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编译简介
编者按
本期海外栏目带来2024年4月发表在Policy Studies Journal 上的文章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policies: Insights for policy feedback theory from a qualitative study on homelessness。政策反馈理论近年来引起中外学者关注，PSJ曾推出专刊。该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118名无家可归者、服务提供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跨国别深度访谈，论证了一项或多项政策中，不同的政策设计特征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不同于定量研究的微观、生动视角，该研究的设计与是结论对于理解政策反馈理论的作用机理具有补充意义。
文章简介
文章标题：《政策的互动效应：从无家可归问题的定性研究看政策反馈理论》（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policies: Insights for policy feedback theory from a qualitative study on homelessness）
来源期刊：Policy Studies Journal
发表时间：2024年4月
作者简介：Anna Kopec，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不平等、比较公共政策、政策设计与政治参与。
本期编译：
罗悦心（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
高光涵（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
编译速览
01 引言
现有的政策反馈研究考虑了政策对政治参与的复杂影响，了解政策的不同设计特征如何相互作用，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复杂影响。该文探讨了政策反馈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政策设计特征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政治参与？
这项研究对无家可归问题的比较研究揭示了政策的互动效应。定性访谈证据表明，政策的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通常被认为对参与有负面影响的政策特征（即慷慨、分配和资质）和有更积极影响的政策特征（特别是可及性、服务提供和融合性）相互作用。该文概述了政策反馈理论及其应用，解释了互动效应对参与的影响，为政策反馈理论研究做出贡献，并建议未来研究需要更多自下而上的视角，以捕捉政策对弱势群体参与影响的复杂性。
02 文献回顾
政策反馈理论扩展了现有的政治行为研究，考察政策如何影响不同群体的政治行为，加深了对政策影响的理解。政策反馈学者将个体层面因素纳入考虑，探究政策变化或不同的政策设计如何影响参与。然而，政策反馈在实际中常常显示出复杂甚至是矛盾的效果。考虑多种政策设计特征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揭示参与的差异，特别是与某些群体有关的差异，并更好地解释政策对参与的不同影响。因此，该文不仅考虑政策设计特征如何影响参与，而且考虑一项或多项政策中，不同的政策设计特征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参与边缘化人群。
目前，很少有研究明确考虑到无家可归者的政治参与，并直接反映政策对他们的影响。无家可归者面临传统参与形式的障碍，但却经常同时受多项政策影响，是考虑政策互动效应的一个重要群体。同时，由于边缘化群体往往不包括在大规模公共调查或现有数据中，研究无家可归者，可以从边缘化群体的角度更仔细地探索政治参与情况，更好地理解政策反馈效应的复杂性。
现有文献已探讨了各种政策特征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包括政策分配方式、福利水平及福利慷慨程度、政策的权威结构和义务、政策的可及性、政策实施和行政结构的影响。此外，对服务提供的关注借鉴并丰富了其他领域的研究，如基层官僚和行政负担，也凸显了政策实施的重要性。该文综合考虑了参与者的体验、对特定政策特征的识别，以及现有文献中关于政策设计和反馈的内容，探讨以下政策设计特征：慷慨性、可及性、相关资质标准以及服务提供机制。同时，还将政策的融合性作为独立要素进行考量，即是否提供多项服务以及政策领域在服务提供中是否协同。表1列出了这些特征及其操作性定义。
