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访谈：景海峰先生
您作为《儒藏》“精华编”主编之一，在“精华编”工程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参加到这项工程中来的，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当时您有哪些方面的担忧或者是期待？
因为《儒藏》工程从2000年初，汤先生就开始有这方面的一些构想。深圳大学的国学研究所是1984年由汤先生亲手创立的，就是在深大建校的第二年，乐先生和汤先生分别创办了中文系和国学研究所。所以在80年代的中国文化复兴过程中，深大国学所的学术活动，跟汤先生在中国文化书院的很多工作都是连为一体的。所以到20世纪初，汤先生有编纂《儒藏》的构想之后，我们很快就对他的这些想法有一定的理解和呼应。从2003年开始立项筹备之后，因为有这个历史渊源和先前的了解，所以当汤先生提出，也让我们来参与这个大的工程，我们都非常高兴，接受了邀请。所以从2004年开始，深大国学所也作为一个参编单位，投入到了《儒藏》工程当中。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构想，会对新时期的中国文化建设起到推动作用，所以都非常乐意来参加。那个时候，我们对汤先生的很多想法有一个逐渐理解的过程，随着工程的进行，二十年下来，对编纂《儒藏》的意义，也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我们国学所2007年与北大《儒藏》中心合作，在深圳办了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国际会议，除了《儒藏》编纂的一些技术问题之外，围绕着《儒藏》与经学、经典解释的关系，或儒家典籍研究史上的一些话题，在那次会议上都做了非常充分的讨论。包括韩国、日本、越南的部类主编，都参加了这次活动，这可能在京外算是一次比较大的或比较重要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媒体的大幅报道，在深圳本地，乃至整个粤、港、澳地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您作为主编，就负责的那一部分书稿来说，您在组织校点者队伍，把握校点工作进度和质量方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困难？如果有的话，那么您会采取什么措施来克服？
因为深大国学所的基本力量是跨专业、跨学科的，同时又以做中国哲学的学者为主，反而专门从事古典文献或古籍整理的学者相对要少。这样在整个工作开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觉得像中哲专业的人，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训练，对一些技术方面的要求，就不像做古籍整理的学者那么纯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摸索和学习的问题。在最初的体例环节上，还有一些对古籍整理的基本要求方面，刚开始可能不是特别的顺畅，对程序也需要逐渐来熟悉，中间甚至出现过一些反复。按照我们的理解，《儒藏》工程当然是以古籍整理校点为基础的，需要以文献学的学科背景为主，或者说它是一个主体的部分；但从编纂《儒藏》的时代性而言，它还有一些宏大的抱负，尤其是要对新时代的儒家思想、儒家文化进行弘扬，这就对学科的边际有了一个突破，实际上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古籍整理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从《儒藏》工程的参与者和实际工作承担者的队伍状况来讲，我们看除了原来古籍所的一批骨干力量之外，还有很多并不是做古籍整理校点工作的学者，他们也都参与到了这个工程当中。
我觉得这种构成很有意思，它本身的意义就在于促进了学科之间的融合，不同专业的学者来合力做一项工程，相互间是会有启发性的。因为对古代典籍的传递，一方面它是一种继承，但又融入了现在的理解。除了现代古籍整理工作所积累的技术方法和统一规程之外，在新的时代如何体现文化的理念，甚至包括技术方面的革新，这些又需要突破原有的一些格局。所以我的体会就是，编纂《儒藏》不是一项简单的古籍整理校点工作，它的内涵与目标，跟传统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并不完全相同。这便包括了整理者队伍，也和以往的状况有所不同，这里面有一些尝试性的做法，文、史、哲三科都有，不同学科之间会产生一些思想上、方法上的碰撞，这是有好处的。这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些返工的情形，但通过摸索和改进之后，实际上整个整理工作可能又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对往后整体的《儒藏》编纂工程，应该是有意义的。
我特别认同景老师的感受和看法，因为《儒藏》“精华编”整理工作是以古籍整理传统的古文献基础的队伍为主，但是我们又不仅仅限于这个队伍，也是融合了哲学、历史、文学这些学科的一次大的文化整理融合，也是一次大家相互学习和提高的过程。现在我们《儒藏》“精华编”经过二十年的奋斗，国内部分书稿已经全部出版，完成了一个主体工作。那么就“精华编”的主体工程来说，您对这个工程的质量和它的意义有什么独特的看法吗？
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近五百人参与，又是多国学者来合作，即便就是从国内来讲，这么几十家单位，各自都有独特的背景，历史传承不一样，学术特色也不同，大家要汇聚在一起来编这么一部大书，在整体上，从一个宏观的设计和基础的要求来讲，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事。要达到一个基本的目标，大家能融合成为一个整体，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觉得，《儒藏》“精华编”的编纂过程，靠的就是一种协同的精神，不断地会商、协调，不断地改进，各方面的情况不断地沟通和交流、切磋，这就保证了工程的同一性，使得整体质量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从顶层设计来讲，因为北京大学的龙头地位，有着充足的资源和雄厚的实力，对整体的构想、基本流程的把控，代表了国内的最好水平。再加上受邀参加的单位和众多学者，从整体上来讲都是从事儒家文献研究和典籍整理方面业有专精的学者。所以我觉得通过不断的经验交流和随时的纠正，加上《儒藏》中心在工作流程方面的严格把关，这便从根本上保证了《儒藏》编纂的统一有序和成品方面的质量。就现阶段而言，从目前古籍整理的基本状况来讲，《儒藏》在很多方面都是有突破性的，应该说做得非常成功，我是这样来理解的。
您也知道根据汤先生和《儒藏》最初的设想，我们《儒藏》整个工程是分成两个步骤或者两个阶段来走的，就是“精华编”和大全本这两个阶段。现在“精华编”主体国内部分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启动和继续《儒藏》全本的工作。您昨天大会上也特别对全本的工作有一些很具体和深刻的看法，那么对全本的规模、整理方式这些方面，您再简要地谈谈总体的看法吧。
