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访谈：张艳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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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8 15:00
北京
《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访谈：张艳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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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您好！借着《儒藏》工程二十年“精华编”整理与研究主体工作完成这个机会，想请您谈一谈这些年来参与我们工程的一些感受，有几个问题请教您。第一个问题，您作为主编之一，在《儒藏》“精华编”整理与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参加到这项工程中来的，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当时您有一些什么担忧顾虑，或者心情感受？我很高兴应邀参加此次《儒藏》“精华编”整理与研究的总结及《儒藏》全面启动的这个大会，我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仪式和文化视点。像这样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集海内外500多位专家，在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带领下，经过二十年的不懈奋斗，可谓是艰苦卓绝，终于以高质量崭新的文化形态、以中国编纂出版的当代文化样式和新鲜的经验，展示在世人的面前，体现了当代中国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代中国文化人传承创新中华五千年文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践行中华优秀文化观念、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工程的成就、成果、成绩。这项文化工程是由北大和各兄弟院校合作完成的，是由老一代学者领衔完成的，他们给我们做出了示范，做出了榜样。作为其中一员，我感到由衷地欣羡。这对我来讲是鞭策，对我的学生们来讲，也是一个良好的励志。这项工作基本上是按照汤先生生前的规划和计划，如期完成。汤先生当年讲到，他面对这个工作，推进之难，下决心之大，可能只是一个期许，可能在有生之年望不到工程的总结，见不到庆功庆典。但是，他以他的家训为指导，“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义无反顾地组织领导这项文化工程，说干就干，毫不犹豫，很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时髦话语“功成不必在我，功成路上一定有我”的这么一种决绝。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候，我特别怀念汤一介先生，真是有那么一种“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豪情。汤先生的遗愿，我们终于实现了；汤先生希望高质量、高规格地出版这套书，我们也做到了。而且我们还把汤先生的遗愿推向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就是要通过现在的数字人文技术，契合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继续地把《儒藏》典籍整理编纂好，把信息资料完善好，把它推荐给全世界，进行深入文化交流。最后，我们要把它延伸到汤先生讲的“一个过程，两个阶段”，即先搞“精华编”，再来搞一个今天会议所发布的“全本”计划。我觉得这样一个设想，经过我们三代人的努力，一定能够延续下去。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传统和传承，弘扬好学风、好作风，能够使更多的青年学者在实战中受到教育和教益。另外要讲一个故事：我是怎么参加进来的。在这个时候，我也要特别地感激和感谢我的博士后导师，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学术大家冯天瑜教授，他是文革之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冯老师收到汤先生的约请函后，认真地思考了一个月，决定参加这项工作。当时，冯老师一是很忙，二是身体不好，需要有一个得力的学生当助手，能够帮助他下定决心，无负汤先生所托。他在冯门弟子里选择了我，希望我协助他来组织这个项目，并提出了学术要求。冯老师把汤先生手书的信札给我看，希望我好好思考。信札是这样写的：“天瑜兄近好！久疏问候，时在念中。我近承担了‘儒藏’精华编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亟需像你这样学养深厚、术有专攻的学者参与其中，我们一起把‘儒藏’的整理与研究做好！”他说：“时见我兄大著，知你很忙，不知你能否抽身襄赞，又不知你对此有兴趣否？盼复！即颂文祺！汤一介敬奉。”在我看来，信札文字不多，但字里行间充满着浓烈的文化情怀，很感人。汤先生在北大工作，冯老师奉职于武大，距离尚远；汤先生年长冯老师十多岁，是兄长学长。他们是鄂东老乡，平辈三代之交。书信里体现出来的，是我们中国文化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交往样式。