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访谈：陈俊民先生
一、我参与《儒藏》的因缘
我大概是参与“儒藏”工程最早的、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主编。最早在2002年前后，我在浙江大学就接受了汤一介和吴志攀副校长发的聘书，那个时候的名字还叫“《中华儒藏》课题组校外成员”。
到2002年初，我已经来到了陕西师范大学，来到了我的母校。当时的校长是北大过去的毕业生，叫赵世超，他请我回来，想让我帮助母校搞学科建设。陕师大当时还没有中国哲学的博士点，因为师大过去的老先生里头没有人教过“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陕师大哲学学科的这个专业可能是从我开始的，赵世超校长就邀请我回来，在这里筹建中国哲学史博士点。当时我过去指导的研究生林乐昌、丁为祥等教授都很积极，一定要学校把我请回来。这样我就在浙江大学办了完全退休的手续，回到了母校。这时，我也想为这个专业的学科建设问题了解一下北京国务院专家组的一些基本信息和要求，尤其是像我这种情况，按照规定可不可以在陕西师大来帮他们申请博士点。因为我在浙大已经有经过专家评审的博士生导师资格，是学校学位委员会成员，但是那个时候浙大没有“中国哲学”这个专业。当时浙江大学跟杭州大学哲学系还没有合并，98年合并以后才有了新的浙江大学哲学系，那都是后来的事。2003年我协助陕西师大把博士点申请获准了以后，浙江大学因获得了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也才同时有了中国哲学博士点。
2002年暑假七八月间，老汤（按指汤一介先生）给我打电话，他说有个急事，要请我来参加一个座谈会，要尽快地来。这时恰逢我在为筹建“中国哲学”博士点忙碌，也很想去京征求他的意见，所以大热天我即飞北京，孙长江兄（我的老朋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主要的参与起草者和修订者）给我安排住北师院宾馆。第二天我与孙一同去人民大学西门外一家鱼翅宴饭店，那里早有十多位到会就坐，有我熟悉的老朋友，也有我刚认识的专家学者。老汤开场白就说，今天这个聚会一是欢送季先生（季羡林）回老家祭祖，祭奠他父母亲；二是欢迎俊民重新回到陕西师大工作。后来我才知道，一介兄提出编纂《儒藏》动意后，受到南开大学某人（曾受学于陈垣先生）强烈反对，所以他很慎重地广泛听取专家学者意见。我理所当然地成了他的坚定支持者。随后，我在浙大就联系李明友（后来是董平）以我创办的“浙大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名义（有公章），最早接受老汤和吴志攀副校长署名的《〈中华儒藏〉课题组校外成员》的聘请。
2003年，《儒藏》在教育部正式立项。2004年4月，大概天气快热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地点在达园，所以我们叫“达园会议”。那是北大附近国务院一个招待所，很大，环境很古典，我们就在那里开会。各路人马都来了，也有不同意的，但汤一介已经立项了。当时申请项目的都是我熟悉的一些朋友，比如四川大学的舒大刚，人民大学的张立文跟我年龄差不多，是过去的老朋友，他们也都申请了，但是教育部只批给了北大，他们没有立项。在这个会议上当然五花八门的什么意见都有，舒大刚显然不同意，所以他后来就依靠国际儒学联合会，一个国际组织的资助，编了一个影印本的《儒藏》。
在达园会议上，汤一介很明确地给我分配了任务。因为之前我送给过他我出版的一些古籍校点著作，大家都知道我，他就说：你既研究过张载又研究过朱熹，那么北宋文集部分就由你来做，明代部分由你研究所的李明友他们来做，你要牵头要负责。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来“北宋集部”这一部分，除了孙钦善先生让他的研究生来校点《二程全书》，此外大概有21种都由我来主编和校点。我承担了包括周敦颐的《元公周先生濂溪集》、邵雍的《伊川击壤集》、《张载全集》、《蓝田吕氏遗著辑校》，还有周行己的《浮沚集》、孙复的《孙明复先生小集》等一共6种。我还承担了明代的一部书，陕西高陵人吕柟的文集，吕柟也是个大家。还有清代的《二曲集》，因为清代集部分给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让我还承担这一种书。所以我承担了一共8种书的校点整理工作。
到了2008年，在杭州，由我在浙大创立的“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和我后来所在的“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来主持，办了一次《儒藏》的主编工作会议。那次会上安排我介绍《张载全集》编纂的思考，又把《蓝田吕氏遗著辑校》拿出来当做《儒藏》的样本。当时样本出了两种，一种是孙钦善校点的《论语集解》，另一种就是我整理的《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它基本就是后来《儒藏》精华编二二〇册出版时的样子。这个版本见过的人比较少，是最开始印的，因为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把这两种书拿到会上去介绍。我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讲我在《儒藏》“精华编”《张载全集》编纂当中的思考。