表 1 政策设计特征的操作性定义
多个政策设计特征可以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个体是否参与、如何参与以及在哪里参与。这些关系如图1所示。政策设计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一项或多项政策的之间的个体资源效应、阐释效应和制度效应。该文中的“参与”定义更为宽泛，旨在涵盖与无家可归者相关的参与形式，包括参与地点和参与经历，以考虑互动效应的细微差别。
图 1 政策特征对参与的互动效应
定性访谈证据表明，不同政策设计特征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并影响个体政治能动性、参与方式及参与体验。当某些政策设计特征（主要与政策的可及性、服务提供和融合有关）产生积极影响时，参与者更有可能在不同场合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同时，他们在参与过程中也更可能表达积极的体验。
03 研究设计
该文采用定性比较研究方法，以多伦多和墨尔本为案例进行考察，专门研究了无家可归者通常涉及的三个主要社会政策领域：住房、社会救助和卫生，对无家可归者、服务提供者和政策制定者进行了118次访谈。样本详细信息见表2。
表 2 墨尔本和多伦多的受访者信息
每个样本接触的政策及获取的服务都是多元的（见表3），这有利于研究政策设计特征间的互动效应。
04 研究发现
定性数据表明，个体获取的服务多元，因此在政策设计特征上，尤其是在可及性、服务提供和融合性上存在重要差异。收入审查制度让受访者感到被污名化，证明自己的困境成为沉重的负担；服务可及性让受访者觉得国家不重视无家可归问题，难以获取服务，并产生了负面影响。然而，在其他特征产生积极影响的情况下，受访者也指出了抵消效应有时会让他们感到更有归属感，并促使他们在更多场合参与活动，获得更积极的体验。
表4根据各城市政策的特点及其对受访者参与度的影响，描述了受访者在不同政策领域所能获得的服务，两个城市的政策特征都存在负面影响。然而，在墨尔本，具有可及性、服务提供和融合性特征的政策具有更多积极影响，特别是在住房和卫生政策方面。一些政策的可及性或融合性较低，这促使进一步考虑互动效应的差异。
表 4 政策设计特征及其对参与的影响
在住房方面，两个城市的受访者都将选择有限归因于增加住房供应的政治意愿不足。同时，受访者经常提到初次评估和规划点（IAPs），以及协助个人寻找短期和长期住房的有益组织。IAPs提高了受访者对住房服务的了解，体现了可及性这一特征。尽管两个国家都提供全民医疗，但与墨尔本相比，多伦多受访者使用医疗服务的频率较低（见表3），许多受访者认为需要增加服务并提高服务的可及性。
多伦多受访者指出了住房供应和可及性方面的类似局限性，他们提及收容所环境恶劣，以及中央评估点的偏袒行为，认为分配可用床位的过程缺乏透明度。此外，受访者谈到申请社会救助的复杂性，但热心的工作人员有时会代表他们发出倡议来应对这种复杂性。与墨尔本不同，多伦多不同服务部门的社会救助工作者之间缺乏联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可及性同样有限。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了解社会救助的资质要求，以及维持福利水平的程序，因此也不了解福利可能被削减的条件，这同样影响了个人对福利变化以及如何申请额外福利支持的了解。
政策设计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两个城市中，受访者都反映了政策边缘化、无效和不足的问题。然而，多伦多受访者更多指出政策设计存在多重负面影响，而服务提供和可及性方面的积极影响则较少。收容所制度对人们如何看待自己产生了负面的阐释性影响，而在墨尔本，分配、慷慨和资质方面的负面影响，有时因收容所内部更高的融合性而得到抵消，这种多政策领域的互动效应在多伦多收容所中较为少见。多伦多一家临时收容所的服务提供者认为，需求往往超过供给，即使收容所提供服务，受访者也认为这些服务不是永久性的，因此许多人会错过。服务提供者还谈到了医疗服务资金不足、外联健康项目被削减、政策领域的重叠等问题。
对参与的影响
在两个城市中，大多数受访者都参加了上一届联邦选举，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无家可归者如何投票。因此，在研究政策与参与之间的关系时，有必要扩大参与的定义，特别是当边缘化群体面临传统参与形式的障碍时，扩大参与定义可以考虑边缘化群体参与的场合及其相关经历，有助于了解政策影响可能受到哪些限制。
该研究中的参与，包括受访者是否参加了上一届联邦选举，以及其他受访者认为重要的参与形式。当被问及他们对政府和服务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参与变革时，受访者谈到了他们认为对实现变革至关重要的各种参与形式，同时也谈到了他们参与的不同方式。这些方式如表5所示。