我是这样想的，作为“精华编”，当时的构想，它具有一种“先遣队”的色彩。就是先做一些比较成熟的典籍，包括选书范围，古籍底本，整理状况等，都比较成熟，有迹可循，相对来讲容易把握些，也容易达成一致性。而后续全本《儒藏》的编纂，是在做“精华编”的经验和成果积累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来干的一件事情。但我们也要意识到，全本《儒藏》的编纂，不是简单的量的扩充的问题，不是照着做就行了，而是要有一套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所以它和编纂“精华编”并不完全一样。除了数量上的扩大，要达到3000种以上，这显然是“精华编”所无法相比的，如果按部就班地来进行，照着原样做下去，那何时是个头？也就是说，人工点校的方式，一遍一遍地来做校对，费时费力，这些基础工作都要人手来做的话，那需要多少年？在今天的时代，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AI技术这种日新月异的工具出现，它已经影响到了各个领域，对于文献整理、文献储存而言，也不例外。这包括校点等基础性的工作，应该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用科技的方式来处理，会大大地节省人力和时间成本。而在一些关键的部位和环节上，再由有经验的专家来把关或者来校验，可能就会事半功倍，这就跟前期“精华编”的编纂状况不一样了。
另外，从全本或者说《儒藏》整体的编纂来讲，我昨天也谈到，要从一个历史长远的，或者文献的一些根本性特征来考虑它的一个结构问题。当然“精华编”是用经、史、子、集四部之分来选目的，有些书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在学界或者在一般的典籍分类里面，它已经约定俗成，肯定是儒家的文献。比如说经部，然后子部的儒家类，还有一些儒学历史的记传性史著，也包括集部里面重要的儒家人物的集子，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除了这些典籍之外，今天的《儒藏》，显然它考虑的范围要比这个大得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体例，因为“精华编”用了经、史、子、集的分法，但实际上当时选目的时候，大家也觉得这造成很不平衡。就四库而言，它是对所有古代典籍的收揽，尽管是以儒家为主，或者说编这个书的指导思想是儒家，它是以弘扬儒家文化为宗旨的，但它毕竟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儒家文献。而我们今天编《儒藏》，就是专门编儒家的文献，那么，何以体现“儒”的内涵，“儒”的标识意义怎么展现，以“儒”为中心的文献地位如何架构？这些就都是必须要考虑的。因为在历史上，不管是佛教的《大藏经》，它有经、律、论之分；还是《道藏》的编法，它有三洞四辅之分，他们都有自己严密的体系性。而《儒藏》要不要有自己的独特的体系，还是说只是按照传统典籍的分法，包括了所有典籍的那个四部分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只是一般的整理一些文献，这个问题可以先不考虑，但是要传之久远，成为历史上代表儒家总体文献的这么一个集子，恐怕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必须要考虑。限于历史的条件和原因，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四部的分类和路径，那么对儒家的典籍到底应该怎么来分，它是不是有自身的规律，有自身的层次性？比如说，在不同的时代，先秦到汉唐，宋明以还的时代，这些不同阶段的文献，都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它们之间也有一个层级的关系，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再者，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性学术研究之后，我们肯定有一些和清人不同的对于文献典籍的理解和认识。那么，在新时代要编一部《儒藏》，是不是要把这些内容体现出来，获得一个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体系性的结果，使《儒藏》具有一个时代的特点。我觉得，经过一些研究和不断探讨之后，一定能拿出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来。
您刚才的这些思考、这些想法可以说既具体又宏大，因为它可能不只是关涉到《儒藏》工程和作为一个古籍校点体例工作的一些结构，或者是体例的问题，肯定也是有关于儒家文化本身定位，以及整个传统中对儒家性质定位的问题。那么可能在全本的编纂过程中，也是需要引起《儒藏》工程的所有校点专家、学者讨论，乃至于学界都要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最后请教景老师一个相对具体一点的问题，就是《儒藏》工程，相对来说，它还是一个具体的古籍整理的基础性的工作，那么这个古籍整理的基础性工作，它和您的学术经历、专业研究——对于传统文化的思想性、价值性的这种工作相比，它在您的感受中会体现哪些方面的必要性或者意义？
我理解就是汤先生编《儒藏》，他一方面是有对古代的重要典籍做一个系统的整理，把它们集结起来的这么一个想法，但是他也有一个很强烈的时代性追求。我们今人编这样一个大的东西，到底它的价值何在？是不是只是一个搜集的工作，或者是把这些典籍编排出来，供后人阅读或者是便于流传，还是说要体现出新时代的一些价值。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汤先生作为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文献学家的独特之处。他做这个工作的整体想法，并不是完全限于传统的只是搜罗或整理古代的文献，而是要在怎么来发挥整理工作在儒家思想的继承、传扬和后续能够对未来时代发生影响、起到作用，这么一个意义上来做的。所以我觉得，通过编《儒藏》，一方面是要按照既有的规则，或者前人的一些经验和程式，把它高质量地做好，但另一方面包括刚才讲到的数字化问题，包括对儒家文化的一些特点的探索，对它的文献特征的呈现，这样一些问题，在编的过程中，实际上也会不断浮现出来，也会成为我们现在理解儒家思想，理解儒家经典，把这些文献跟整个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发展能够联系起来，来做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思考，这些实际上也是富有启发的。所以在编书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激发出很多问题，会使得我们编纂的工作，同时也是思想展开的过程，是能够体现出“两创”要求的、具有时代性特征的这么一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