我经常心中默默地感时即事，重温这封信的内容，我很敬佩他们这种文化之交。冯老师很重视汤先生的拜托，对于汤先生的邀请，他是经过了认真思考的。冯老师找我协助他做好这项工作，我回家即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做了调整，按照要求积极参加进来。此后，除了冯老师参加过《儒藏》编纂与研究的启动会议外，后面的若干次大会，都是由我代表我们那个团队，代表我的老师参加。每次我参加会议之前，冯老师都要嘱咐我代表他问汤先生好，并请教汤先生对我们这个课题组还有什么交代和指导。通过协助冯老师，见证冯老师与汤先生的交往，我从中学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质彬彬气象和相互尊重品格，良好合作、互动配合的工作方法，这是我珍藏在心中的最大温暖。感谢张老师，您把多方面的问题都做了一个回顾，带着很真切的感情和寄望。那么再向张老师请教一个比较具体的工作问题，就是您和冯天瑜先生在组织校点者、工作队伍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您是怎么克服的？怎么保证咱们部类书稿的进展速度和完成质量？您给我们具体谈谈。我们这个项目，相对于整个工程来讲，工作量不算大，这也体现了汤先生和冯老师的深厚友谊。汤先生知道冯老师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就请冯老师承担不是很繁重的整理工作。我们“礼教之属”文字量大概只有16万字，整理成篇是48万字，正好是其中的一册（第197册）。冯老师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精益求精，所以我们在工作定调、定位上，就是体现汤先生对这个工作的文化追求和质量要求。我们在选人组建团队上确实遇到了困难，因为我们这里涉及到的书目有12种，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完成的；二是需要比照校勘，查找善本比较麻烦。所以，我们遵循的工作方法，就是老一代学者终生不渝的工作方法：仔细，严谨，认真，投入。团队里面有一半是冯老师的学生，但即便是冯门弟子，冯老师也都是按照汤先生的工作方法，逐一给他们写了邀请函，由我拿着邀请函一个个地上门交流。除了一位同志因为家庭原因我们不得已中途换人以外，我们的团队是很稳固的。我们在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五路邀请人员组建团队。我调来江西工作以后，这项工作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我又在江西师范大学找了一位同事参加进来，一共是六家单位。这真正是共襄盛举，共成其事。我们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最终交稿，我们这一册出版于习近平总书记来北大看望汤先生的前夕（央视“新闻联播”头条，2014年5月4日），当时看完电视新闻，我们感到很欣慰很幸福。尽管花了很长时间，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是我们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特别要提到的是，在我的记忆里，尽管遇到了困难，但是有《儒藏》研究中心在我们身旁，我们就很有信心。我认为，汤先生带领的这个团队好，好就好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好是把这个题目交给我们了，放手让我们大胆地做，但他们并没有甩手，而是细心指导，热心帮助。第二个好就好在，他们真情感人，我们每每提出工作上的请求、需要支持的诉求，他们都是百分之百地满足，而且是很快地第一时间回应。第三个好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做到高效率示范引路，引导我们加快节奏，把这个事做好。2005年的5月份，汤先生亲自带着一行专家到武汉大学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按照教育部的标准，这就是“检查”。但汤先生不用这个词，而是说“来了解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一起商量解决办法”。我们讲到的困难，主要是查找善本的问题。比如汉代班昭的《女诫》，我们要找最好的本子做底本，可是湖北省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都没有，需要求助国家图书馆。汤先生听了以后马上表示会妥善解决，在返回北大后七天就解决了问题，而且还是直接把善本的复印件寄到我的手上。第二个困难是存疑的技术问题，主要是对于字形而言，因为古本字形有时很难辨认，我们拿不准，就要求助中心的专家。我们每次向汤先生反映后，汤先生都会很重视，马上组织我们中心的专家来进行研判，然后告诉我们。他们履行一种很严格严谨的程序，而不只是通过手机发条短信、微信，与我们简单地交流一下。他们在反馈的资料上，每每都留下很多规整的笔迹。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感人的事，就是如何妥善处理高校老师普遍关心关注的工作量计算问题。我们昨天的总结会上大家又讲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事，汤先生曾专门到教育部找社科司司长，后来教育部就下了文件，规定对于子项目的一般参与者，学校科研处或社科处也要按照教育部的要求计算工作量，或折合成一门课，或折合成一篇文章。这就使每个人的工作都受到尊重，都得到承认，这样大家就都有积极性了。从这一件事就看得出来，汤先生和《儒藏》中心与我们是同情共感的，能够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能够把这件事情尽量地做到从情感上通融，在事业上合作，最后实现在价值目标上有力引导，做到合力成事。我现在讲起这些事情来，都是满满的幸福感。