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编者按：在各位主编、校点者共同努力下，《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已全部完成整理出版工作，共282册、510种，全本《儒藏》编纂工作也已启动。今年9月9日是汤一介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为回顾汤先生在《儒藏》事业中的卓越贡献，表达我们的怀念，同时深入总结《儒藏》编纂经验，阐发《儒藏》编纂意义，《儒藏》中心拟出版《〈儒藏〉编纂与研究——汤一介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专集》。其中，部类主编访谈系列已先行完成部分，本公众号从今日开始将陆续推出数期，以飨读者。后续完成的主编访谈将另外择期推出。
《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访谈：李修生先生
采访人：
李先生，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根据您长期的学术工作经历，以及组织参与《儒藏》“精华编”校点的实际经验，您觉得目前咱们国内古籍整理队伍的数量和水平处于怎样的程度，有没有需要加强和改进之处，我们这种基础性的古籍整理工作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您能跟我们谈一下吗？
李修生：
我先说一段往事。上世纪60年代初，1960年的时候，全国开了一个文科教材会议。这个会议就是给各个学科、各个专业的培养方向先制定培养方案，比方中文系培养方案是什么，培养的目标是什么，设置哪些课程，有哪些参考书目等。那次会议我和北大中文系的郭锡良教授都是中文组的成员，也是中文组的秘书。开会的前一天，汤一介先生也来了，他应该是哲学组的，他跟我住一个房间。但是过了一天，他好像工作就调动了，不参加会议，走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相识。在《儒藏》开始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约我参加。我那些年主要搞的是元代文学，对于儒学并没有下什么功夫。但也正是因为这个机会，参加了《儒藏》的这项工作，也让我从这个时候起，对儒学的发展开始关注。
我觉得《儒藏》工程的意义非常大，因为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学科的转型期。2016年，习近平同志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这个转型期的意义是什么呢？应该看到：我们的学校的建制，学校的工作和各学科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原来的基础是以西方思想为主导的。那么要建立新的学科体系，只是打倒旧的显然是不行的。现在跟五四时候不一样。五四的时候胡适说“打倒孔家店”，当时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口号，就把西方的思想引进来了，那是一个转折期。但那个时候提出用这种形式是行的，现在就不行。这个转型期具有新的特点。你必须承认，历史上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的思想，它都是有成就的，所以它现在在学科上还占有重要的位置，不是一句“打倒”就能够改变的，还要靠我们艰苦的工作。在历史方面，在文献方面，就是要对所有的文献重新认识。所以《儒藏》工程的实施，“标志着中国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第一次得到全面整理，中国进入了一个返本开新、对传统重新理解的全新时代”，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呢？我觉得一个是用全球的视角，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前些日子在广播里、电视里有一位女学者，她是搞社会学的，她说她学的美国的社会学，但是她在中国讲这个课程的时候，她发觉有很多不合实际的问题，需要根据中国的现实来研究。我认为这就是正确的做法，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一种发展。所以现在中国进入一个学科转型期，在构建我们新的学科的时候，《儒藏》工程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等于对这些年儒学的发展进行重新认识。元代有一个学者，他叫刘辰翁，他经过了朝代的改革，他就不单从一个朝代思考，而是从整个中国历史思考。他认为在孔夫子以前讲的都是某个王，比方黄帝有什么贡献，大禹有什么贡献，但是孔子出来之后，就一直是儒学的一个发展的传统。这个观念是很对的。所以我们解决《儒藏》的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的一个思想发展的问题，就是解决中国民族精神的问题。所以这个工程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个工程是不简单的，因为你要重新构建、重新认识。现在我们手段多了，有数字化了。数字化确实很好，它可以加快我们的进程。但是数字化到目前为止还不能代替一切，因为数字化能够正确地标点百分之八十几，或者九十几，仍然只是一个粗本。我们《儒藏》工程的要求是什么呢？它说的也很清楚：致力于儒家文献的系统整理与研究，旨在以现代的学术眼光和技术手段，采用繁体校点排印，及进一步数字化的方式，将中、韩、日、越四国的儒家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纂成一个经过审慎校勘、规范标点的独立的文献体系。是不是？所以这个工作绝对不是我们只把它用数字化的手段提供一个百分之八十几，或者是九十几的文本就能解决的，后面还要经过人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是很艰巨的。比如我搞某一个时代的文献，我应当对那个时代有认识，我应该对那个时候的社会、文化、思想都有一定的认识，我才能进行这个工作，我才能理解它。另外我们还要有文献的手段，我们要懂得古文字，了解文字的发展。例如有的朝代用古字非常多，有的朝代用俗字非常多，因为中国面积很大，虽然书同文，但是繁体字也有很多异体，读音也有很多不同。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了解，需要我们有这样的谨慎地进行校勘的手段。所以这项工作做起来是非常艰巨的。虽然有了数字化，我们时间可以大大地提前，但是人的工作一点都没有减轻，还是需要有这样充分的学识，有这方面的知识和手段。那么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程的进行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因为目前全国的文献学学科是遇到很多问题，遇到很多困难的。而对于非文献学专业，大部分学校没有人讲授文献学的知识，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当然有的年轻人由于特殊的原因，他可能能力很强，但是这样的人恐怕不是很多，所以就有一个如何来加强专业培训的问题。还有，到了出版印刷阶段，也需要有人审稿。至于数字化，现在有的人水平很高，但是真正这么高水平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又需要一个很好的规划、计划，进行很好的人才培养，很好的点校队伍的组织，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研究。这是我的一个认识，供参考。
顺便再多谈几句。说实话，现在国家在文化方面应该更加强领导。我们学校方面，真正从学科内部需要做的事情，有些并没有做。咱们现在就好像长征刚开始，因为我们处于学术的转折期，我们要重新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有这样一种初心。搞文献专业，有它的特点，领导不能急着要求一年发表多少篇文章，学者个人也不能只考虑名誉地位。但是现在的社会风气是，你没有一定的地位，你能工作吗？青年人如果没有在哪里安定下来，如何开展工作呢？吃饭怎么办，家庭怎么办，结不结婚……好多的事情你都需要解决嘛，是吧？所以，领导应该考虑年轻学者的培养和安排问题。培养需要时间，工作安排需要稳定。年老的学者，有人会觉得我已经干了多少年，我很有成就，我有一大堆学生，现在很好，就是给我发奖章的时候了，实际上更重要的任务是把文献学队伍发展起来。文献学队伍建设现在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不是学校能完全解决的，还需要中央在这些问题上采取措施。
（李修生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儒藏》“精华编”集部元代负责人暨主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