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访谈：董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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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8 15:00
北京
《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访谈：董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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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老师，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儒藏》“精华编”的部类主编之一，在《儒藏》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参加到这项工程中来的，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故事？回忆起过去的事情，可能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我最早了解的实际上是老汤先生，就是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因为我在念书的时侯就读过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对汤用彤先生的学问非常佩服。后来我读书知道了汤一介。我最早读到汤一介先生的文章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这是一篇非常了不起的文章。我当时对汤一介先生是非常佩服的。再后来，可能跟我读的专业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本科念的是中文系，硕士念的是古籍研究所，就是说古籍整理和校点原本就是我们当时的功课之一，只是后来我从事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或者说中国哲学的研究，由于各种各样的机缘，结识了汤一介先生。 我记得刚开始做《儒藏》工程的时候，汤一介先生跟我讲这个事情，我一方面非常高兴，也感到非常荣幸，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汤先生直接的领导、主导、教导之下来从事《儒藏》的工作，作为晚辈，作为学生，我感到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我的工作主要是做明朝比较多，所以汤先生让我做明代集部的主编，这表明汤先生是知人善用的，他了解你的学术特点，然后委派你从事相应的工作。我拿到汤先生定的那些书目，我也尽己所能，组织我的工作团队，尽可能地按照汤先生要求的时间去完成任务，我自己也承担了一些校点工作，印象当中我点过的集子，包括曹端、王阳明、湛甘泉等人。 我猜想汤先生对我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借这个机会，我也在此表达对汤先生的怀念。汤先生尽管文章写的洋洋洒洒，但他说话不是特别洋洋洒洒，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木讷的，他的那种诚恳，那种认真，那种为了学术事业自我牺牲的精神，真的令我非常感动，真的很怀念汤先生!汤先生的人格魅力，我们作为工作人员，也是特别有感受，都特别怀念汤先生。第二个问题，您刚才也谈到，就是组织校点者团队，把握校点工作的进程和质量，这方面您遇到过哪些困难，是怎样克服的？不能说没有困难，但我所负责的这一部分内容总体上是比较顺畅的。原因我想有几点。首先就是汤先生给我们指定了校点的底本，他选择的本子非常好。另一方面，我也从汤先生那里学到了一些，就是要找到合适的人，我负责的部分，找到的人都还比较不错的。也有部分是我的学生，学生的好处是，我可以随时跟他交流，随时指出他的问题，可以随时批评。当然我个人也还是比较努力的，交上来的稿子大多数我是看过的，有些地方我也改。总体上我能够按照汤先生的要求，在要求的时间之内完成任务。个别的免不了会拖，但完成相对是顺畅的。标点的事情的确也没有办法，就像古人说的“诗无达诂”，同样一句话的确可以有不同的断句方法，我们一方面尊重点校者，另外一方面我在审稿过程中觉得有一些需要讨论的话题，我会找作者来进行商讨，最后达成一致。通过这样一些方法保证了我们稿子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按时完成任务。现在《儒藏》“精华编”国内部分的书稿，历时20年已经全部出版。您作为这项工程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是如何评价这项工程的质量和意义的？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学术史的创举。汤先生提《儒藏》是最早的。他着手编这个“精华编”，启动也是最早的。当年我们在北京开会，我还记得汤先生讲的意思蛮明确，中国文化整体上从古到今的传统都讲儒释道，可是有《佛藏》，有《道藏》，就没有《儒藏》，这不仅和儒学、儒家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地位不符合，也和儒家文献的积累及其历史传承的实际面貌不符。所以编《儒藏》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汤先生后来还讲过，《儒藏》总体是要分两步走，先是做“精华编”，接着做“大全本”，原来就有这个计划。这是第一个我想讲的，就是《儒藏》不只是仅仅编个书，出版了一大堆书，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它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文献整体的结构，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重新突出、彰显了儒家在整个中国文化结构当中主导性的地位和作用。汤先生在这点上我觉得贡献是很大的，一个观念的提出很不容易！ 