到2014年，我校点的这8种书都出版了，我就跟汤一介讲，我说：老汤，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他那时候正在把他的《汤一介集》整理出版，有十大本，但他最后没有办法亲自送给我。老汤过去因为北京有很长一段时间空气质量不好，他常到我那里来，在春季或者夏季来到杭州住一段时间。他的夫人乐黛云，我们也都是老朋友，家里人互相都很熟悉，他夫人给我发邮件说：可能今年来不了了，老汤身体不好，你如果能来北京的话你还是来北京。我回复说：我恰好手边有主编的一个书稿正在看，等看完稿子以后我再来。结果没有等到再见，九月九他就去世了。汤一介2014年去世的时候，我主编的“北宋集部”这些书都已经完稿，并且经过《儒藏》中心审查基本都是合格的。所以我可以心安的就是2004年他在达园会议上交给我的任务，在他去世以前他知道我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二、我从事古籍整理及我与汤一介的学谊
当然，从以上我所讲的这个“完成”中，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汤一介为什么很早就这样信任我？本来我也不是搞文献、搞古籍的专家，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他为什么如此信任我？本来在学术上我已经有所建树，在国内国外到处讲学，突然转变方向来搞古籍整理，有好多学人都不理解。
1997年我完成了《朱子文集》校点整理以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这个问题。那时中华书局已经出版了我的一些书，《朱子文集》也快要在台湾出版，中华书局总编室《书品》主编邀请我写一篇关于古籍整理的文章。因为我研究关学，也出版了一些关学经典的校点作品，学界对此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中华书局感到必须要有人出来回答有关问题，这样我就写了一篇叫《关学研究与古籍整理》的文章。开头有一段涉及到一段历史。因为学术界好多朋友议论，陈俊民是搞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怎么现在搞古籍整理了，大家不理解。在这篇文章里边，我既总结了自己十多年来整理古籍的一些经验教训和得失，也告诉国内外的朋友，我为什么要转到既研究宋明理学，同时还要做古籍整理。我跟朋友们讲，我觉得你写一本专著还不如你选一本急用的善本书，把人们看不到的一些宋明理学著作给大家校点出来。1992年，我受邀到余英时那里访学，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看书，那里有当年胡适工作过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胡适不当外交部长以后在美国生活很困难，他找了一个差事，大概一个月只有500美金报酬，在葛思德图书馆当馆长。这个图书馆藏有明清时代的一些善本书，多数是来自日本。据说是日本人在30年代战争中从我们中国盗走的一些书，后来又把它们一册一册影印来卖，一册是1万美金，好多学校和单位是买不起的。余英时知道我研究宋明理学，他就告诉我：你来看这一方面书，来看看这个地方的《朱子文集》有什么善本以便你整理校点，特别是你研究明清思想，这个地方有好多明清善本。所以，我在97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说整理出一本大家看不到的书，要比你写一篇文章、一本通史大概有价值得多，我就举出了好多我在那里看到的而国内没有的书。
到了2002年，5年过去了，我参加了《儒藏》工程。2008年又写了《关于〈儒藏〉“精华编”〈张载全集〉编校的思考》。我在这篇文章开头就讲过：“十年前，我应约写了一篇《关学研究与古籍整理》，刊登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1997年第1期第41—49页，向学术界不少关心我的朋友们交代了我从宋明理学研究转向理学古籍整理的学术缘由，也总结了我十多年间校点并出版的几部‘关学’典籍的是非得失。尤其是，当我此时得知我校点的《朱子文集》已列入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全文资料库指定版本’，将向世界发行，我既得以安慰，又如履薄冰，时时担心总有一天会在世人面前‘出丑’。我曾多次暗下决心：今后不再做这种费力不落好的‘难事’。还为朋友写过条幅自嘲：‘千家注杜百家韩，如何未老校晦庵？欲知其中甘苦味，百年之后当纸钱。’可见决心之大。可是五年过去了，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到底因何背景和机缘，我却积极响应了老友汤一介的约请，义无反顾地投入《儒藏》工程，全力以赴，又作起了《儒藏》集部北宋文集的主编工作。”
如果说那个时候我说不清楚，到汤一介去世以后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现在肯定是可以说清楚的。特别是去年《儒藏》“精华编”282册书出版，煌煌巨著，我看了以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老汤和我一样都是搞哲学的，晚年为编纂《儒藏》，忙于精心选主编，到处找经费，还有人员的组织安排等等，他日夜操劳，不惜代价，甚至付出了生命。我常常想，我们整理、研究古籍，受这样的辛苦，到底为什么呢？谁知其中甘苦味？我想归结起来无非就是，我参加《儒藏》工程完全是因为老汤的原因，也不是别的什么人牵线或者介绍的，是老汤直接来找我，是由于我跟他在特殊的年代里结成了相交相知的一种学术友谊。
