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访谈：王承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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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4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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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访谈：王承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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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作为《儒藏》“精华编”的主编之一，在《儒藏》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样参加到这项工程中来的，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故事？参加《儒藏》，我觉得是个非常高兴的事情。因为跟北京大学有合作的一些科研项目，北大又是我们高校古委会的所在地，我们全国的古籍整理研究所都是在高校古委会的业务领导之下，所以跟北大合作，又有高校古委会在这里，我们很高兴参加。当时《儒藏》邀请的是董治安先生，是我的博士指导老师。董治安先生当时他年事已经有点高，都过七十了，而且当时董先生正在主编《两汉全书》，《两汉全书》我也帮助董先生一起编纂。董先生受邀来《儒藏》参加会议，还有郑杰文先生，我们三个。一开始我是没有参加的，董先生就向汤先生推荐，汤先生同意了。汤先生也可能觉得董先生工作很忙，《两汉全书》也在紧要的时候， 所以04年、05年那个时候我参加进来，我负责《诗经》类，郑杰文老师负责谶纬类，当然我们也要随时把工作向董先生汇报，董先生还是负责这两个类。还有刘大钧先生、林忠军先生负责《周易》类，我们经常一起来开会。汤先生也是平常没有时间见，开会时见了汤先生，也是经常陪着他说说话，而且提了好多建议。我当时提的建议是，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我2007年提出来一个想法，就是中华定本工程。我跟汤先生做过很详细的汇报，就是在《儒藏》的基础上，我们要做中国古籍的标准本工程、推荐本工程，最终形成一个定本工程，就是把所有的中国的古籍能够做出一个好的整理本来，大家用起来非常方便，大家不会再互相重复着整理，那么我们学术研究用的时候特别方便，我们说定本第几页就可以了，也不用写出版社，也不用写什么出版时间，只要把定本做出来。当然定本需要慢慢地来推动，可以先做成推荐本，再做成标准本，最终要做成定本。可以先做500种，再做1000种，再做2000种。咱中国的古书反正一共就那么多，有几万种，把里面主要的核心的典籍做成定本，就从《儒藏》开始。这是我当时跟汤先生提的建议，汤先生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我觉得定本一定要在高校古委会的领导之下，在北大牵头之下来做，这是个国家行为，因为这是个国家的文化工程，我们地方院校不适合领头来做这种工作。而且现在的基础比07年的时候又好得多了，这些年又出版了这么多的古籍整理成果。你看现在我自己也出了那么多，出了这些大部头的书，都是几千万字成果。您是主编《诗经》类，就这部分书稿来说，您在组织校点者队伍，还有把握工程进度和质量这方面遇到过什么困难？《诗经》类因为我是专门研究《诗经》的，所以当时参加的时候觉得没问题，也很容易来完成，实际上我们这个类也是完成得比较早的。我参加了北大的会议、杭州的会议、深圳的会议，还有香山的会议。虽然我不是第一批参加的，我是04年、05年开始的，也比较早了，《诗经》类大概09年就完成了。我完成以后，就一直等待，说下边还要干，16年我们就干了《子海》。《子海》精华编现在我们出了2,000万字的成果，也是古籍整理，也是做标点。然后我又整理了两部书，就是《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就是史志目录的一个汇总，也是古籍整理，也是标点。我是认准了必须做标点，在这一点上我和汤先生我们两个当时交流过，我说汤先生你这个意见太好了，要做整理。古籍要是不整理，是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的，整理以后非常的方便，不光是说学者方便，大家看都方便。所以我当时接到《诗经》类的时候，我没觉着多么困难，因为我就是搞古籍整理的，我又是研究《诗经》的。但是在过程当中还是碰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诗三家义集疏》，有中华书局的标点本，当时我觉得这个书很好标点了，已经有整理本了嘛，就委托我两个学生来标点。但后来发现，这个书要想标点好，还要下大功夫，最后就返工了。再一部像杨简的《慈湖诗传》，杨简是个理学家，他的《慈湖诗传》有什么难的呢，我也让我的学生来标点，后来发现标点的质量不行，也返工了。我这个《诗经》类一共有20种书，其中有两部返工了，就是发现它比想象的要难。