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访谈：洪修平先生、孙亦平先生
采访人：
两位老师在《儒藏》“精华编”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想知道当时您是怎么参加到这项工程中来的，有没有可分享的故事，当时有没有一些担忧和顾虑？
洪修平：
《儒藏》这个重大的工程，是汤先生设计、构思、启动的，当时前前后后，我们都了解，因为我们跟汤老师联系还是比较多的。我刚才找到一张照片，2002年的时候，正好跟汤老师和乐老师在香港开一个传统文化的会，与他们有一个合影。汤先生把这个事情看得也很重要，他最初提出来，我们就参与进来了。我想是基于两个方面，于公和于私两个方面的考虑。于公的方面，汤先生关于《儒藏》的整个构思，对保存整理儒家文化典籍有这么一个雄心，在全球范围内收录整理，这样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是很有意义的。从资料的保存，文献的整理，今后开展研究，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论从哪方面看，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机会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重要工程，也是很荣幸的事。
于私的方面，其实我一直跟汤先生保持非常好的联系。汤先生是一个非常非常敦厚的长者，对后学也是非常的亲切，非常关心，提供很多帮助。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件事，到现在都一直忘不掉的。我88年博士毕业，90年代初，我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汤先生他在北京，我在南京，我也没刻意去把这个书给他看。1994年汤先生设了一个“汤用彤学术奖”，首届就是1994年，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有一个章程，当时评委有任继愈、邓广铭、周一良、季羡林等，都是很有名的学者。像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汤先生专门给我写了封信，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奖项，说现在有多少人申报，他说他比较下来，还是我的这本书他觉得最看重。他书信原件还在。所以我最后拿到了首届汤用彤学术奖。当时90年代初，我们一个月工资才几百块钱，他那个奖项就是5000块现金。当时还有张广保，我是首届，他是第二届，两个人就一起领奖。你看当时这样一种评奖，不像现在要去争取，还要去申请。我们现在的报奖、评奖都很复杂的。最后汤先生主动关心，给我评奖。94年我才刚刚40岁，这个对我的鼓励很大，对我今后学术的开展，是很好的激励。
从这一个小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汤先生对年轻一辈的关心，我一直就很感谢，所以他后来的一些其他项目，比方说“国学举要”、“中国儒学文化大观”，我都参加进去的。我虽然不是他直接的学生，但我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个长者，一个自己的老师，长期以来给自己关心的老师。所以《儒藏》这个项目他提出来，我当时确实是很忙，你知道四五十岁这一阶段教学科研写作都很繁杂，但我觉得无论于公于私一定要参加。
《儒藏》正式启动以后，到了06年不久我就到学校图书馆当馆长，那就又多了一个行政的事务，所以有些事情就确实比较忙，正好孙老师她一起参加，这个项目就算是我们两个一起来做。这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确实还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感谢汤先生给我们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不断的提高。参加《儒藏》的这些年轻的学者，具体做点校的人员，大家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还是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的。
孙亦平：
我是2002年，当时北大《儒藏》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北大西门的达园宾馆，我就去参与了。那次会议有来自全国各地一流的专家学者，足以说明汤先生有这样的一个号召力。大家汇聚一堂，当时有文献专家，有学中国哲学的，有搞文学的，主要就是围绕着怎么编，围绕着体例的问题，进行讨论。
那次会议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个就是编撰《儒藏》的重要性。通过那次会议头脑中间就树立起这样的一个认识，要参与这个工作，先编《儒藏》“精华编”，再编全本，如此一步一步往前，在头脑中形成这样一个宏伟蓝图。第二个就是关于《儒藏》的最终成果。当时已经提出了这种动议，就是先搞“精华编”。在体例方面，汤先生一直坚持说我们的《儒藏》编纂，一定要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这样的分类，这是当时讨论比较多的。
回来之后，我就跟洪老师一起商量，我们先要组成一个团队，应该选哪些人，既有这样的学术能力，也有一点时间，能够很好地承担这样的工作。我们首先组织了一个8人的团队。汤先生知道我们都是做中国哲学的，所以分配给我们的工作是集部汉唐部分的8位思想家，第一个是董仲舒，最后一个是刘禹锡。我们就回来找这方面的学者，要学术上面比较过关的，先组建一个团队，然后去寻找合适的底本，再慢慢的去做点校。
这个过程中间困难也是蛮多的。怎么样进行点校，怎么选择底本，怎么样能把这个点校工作按照《儒藏》的要求做好，我们需要先把稿子校点出来交给《儒藏》，《儒藏》再反馈我们意见，质量不好的话要整改。有的人不能按时交稿，还要换人。所以我们觉得在选择点校者的时候，要特别注重他本身的学术功力。后来我们还专门找了一个老专家王素先生，也是《儒藏》中心推荐的，替换了原来的校点人，到2012年我们顺利完成任务，前前后后也有10年时间。