汤一介文革以后进入学术研究是从道教开始的，我78年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正在思考给学生开一门道教的专题讲座，后来他还把他的讲课提纲送给了我，因为那时候我不仅研究儒家，搞宋明理学，我也对道教感兴趣。最早国内三家出版社出版《道藏》36册时，他告诉我，我们两人都买了。后来我还买了《藏外道书》，大概也是36册，是影印的，影印质量不好，勉强还可以看。后来我在王明先生指导下发表了全真道相关研究，当时德国的学者认为我是最早发表“全真道思想源流考略”的学者，在世界上来讲都是比较早的。我跟汤一介的友谊是在学术研究中间建立起来的。
文革以后，我们都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但这个时候中国哲学这一门学科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因为自建国以后的30年里，大家都是按照苏联日丹诺夫（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Жда́нов，1896—1948）的“哲学史定义”来进行研究的。阶级斗争在党内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大家都是按照这个线索来编撰哲学史的。文革以后，我们就思考对中国哲学应该有新的解释，但是在人们的思想里，还是认为过去的哲学史是以“马列主义”为依据的，不能随便改动，所以有一部分人坚持必须按照“哲学党性原则”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这种观点以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辛冠洁为代表，他本来是个老干部，文革以后才进入到中国哲学研究里边来。记得1979年夏在太原开过一次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讨论会。这是文革以后，也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学者最多、最集中的一次会议，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老先生都光临会议。任先生刚刚从日本讲学回来，他提出了儒家是宗教（“儒教”）的观点，中山大学的李锦全反对，当然我们也都不完全同意他这个“儒教”观点。因为我研究儒学，研究张载关学和全真道，是以研究三教融合关系为线索的，全真道是打着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旗帜来重新建立一种新宗教，就是金元时期的新道教，任先生对此研究很感兴趣。我第一篇研究道教的文章《全真道思想源流考略》就是82年到83年间在厦门大学开宗教会议时提供的会议论文，任先生看到以后就找我商讨修改并推荐发表在他创办的《世界宗教研究》上，所以我们以后就有了比较密切的学术来往。当时老汤研究道教已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都在中国哲学学术圈里边遭到一些人反对，他们批评我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在这之前，1980年我就邀请老汤到西安来讲学。他从西安又到了兰州，因为他祖父清代时在甘肃那里当过知县。他到兰州之后去看了敦煌。回来我又陪他去楼观台观看道教遗迹，一路上，我们分享了各自文化革命前后的经历，建立了特殊的关系。这种学术友谊就自然成了我参加《儒藏》工作的缘由。到了1981年，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宋明理学会议，老汤有幸光临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怎么坚持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这个问题上。老汤当时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讲“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天人合一”等，这每一个“合一”、每一个命题后边都有一系列的范畴。庞朴也发表过《“中庸”评议》，他提出“三分说”，主张“一分为三”。当时《中国社会科学》是由谢韬、丁伟志主编，丁伟志也参加了这个会。会上我们一些学界友人主张要用研究中国哲学逻辑范畴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国哲学，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家使用了一系列的概念范畴来组成命题，由命题又组成判断推理，然后构成文章，所以我们就要研究中国哲学最基本的细胞——范畴，研究范畴在每个哲学家那里的原本意涵是什么，以及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在哪里。以辛冠洁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史》总编室反对这种研究方法，说这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引起了81年杭州宋明理学会议上发生的争论。