表 5 参与的不同场合
与参加选举的人相比，更多受访者用投票以外的方式实现政治参与。表6概述了两个城市中不同场合的参与情况，表明无家可归者正以多种方式参与。定性数据指出，墨尔本受访者在组织中的参与度更高，而多伦多受访者更多和同伴共同参与，且在不同场合的参与体验更为负面。
表 6 墨尔本和多伦多受访者的参与场合
各种效应之间相互作用影响个体的参与场合。在墨尔本参与政府活动的个体中，大多还享受了综合服务，同时，墨尔本组织内参与度比多伦多高出20%以上，且更频繁地出现在提供综合服务的组织中。此外，在中心商业区以外的所，很少有参与者提到有组织内的参与机会。这可能表明，综合服务具有更强的民主性，尽管这未纳入具体政策本身，而是体现在提供服务的组织中。提供综合服务的组织可能比综合程度较低的组织更多地引导服务对象参与集体行动，通过它们提供的参与机会对个体参与产生反馈效应。这对政策反馈和组织能力相关的公众反馈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通过更综合的服务提供系统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外，此类组织还可以通过提高参与度来激励其他形式的参与，这对于参与的内部效应至关重要：即参与本身和参与经历如何影响后续的参与。
墨尔本受访者更倾向于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尤其是那些享受组织内综合服务的受访者，组织内参与提高了受访者多种形式的参与度，并对政府活动外的参与产生积极影响。尽管参与者大多提到会尽可能以多种形式参与，但这种情况在墨尔本更为普遍，86%的参与者至少以两种方式积极参与，而在多伦多这一比例只有44%。因此，组织内参与这一形式，对个体是否参与和如何参与均产生重要影响。
在墨尔本，参与政府活动的体验更为积极，且和同伴共同参与时，服务提供也更为先进。这些参与形式对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反馈效应，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政策周期的不同阶段影响了政策和服务。然而，多伦多受访者指出，象征性和对抗性的环境使他们的声音不被倾听、不受重视。组织内参与也有类似发现。在墨尔本，参与者谈到了由服务对象组成的委员会和团体带来的服务变化；在多伦多，当人们在组织内参与时，服务提供者倾听他们的意见，尽管服务变化和机会比墨尔本有限。
05 结论与讨论
作为两个自由主义和联邦福利制国家的城市，墨尔本和多伦多展现了政策缺乏慷慨性、收入审查制度，以及严格的资质标准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当对服务可及性、服务提供和融合性缺乏考虑时，政策存在局限性。然而，对两个城市的比较显示，这三种政策设计特征的负面影响可能会与更可及的政策、更易获得的服务、和更融合的政策带来的积极影响相互作用。
该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证和理论贡献，对互动效应的研究促进了政策反馈理论的发展。首先，为关于无家可归问题的政策过程研究增加了自下而上的视角，将边缘化群体的亲身经历囊括在内；其次，为政策反馈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见解，回应了关于政策设计特征及其相互作用需要更多比较研究的呼吁；最后，为关于政治参与和参与体验影响的讨论做出了贡献。
该研究也存在局限性。样本量小和无家可归者经历和群体的异质性，限制了研究的可推广性和外部有效性；样本选择偏差可能导致受访者更多为无家可归经历前的参与者；研究内部有效性也有限，需要更多研究来理解政策设计特征与参与之间的关系；政策效果方面，没有捕捉到与特定政策关联的前后影响。但是，比较和定性研究设计使得能够深入考察特定政策设计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
作为一项以边缘化群体为对象的初步研究，访谈数据产生了能够推动和启发未来研究的假设。无家可归问题，特别是无家可归者自身的经历，需要政策反馈学者给予更多关注，更多地考虑政策设计特征、其相互作用以及与研究对象群体最相关的参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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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罗悦心
校对 | 高光涵
审核 | 黄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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