谢谢张老师，这虽然是一些很具体的工作，但您也分享给我们很多很感人的故事，很能激励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再提一个问题。您也知道，汤先生在当初《儒藏》工程总体设想的时候，就是设计把《儒藏》工程分为两个步骤来走，“精华编”和全本工作，那么，我们下面要转入启动到这个全本工作了。从学术角度来讲，对于全本的规模、整理方式，您有一些什么建议或者是设想？对于这件事，汤先生生前有预判和设计；冯老师生前对此也是赞成的，我也是赞成的。因为最早汤先生在启动会上讲了工作思路，概括地讲，就是“一个过程，两个阶段”。当时汤先生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是他自己所能做到的，他说先做“精华编”；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做一个试验，以“精华编”来积累经验。所以，我认为汤先生的这个思考、这个论证是很严谨的，也是很务实的。今天我把汤先生的这个思路回溯出来，表示我对此是赞成和理解的。这项工作这样做可行、可成，这个思路是对的、是务实的，其工作方法也是可操作的、有效的。总之，先试点，再铺开。第二个呢，就是从现在已积累的经验来看，昨天的会上我讲了四条经验：一是有追求质量一流的工作目标；二是保持《儒藏》中心指挥部中枢的稳定，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中枢就形成了一个坚强的堡垒，就能够组织全国，甚至是国际上有关的专家学者，如韩国、越南、日本等等，这个是有保障的；三是保持高效运转的工作节奏；四是遵循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这四条经验能够确保我们全面铺开“全本”的编纂工作，我坚信这四条经验。我们这个团队基础很好、责任感很强，特别是我有责任尽心尽力，一路同行。我们在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江西师范大学的同事还在。特别是在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师范学院，我组建了一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平台、一个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们汇聚的青年专家水平很高，他们很有文化使命感，很有敬业精神，他们是有希望的黄金一代，这是我感到无比骄傲的。我们愿意继续全力以赴地、满腔热忱地参与到“全本”的启动工作和推进工作中来。至于讲到建议，我有两条建议。第一个是既要按照时代潮流，重视高科技的成果，运用数字人文技术成果，把信息化甚至是智能化的成果吸收进来，好好运用。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科技和人文的冲突是深刻的，应当处理好两相冲突的突出问题，做到两不相害。我们还是要继续保持严谨的学风、严谨的态度、严谨的工作流程，把大脑的主动性、积极性融合进来，使一个人脑与一台电脑有机地协同起来，使一套健康的观念与一组呆板的数据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我很担忧现在的科技发展背离甚至是逆反人文精神，这条建议比较直白一点，就是警醒人们重视问题。另外，专家们在讨论中发出的不同声音，我都听到了，但我还是坚持科技和人文和谐共生的观点。关于这一点，我想起了1999年的世纪之交，汤先生在河南的《中州学刊》上专门讲新世纪科学和人文的关系问题。他这篇文章的观点，很有思想深度，我是赞成的。坚持强调科技和人文相协同，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现在的条件手段要比二十年前好很多，我们要有更多借用、更大作为。我们现在有高铁，有人工智能，有三维动画等等许多的便利，人类所处的空间交往越来越便捷，人们的信息交流与共享越来越方便。所以我就想，我们要借助时代赐予的便捷，加强我们整个团队的沟通和联系。疫情改变世界，经历三年疫情，我们没有开过线下的会议。现在，线上会议能够克服交流不畅的问题。我想我们还是应该保持原来的传统，一年开一次整个《儒藏》工作的研讨会，部类主编是一定要请到场的，带着问题来交流，带着工作方案返回工作岗位。我说的是关于三级联通方式的一个构想。第一个层面是《儒藏》中心的老师们经常性召开月度工作会进行研讨，将成果通过“简报”发给我们学习借鉴。第二个层面是我们一年召开一次大会或全会，我们都来参加，或者是选点北京，或者是选点其他各地，只要大家乐意办会、参会就行。第三个层面就是，承担子项目的每个团队也要进行研讨，研讨常态化、有序化、组织化、学术化。这样的话，既使“全本”编纂工作联动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又使我们整个工作的联动取得高质量成效。我想有这样一种方式，一定能够把我们的这项工作顺利地推向前进。上一次，我们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完成“精华编”，首战告捷；我想这一次，恐怕要用十来年的时间，总计约3000种书的整理出版，包括数字化利用，应该是可以能够圆满地达到。最后，我想说：感谢你们，感谢《儒藏》中心的各位老师！一次同行，终生幸福；一项事业，万人受益。承载文化使命，赓续历史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事业是一项十分伟大、极其重要的事业，我们有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我们能够坚定向前，“不改其乐”，“美美与共”。（张艳国先生，华中师范大学“博雅学者”特聘教授，曾任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儒藏》“精华编”子部儒学类礼教之属主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