那几年会议比较频繁，汤先生每年都开会，有的时候洪老师比较忙，我就去参加。汤先生非常具有长者风范，也特别有学者风范。每次开会，大家都是非常认真严肃地讨论，每个人都发言，讲你现在的工作情况。看到别人做得很好，给自己的压力也是有的，大家交流经验，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也做好。通过进入《儒藏》这样的团队，我也学习了很多东西，怎样组织学者来更好的完成任务，汤先生给我们起了一个学术榜样的作用。
洪修平：
《儒藏》工作团队也非常配合，在这个过程中有的版本好像还有替换。我们这边选的版本和中心那里认可的版本还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密切配合，互相交流，最后达成共识，挑选出最好的底本来作为校点的底本，其他作为参校。在这个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汤先生做事非常细致。他当然很忙，但是他一直为了《儒藏》能保质保量完成，与我们保持联系，对我们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困难，也配合解决。
我们刚才还回忆了一下，正好也找到一张照片。当时是已经开展工作后，汤先生正好跟乐老师一起到南大来参加一个活动。他专门跟我们约好时间，就《儒藏》的事情，以及开展工作以后遇到的问题、困难，以及下一步他的打算，谈了差不多有半天时间。他那天上午约了我们在南大边上他住的宾馆旁边，一个喝茶的地方，一直谈到将近中午。然后他到我们图书馆，因为当时我们新校区还没有建好，还在老校区鼓楼这边。鼓楼这边图书馆有古籍部，正好请汤先生也过来参观我们南京大学图书馆。他也感兴趣，参观南大的古籍，还合了一个影做纪念。那天上午谈的，就是当时我们有什么困难，遇到哪些问题，汤先生工作很细致，有的他当下就帮我们解决，有些底本、版本问题，回去以后再通过《儒藏》中心跟我们协调。这个过程汤先生付出了很多心血，我觉得他有一个学者的风范，就是要么不做，要做的话就认认真真的做。非常细致，非常踏实，所以才有今天“精华编”的全面完成，才为大全本的启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觉得这跟汤先生这样一种学者风范，是有密切联系的。
采访人：
现在《儒藏》“精华编”经过将近20年的时间，国内部分的书稿已经全部出齐了。您二位是如何评价这项工程的质量和意义呢？
洪修平：
说实话这一套书出来以后，我们在使用方面并不是很方便，所以到目前为止，至少我们使用的频率并不是很高。但是据我们有限的了解，包括我们参与的这一部分来看，我觉得总体质量应该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参与的都是蛮认真的做，交了样稿，交了初稿，有什么需要完善的修改的，都认真进行修改完善，所以总体上我觉得质量还是蛮好的。但是我想也应该坦率地说，水平、质量还是有差异的，有一部分是做得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成功，也有一些可能还是相对来说不如意一点。因为确实古籍整理工作难度高，从句读到校勘，其实要有非常扎实的基础，还要花功夫。稍微有一点点疏忽，就像我们现在看东西，眼睛稍微花一下，那就可能出差错。我们有时候校对，明明是这样校对的，怎么自己都不知道，一下子就疏忽掉了，都是难免的。我的感觉总体应该说还是很好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参差不齐吧。但这也为大全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可以积累经验教训吧！有经验教训好好总结，如果有一些不足的，通过大家一起这样认真的反思，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可以把下面的大全做的更好一些。
《儒藏》编纂的意义，我觉得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文献的，古籍保护的，学术研究的，无论从哪方面看，应该说都有它特殊的意义。从文献收集和整理来说，做这么一个大的工程，超过了过去的许多丛书、套书，而且汤先生作为首席专家的这样一个团队，他的目标定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从“精华编”到大全本，不是说关起门来自己做，是有一个全球化的国际化的眼光，希望从全世界的范围内来把有关儒学的典籍搜集起来，还要组织人力来进行整理，进行标点，最后出版。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少见的，甚至还有孤本，通过这样的形式得到很好的保护，很好的整理。从资料的收集、保存的角度来说，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当然对学术的意义也很重要，有些是新的数据，有些是老的数据把它整合到一起，能够方便大家使用，更何况还有境内境外一些新数据的补充，或者很难看到的书，韩国、日本、越南、欧美图书馆里藏的书，能够整合过来，被看到，被使用，对于推进学术研究，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国际学术平台，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其实也是推动文明互鉴的一个平台。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做《儒藏》，那么我们的儒学，我们的文献也让世界更多的了解，这不就是“走出去”吗？不就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吗？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帮助做，有文献可以互相交流，学术也可以互相交流，其实能够推动中国与世界的一种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互鉴，和学术的交流。这个平台本身，我感觉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接下来再进一步做大全，我想能够更好的把这个平台使用好，能够更加扩大它的实际的效用，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弄一篇文章、弄一本书的问题。因为汤先生有一个观点，他当时提出了“新轴心时代”，这种提法说明他的眼光是国际化的。我们现在讲的文化自信这些东西都不是空谈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明互鉴，这个不是光喊口号。通过这样一种平台，通过组织国际学者，大家一起来做，实实在在地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起来，把这些典籍很好的保存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推动。通过具体的工作，来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孙亦平：