我的工作过程就是，我的学生和我们古典文献研究所的老师整理完了以后，由我这个主编最后来定稿。我一看质量不行就得返工，我觉着返工是正常的，有的时候我干其他活的时候也返工，我自己干活有时候也返工。古籍整理应该是会经常碰到的，有的要换底本，有的一看修改的过程，还不如重新标一遍，就碰到这样的情况。现在《儒藏》“精华编”的国内部分书稿已经全部出版了，您作为这项工程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您如何评价这项工程的质量和意义？《儒藏》“精华编”的意义，汤先生当时在会上讲得都特别深，他从大的世界文明互鉴的角度来阐发，非常的好，非常有高度。那么我们从一个古籍整理学者来看，你看这是第一次儒家典籍的大规模的整理，它一下子就整理了国内的500多部。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整理，还可以说是一次高质量的整理。关键是这一次整理成果将近2亿字，还要做成数据库，会极大地推动儒家文化和古典学术的深入和发展。我们的整理本有一定的权威性，这些年我的教学科研当中，我会向学生们推荐《儒藏》本，我说《儒藏》的整理本质量就很好。大家经常苦于找哪一个版本做底本，哪一个版本做参考依据，我说《儒藏》本就可以。这就是它的作用。那么这也是《儒藏》本将来在定本工程当中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如果是由《儒藏》推动到定本工程，那这个意义就太大了，可以说我们这20年就值了，再有20年，再有50年也值，这是个民族的文化工程，这是我的看法。您是长期做古籍方面的工作，特别是主持了这么多的古籍整理工作，那您觉得目前我们国内的古籍整理的现状，古籍整理队伍、人才的建设，处于什么水平，有什么需要改进，或者以后要加强的地方？古籍整理这个活还真是个专业活，需要古籍整理的专门人才来承担。当时《儒藏》启动的时候，我来开会一看，搞哲学的老师比较多，当时我还有一定担心。当然古籍整理这个能力，也是随着大家的努力，会普遍地提高上来，因为他已经有文史哲的基础，加上一定的古籍整理实践，也就变成一个古籍整理高手了，但是这个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像我们现在的《儒藏》队伍，经过20年的锻炼，大家也都成了古籍整理的高手了，这是我们下一步的人才储备，是吧？我们从全国的古籍整理队伍来看，全国高校古委会，下辖一些高校的古籍所，从83年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也40年了，现在好多古籍所都在庆祝建所40年，这40年里还是培养了大量的古籍整理人才的。像我们山东大学每年都招收硕士生在20个左右，博士生在10个左右，每年都这么多。那全国那么多古籍所，那么多古典文献研究所，人才还是挺多的。你看我做这些大型的项目，《子海》精华编，现在《合璧》工程的精华编，也是我做主编，我这个团队大概有200多人。山东大学占一小部分，山东省的三分之二，再加上全国范围内还有三分之一吧，大体这么个规模，我觉着大家都干得挺好。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经常的联络和讨论，也要做一些必要的辅导。有的文史哲研究者，他一开始缺少古籍整理的经验，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访问学者的办法，让他来守着我们标点一部书，碰上问题随时问，他很快就成了一个行家里手了。我们用这种办法，我自己就培养了十个八个的人才出来。或者是博士后，你就来干个古籍整理，博士后出站，就是古籍整理的一个成果就可以。用这个办法，培养人才很快，《儒藏》也可以用这种办法，可以很快见效。立志于干这个的，可以一块干，两三个月就上手，但是要把辅导跟上。全国的古籍整理队伍，我觉得还是蛮强大的。我2015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古籍整理的文章《古籍整理——中华文化建设的千秋伟业》，题目很大，我回顾了古籍整理的历史，古籍整理的意义。其实你看，孔子、董仲舒、朱熹，他的学说的创立，也是建立于古籍整理的基础之上。像朱熹的《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也是个古籍整理，只是在整理过程当中，融进了他的思想进去。像董治安先生的老师高亨先生，他的《周易大传今注》、《周易古经今注》、《墨经校诠》，也是古籍整理。像余嘉锡先生，这些老先生们很多成果，就是以古籍整理来展现的。古籍整理本身就是一种研究，古籍要想研究好，必须先把它整理好，整理好了，自然就会带动研究的深度。所以这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对全国学术文化的推动之功，可以说是不可低估、不可想象的。习总书记说是要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这个活起来的意思，就是要深入挖掘古籍的传统文化的这些内涵。我想我们现在传统文化都琢磨着把它弘扬光大，把这个“双创”做好，我们在这里面大有作为呀，我们要向孔子学习，向朱子学习，实际上就是把古籍整理和研究结合起来。这样的研究才是有深度和高度的，才会是有创新的，真正能做好双创的。（王承略先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儒藏》“精华编”经部诗类主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