第二点，就是从文献整理本身来讲，“精华编”全部是校点的，重新排版，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所以在文献的利用上，它有独特的便利之处，也体现了汤先生当年一种独特的学术见解。重新校点可能带来一些所谓的错误，比如说错别字是有可能的，标点的错误更是有可能的，但是总体上讲，我觉得它提高了文献的利用价值，并且使文献真正发挥了历史文献的宣传作用，流传更广，研究更广，意义的阐释也更深广。这是我想说的《儒藏》“精华编”很重要的两个方面的作用。您平时用我们出的《儒藏》的这些书吗，您觉得质量还行吗？用过的，总体上我觉得还是好的。尽管我说过个别的地方，断句等等不一定完全没有问题，个别地方由于电脑排版，造成一种新的讹误，字形上的讹误，这也不是能完全排除的。但是整体上，不只是书非常美观，上下两栏，印刷很漂亮，而且汤先生当时选的版本是好的，全国那么多单位，各位朋友的努力，质量基本是可靠的，我觉得这个基本判断要有。我们要把汤先生关于《儒藏》的整体设想完全的体现出来，也为中国古典文献，尤其是儒家儒学文献的汇集，最后做一个总结性的工作。汤先生原来就是这么计划的，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可能更好。我同时建议，把新出土文献考虑在里面，与儒家有关的，我们的文字学家们也已经识读、基本公认的这些文献，这也体现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特别的方面。有些东西朱熹没看到，结果我们看到了。我曾经有一个可能会引起人们争议的观点，我们现在往往把出土文献发布出来了，学者们就说改写了什么史，比如说改写了儒学史。我说新出土文献未必能改写儒学史，为什么呢？儒学史是已经在那里的，那些竹简从它埋进地里的那一天开始，它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传播过，他没有进入思想史，所以严格讲它还不是思想史文本，只是一种文物。但是它出土了，现代学者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文物转变为文献，转变为思想史文本，让他重新进入思想史，这才是它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对我们后代的人回过头去，更加完整的理解，完整的了解，完整的阐释，提供另外一个方面的资源，这个是可以的。也由于这个缘故，我说这些新出土文献，编全本的时候要收进去。希望北大《儒藏》编纂中心的工作能够稳步推进，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反映特定时代文献面貌的工作。刚才听您讲，其实您原来也是古籍整理专业出身的，然后您又去做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您是属于那种复合型的学者，可能对两边都很了解。《儒藏》它有很多哲学上的意义，但是具体做起来又是一个古籍整理的基础性的工作。就您的专业角度和长期的治学经验看来，您对现在我们国内古籍整理的队伍和水平有什么看法？我们这种基础性的古籍整理工作，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第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比过去总体上要好。因为现在的信息传播非常便捷，现在年轻人比我读书的时候眼界更宽，相互之间接触更多。老师也一样。所以以前讲不同专业有所谓的专业壁垒，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情况，现在基本上不存在。比如说我们搞文学的、搞历史的、哲学的，甚至哲学里面不同门类和文学的不同门类，相互之间可以探讨问题。古籍整理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断句、标点、加注释诸如此类的工作，但它实际上是一项综合性的技能。这项工作背后支撑它的不只是训诂学的知识，也不只是经典的知识，很可能还有佛教的知识、儒家思想的知识、理学的知识等等。某些地方的标点，某个字可以上，可以下，要看它在整个文本里的意思。不要轻视标点的工作，也不要把这件事情看作是个很简单的工作。现在的计算机技术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完成这项工作，实际上不只是语法问题，我相信一定是背后给计算机喂了大量的语料，大量思想史的语料、文学史的语料、历史学的语料等等。只不过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很快，它在瞬间可以出来。人脑可能没计算机那么快，但标点、断句、理解，这本身就是一项非常综合的工作，你综合性的知识越丰富，越充实越好。我也经常跟学生们说，一边做一边学，“学而时习之”，来不断地提高自己。我也相信现在如果再去做全本的校点，从学术交往、信息交往的实际情况来看，应该比过去更好。 另外一个方面，从研究的角度，也许是受了我现在学科的一种影响，我总觉得过去通常意义上讲的经学研究方法，尤其是所谓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等等，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最后总应该归结到义理的理解和阐释，实现意义的重构、价值的创新，这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事有古今，理无古今。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孔夫子做梦都做不到，但是并不见得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所彰显的理，就一定能超越孔夫子。研究总是需要材料，我们文本提供得越丰富，越多，我们能够整合的资源就多，能够转换出来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更加丰富和充沛。《儒藏》好像只是一个整理的工作，但是因为断了句，有了标点，断句标点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阐释。这里是逗号，还是句号，是问号，还是叹号，我经常还有疑问，跟别人讨论。所以标点本身在现代的学术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解释工作，只不过它通过标点、通过断句来反映而已。（董平先生，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儒藏》“精华编”集部明代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