当时因为我是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常务理事（79年在太原中国哲学方法论讨论会上于光远主持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我被大家推选为7个常务理事之一），所以会议安排我在大会最后来发言。我就说马克思讲过“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个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能说研究哲学逻辑范畴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给上面报告的《简报》里还是点名说“陈俊民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哲学范畴问题”。接着这个会议，张岱年先生和老汤就委托我在西安专门筹办了一次“全国中国哲学范畴研究讨论会”。这大概是我主持的、也是全国范围的，用现在的话叫学术高端会议，在西安止园饭店（原“杨虎城公馆”）开会，张岱年先生、王明先生、冯契先生、庞朴、方克立、方立天等著名专家学者好多人都出席会议。这个会议结束以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范畴集》，可以说在研究中国哲学范畴这个问题上是中国当时最高端的学术成果。后来在汤一介80华诞时，我应约写过一篇文章《既开风气也为师——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启示录》，来专门讲我们研究中国哲学范畴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的波波折折、学术上的争论。所以我和老汤的友谊也可以说是在学术研究中、在这种情况下结成的特殊的学术情谊。
三、担任《儒藏》主编工作和校点工作的几点启示
《儒藏》“精华编”北宋集部的校点任务，是我在全国范围内找了一些专家来承担的，不局限在某一个地方或者学校，是利用我在学术上的来往关系找了一些朋友、学生和老师，由这些多数有过校点古籍经历的专家来完成的。像《苏轼文集》我找了孔凡礼先生校点，《欧阳修全集》由人民大学的李逸安先生来校点，《温国文正公文集》我找了何清谷教授来完成。还有一位是原来在中华书局工作、后来去了日本的研究宋史的专家王瑞来教授，他在2008年杭州会议上亲自找我，说明他是专门研究范仲淹的，所以就由他来承担了范仲淹的集子。我在全国范围来找校点人，包括北京、上海等各地的专家学者。比如上海的李剑雄，他是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多年，他就承担了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的校点工作。这些在北宋集部里面很重要的书，如果不找一些专家去做，无疑是做不好的。因此，正因为我主编的“集部北宋”里面重要的这些书都是由有经验的专家来承担的，所以才保证了这个项目的质量。
因此，我感觉到要真正把这个工程做好，一要有《儒藏》中心的支持和协助，二要选择好专家来承担，三是确实得要有一个可靠的合作单位。如果没有这几个基本的硬件条件，主编本事再大也很难做好。我认为选择一个可靠的合作单位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多半生研究张载关学，承担了《张载全集》的校编工作，我尽量用早期宋代的版本做底本，把文集各部分分开处理。因为我在以往的校点古籍实践中深知原来古人出书的时候，他的著作主要都是由他的学生或者关系比较近的人在外边一卷一卷分开来刻印的，并不是他本人收成一个完整的集子之后再来刻板的，很少有人这样来做的。除非到了清代，像李二曲，他可以让他的学生王心敬把他的著作重新整理之后传世，在此之前的好多大家包括明代的吕柟，他在留都南京当过国子监祭酒，是学术领袖，但是他的著作也是由这个学生拿去一部分、那个学生拿去一部分刻板印成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古籍形态的文集，它原本可能是一卷一卷分开成书的。
就张载的集子而言，现在中华书局“理学丛书”中的《张载集》，其实是以清代翻刻明代万历年间沈自彰凤翔府《张子全书》官刻本为底本的，张岱年先生认为明代的集子好，但我觉得选用文集有关部分的宋刻本作底本比较好。比方说《正蒙》部分早有《横渠正蒙书》，在南宋时候就有《诸儒鸣道》本流行。《张子语录》在南宋就有鸣道本和吴坚刻本，《横渠经学理窟》也有鸣道本传播。所以张载文集原本是分开的，主要部分我们都可以找到宋代的版本。这样只要选择好底本，然后再选好校本，就可以校出一个比中华本《张载集》更好的书。但这个工作是很艰难的，常常不如人愿，所以正像鲁迅先生所讲的，校点古书常常是让名人出丑的。我校点了那么多书，到整理《关学经典集成》的时候，我发现《儒藏》“精华编”《蓝田吕氏遗著辑校》里也还有失误的地方。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说他校出来的那一本书是最后的善本，这是不可能的。我从六十多岁开始参加《儒藏》工作，现在已八十五岁了，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许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新一代的学者一定还会有他们更艰巨的任务。
（陈俊民先生，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儒藏》“精华编”集部北宋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