我们开始参加会议的都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达园宾馆。后来经过杭州会议、上海会议、深圳会议，就有越来越多的东亚学者加入了，日本的、韩国的、越南的都有，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多国家学者参与的这样一个《儒藏》编纂平台，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采访人：
《儒藏》“精华编”实际上完成了很基础性的古籍整理的工作，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它对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意义，以及现在国内古籍整理队伍的数量、水平等方面，两位老师有什么看法？
洪修平：
我们实际上不算这个领域的学者，我们主要是使用古籍。一般文学院的，中文系的，古典文献的，他们可能有更多的了解。从我们接触的来看，现在一方面人才济济，博士、硕士、新生代不断的出来，每年古籍整理的成果、项目也都非常多。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有一个普遍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大量的古籍整理成果，质量参差不齐，有一些做得非常精良，也有些是错误百出，作者、校点者就这么整理了，出版社也就这么出版了。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通过《儒藏》全本，来形成一个很好的氛围，来推动古籍整理队伍的成长培养。能不能找到一种很好的形式，比如说学有成就的、功底好的老专家、老学者，和中青年的学者，怎么样更好的配合，不是仅仅为了要赶着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前面有几年也参加《佛藏》的整理。像任继愈先生，他是搞汉文《大藏经》的续藏，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把藏外的一些典籍在全球范围内收集整理，成为汉文《大藏经》的续藏，它也有标点、出版的问题，这个过程中也能反映出来，参与者参差不齐。如果仅仅是为了赶工程、抓进度，有些质量就跟不上。过分要强调质量，可能人手各方面又不够。
我就在想，全本工作量还是很大的，有没有可能寻找到一种跟人才培养结合的方式，为了大家能够沉下心来做科研，要提供一些经费上的，包括为年轻人提供职称考核方面的政策。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整个社会面现在存在着一点浮躁的风气，比如说青年、中年学者的考核，压力其实蛮大的。他如果静下心来，比如说用三年来搞你一本书的话，他真是提不上职称，这样一个非升即走的政策，你怎么叫他安心来做？作为一个国家重大工程，我们能不能把人才培养，把业务的训练和对年轻人的培养，扎扎实实的做政策上和经费上的支持。比如说经费上，像《儒藏》当时也是国家支持，重大工程给了很多，参加标点的经费还是非常不错的。后来经过汤先生的努力，教育部一起开会时我也是极力主张的，《儒藏》的每一个子项目，教育部也都专门立项了。这样的话，对中青年学者有经费上的保证，又有教育部项目，他考核有一定的东西。我觉得现在还要新增加一个。二十年前我极力主张要立项给大家，因为当时项目很重要，现在我觉得对中青年学者，他考核很重要，所以校点要能够算成果。现在要求一年要发几篇c刊，评副教授要什么项目，提正教授要什么项目，要多少篇科研成果，《儒藏》如果说变成了正式的国家的、教育部的项目，如果他做得好，通过了教育部或者《儒藏》中心的认可，比如说10万字可以相当于一篇c刊，这样的话对于中青年能够安下心，沉下心来，扎扎实实的慢工出细活，这就有保证。不能只说大家要抓质量、要做好，还是要提供一些条件，支撑的基础性的条件。对我们来说可能已经不需要了，但是对很多中青年来说，我觉得应该鼓励他十年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一本书三年五年好好的出成果，要给他相应的条件和保障。
重大出版项目的古籍整理，有些单位已经可以算成果，还有很多单位不认可。就像翻译的成果，现在各个学校各个单位标准也不一样，有的翻译都不算，有的开始可以算。对于中青年，你要让他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精神上鼓励当然很重要，但也需要在其他方面提供一些条件保障。《儒藏》这个成果当然要验收，就像科研项目一样验收，做的不好当然不行，如果说质量鉴定下来是优，就鼓励各个单位认可它是科研成果，可以作为晋升考核的依据，这还是有意义的。更早的时候，我曾经参加我们老校长匡亚明先生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当时也有这个问题，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启动的，到90年代全面开展。当时我们也是有中宣部下文，红头文件到各个单位，比如说参加“评传”的，那就希望你单位关心支持，教育部也把它作为一个项目。这样的话，参加的人能安下心来做学问。当时匡老也是非常鼓励大家，他也积极创造条件。
所以我当时跟汤一介先生介绍这个情况，我跟匡老做“思想家评传”，最后是中宣部发了红头文件，教育部发了文件，大家都把参加这个工作作为一种很光荣的事情。而且越小的单位、越具体的单位，他对这个就看得越重。像北大、南大可能看到这个文件没有像其他学校那样重视，但是对于有些学校就不一样，如果能够看到教育部的、中宣部的红头文件，对这些学校的学者来说就会有帮助。现在不是反对唯论文论吗，参加国家重大工程，有重大意义，就不能简单的拿发两篇文章去卡他，不让他晋升。如果说饭碗都保不住了，非升即走，他还能安心做古籍整理吗？
采访人：
您这是特别具体、切实的建议。谢谢二位老师！
（洪修平先生、孙亦平先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藏》“精华编”集部汉至五代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