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访谈：邓志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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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4 14:09
北京
《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访谈：邓志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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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师，您作为主编之一，在《儒藏》“精华编”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参加到这项工程中来的，有没有可以分享的故事，当时有没有过犹豫和忧虑？确切地说，我不能算是这套书的主编之一，只是协助我们复旦历史系已故的朱维铮先生做了些工作。朱先生生前主持经部孝经类和群经总义类这两个部分的点校工作。我参与这项工作大概有三个身份，最初是点校者。《儒藏》项目应该是2003、04年启动，《儒藏》中心这边大概是03年开始，而各个地方开始启动应该是04、05年，我当时便参与了清代学者惠栋《九经古义》一书的点校。其次是朱先生的助手。项目开始时朱先生本来请我们系的另外一位同事，也就是刚刚去世的张荣华教授，帮助做一些协调工作。09年张荣华老师因故不再参与了，所以协助朱先生的事情就由我来做。12年朱先生不幸去世，但这项工作还没有结束，我也就算是替朱先生继续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应该说我只是协助朱先生负责经部两个部类的点校，并在朱先生去世后做了一点儿力所能及的协调工作，仅此而已。您刚才提到最初是不是有过担忧、顾虑，其实多少还是有的。我读书期间曾跟随朱先生陆续做过几部著作的校点，所以深知校点工作本身的烦难。古人把校点古籍说成是“秋风中扫落叶”，尤其《儒藏》“精华编”这么庞大的体量，虽然我们参与的两个部类加起来只有十几种，但是有几部部头非常大，工作量并不小，这是第一个顾虑。此外，众手修书本来就是很难的，古人说“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因为中间要牵涉点校者、组织者，以及《儒藏》中心等方方面面，所以是有忧虑的。当然后来《儒藏》中心，至少在我所沟通了解的范围之内，其实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工作可能只有我们参与者才知道，不为外人所知。也包括我跟《儒藏》中心的许多老师来回往复的不少学术讨论，这是我一直很感念的事情。您刚才说，虽然一开始不是作为主编，但是其实一直参与其中，后来又做主要负责的工作。那在组织校点者方面，在进度、质量的把控方面，有遇到过哪些困难吗？应该说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吧。一是参加校点的学者（也有少量高年级的博士生），他们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本身就任务很重，都是牺牲业余时间、假期来参与这项工作。所以第一个难题就是校点者队伍不太稳定，常常是某位学者参加好几年了，突然遇到不可抗力，或者其它事情，没法再继续下去，必须重新寻找点校者。有一些还是非常大部头的著作，仓促之间不好找人。这种事情其实屡见不鲜，有好几部著作甚至前后换了三四次校点者，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挑战。还有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您刚才讲的进度，包括对质量的把控，等等。解决这方面问题，首先就是要选好校点者，能力是第一位，另外就是要尽心尽责。像李畅然老师，当年跟我们好几位作者，为了讨论断句、体例等一些具体的问题，来回往复好多次。可能好几种标点方法，在已有成例中间都可以找到，但到底哪一个更好呢？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很像梁启超所说清代乾嘉汉学家那种以通信方式结成的“学者社会”。我也是直接的参与者，因为我负责协调，这些信息都会汇总到我这里来，他们也希望我能参与提一点意见。这个过程应该说对于校点工作的质量和进度，都有很大的帮助。学者的这种积极的投入，我觉得是最关键的。另外《儒藏》中心也帮我们解决了不少具体困难。比如要更换作者，前期的作者我们一般会有一些启动经费，有的早期已经工作了好几年，我们不可能说因为作者有事情不做了，就一定要把这些经费去要回来，这样是不太合适的，朱先生当然也是这个意思。对新的校点者，《儒藏》中心有时候还特别会在校点费方面做一些追加，虽然也遇到过困难，但最后都还是得到了妥善的解决。现在《儒藏》“精华编”书稿国内部分已经全部出版了，您作为工程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如何评价这项工程的质量和意义？不妨以我点校的《九经古义》为例。我开始做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以前的校点做参考。首先是跟中心之间讨论，确定底本，它的重要版本还是不少的。从最初的潮阳县署本，还有四库本、贷园丛书本、省吾堂本、清经解本，其实都是很重要的版本。首先我们要确定哪一个版本最好，可以作为工作底本，然后再去找一些清代校勘名家，像叶名澧啊，李慈铭啊，他们过眼的，或做过一些标注、识语的，我们都要去参考。前前后后参校的至少有十几个本子。这些工作做下来之后，我觉得质量应该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这一点是有信心的。而《儒藏》“精华编”的绝大多数点校工作，都是这样一点一滴完成的。总体来看，我觉得《儒藏》“精华编”可能至少对未来中国的儒学古籍，有两方面重要意义。首先就是它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研究基础，这是我们所有研究的前提。其次，在这个过程中间，也锻炼了大量的学者，特别是我们的年轻学者。我最初参与的时候，也就三十出头，这一路下来，连我的学生，他们现在也才三十多岁，也参与到《儒藏》校点中来，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无论如何，《儒藏》“精华编”的意义不仅在校点本身，同时也包括学术人才的培养。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国内的古籍整理队伍，数量和水平现在处于怎么一个程度，这方面您觉得有没有可以加强和改进的地方？我们这种古籍整理工作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建设有什么意义，您可以谈一谈吗？因为我在大学的历史系，就我所知，目前历史系研究中国古代史，与中文系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还有哲学系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学者，一直都是做古籍整理的重要力量。当然我们有专门做古籍整理的学者，比如高校古委会下面各个学校的古籍所等相关机构的同仁，都在做这个事情。一般凡是有机构建制的，像我们复旦的古籍所，它的研究人员，以及新的人才培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这应该是未来古籍整理领域主要依托的力量。在古籍所系统之外，目前人才培养应该说并不太稳定。比如学生古籍整理能力的培养，需要实际操练，假如老师有相关的项目的话，一般会带着研究生一起做，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不少学生得到锻炼和培养。但这些项目常常是偶然立起来的，实际上是不稳定的。另外也会有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所以现在有一些出版社的朋友反馈下来，文史哲专业的年轻人进入到出版行业，参与古籍整理的时候，要比以前吃力很多。这说明我们现在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待改进增强的地方。至于古籍整理对传统文化未来发展的价值，我想，古籍整理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基础性。如果在古籍整理这个环节，我们对文献本身的把握出了偏差，后续的研究都会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上。就这一点来讲，无论怎样强调古籍整理本身的意义都不为过。另外，我们的文化要有所传承和发展，关键是要着力于对年轻人的教育和培养。所以古籍整理应该给年轻人机会，这个工作是有难度的，但就像我们学游泳一样，你如果不参与到其中，实际上很难学会。这就需要由老师带着学生，在共同参与的过程中，老师既是引导，同时又最后保证相关成果的质量。总之要让年轻人充分地参与，以便他们能够尽快成长起来。我想这也是值得我们未来一起去推动的事情。（邓志峰先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儒藏》“精华编”经部孝经类、群经总义类主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