特的政商环境中对企业家的成功很重要，但是要真正传承这个社会网络是极难的。因为社会网络是高度依附于个人的，这种网络的形成与个人魅力、才能和经历是息息相关的。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网络要传承给子代是非常难的，受到子代性格、能力的影响。对方能跟父辈相处得很好，不代表对方也能和子代处得来。但企业家是很聪明的，他们很早就有意识的把子代带入自己的圈子玩儿。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治联系传承的主动权其实既不在于父代，也不在于子代，而是在于政府。换言之，子代能否获得政府的认可是政治联系能否传承的关键所在。
至于说政治关系网络的传承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环境产生哪些影响？我认为应该客观地看到其两面性。一方面，它是有利的，过去中国经济奇迹离不开紧密的政企关系网络，而要维持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发展关系，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治联系能否实现稳定的代际传承。如果说一个从海外归来的民企二代完全拒斥这种网络，不与地方政府合作，甚至是和地方政府相对抗，那么我想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也的确存在利益固化的风险。民企二代继承发展家族政治关系网络，特别是还有一些腐败的关系，这都有可能进一步固化了政企之间的利益捆绑。因此，为了促进社会公平，避免阶层固化，政府应给予其他非二代青年企业家更多政策上的支持，为他们提供更多制度化的渠道来反映其意见和诉求，让他们也有机会实现商业成功和政治参与的理想，促进整个青年企业家群体健康均衡发展。
4、中国政商关系的独特性及国际可比较性
有很多概念去形容中国的政商关系，比如政企之间不对称的共生发展、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式发展，他们的本质都是强调了两点，一个是政府很重要，另一个是政企之间是合作的关系。
前几年，郑永年老师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专著《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这本书视野宏大，让我觉得非常有启发性的是其中的一组重要概念：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和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Market in State指市场是受国家规制的，和我们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企业受政府规制的前提下与政府共生发展。State in Market就是市场国家，典型的像欧洲早发国家，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塑造出来的。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和维持State和Market之间良性的平衡？既要有强大的政府能力，也要有充分的市场活力。
从国际视野来看，政府主导下的政企合作式发展关系也不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后发国家中普遍存在这一现象，比方说日本、韩国这些东亚的发展型国家。但我们有自己的独特性，那就是社会主义传统进一步加强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因此不可能有资本俘获国家的情况出现。之前提到的政治联系传承过程中的主导权在于政府同样也体现了这一点。如果进行国际比较的话，我认为中国和越南之间可能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最大相似案例研究，因为中越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后都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出现，如果能发现一些差别的话还是挺有意思的。
5、政商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大有可为
首先我觉得政商关系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涉足的。传统的政商关系研究基本都是基于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当然，我们的研究也受到这些研究的启发，从政治学、公共管理视角去分析的比较少。长期以来似乎有一种误解，认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天然应该从企业的角度入手。但政商关系是双向的，除了企业，还需要从政府的角度去完整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就有巨大的研究空间。
另外，政商关系领域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现象和议题。比如我们最近研究的企业传承过程中慈善捐赠的问题，就发现民营企业在传承过程中会加大慈善捐赠的力度，为什么呢？因为二代接班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可，而慈善捐赠可以为二代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也就是说，慈善捐赠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行动策略，不仅社会和政府能从中受益，民企二代也获得了接班的社会合法性。
类似这样有意思的现象还有很多，有待大家去发掘。我个人的建议就像一开始说的，一方面既要有深入的田野观察，这是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现状的最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也要有理论的思考，可以和不同学科的经典研究、前沿研究进行对话。除了田野和理论的双轮驱动以外，我个人认为在跨学科研究中需要强调以问题为导向，不要让学科限制了你的思考。中国政治经济中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很难单纯的判断其属于哪个学科。比如我们这篇论文，用全国性的数据去验证了政治联系与民营企业传承的关系，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这篇文章是典型的公共管理研究，也很难说是典型的政治学研究。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公共管理评论》，它对我们所做的跨学科研究非常包容。总而言之，我的建议是应该以现实的问题作为导向，然后再去做田野和理论的工作，不要让学科限制了你的思考和创造力。
访谈：廖梓霖、杨书帆
编辑：廖梓霖
制图：冯东昉
审校：廖梓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