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访谈：严佐之先生
严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作为我们《儒藏》“精华编”的主编之一，在《儒藏》工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参加到这项工程中来的，有没有什么可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当时有过什么担忧、顾虑或者有什么期待吗？您都可以畅所欲言地谈一谈。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个人先参加了这个项目。因为我的研究生同学苏州铁道学院的朱友华教授参与了这项工作，而且担任一个部类的主编（按指《儒藏》“精华编”“子部儒学类经济之属”），他找到我们研究生老同学，问愿不愿意分担一些工作，我当然会支持，于是选择了一项我以前做过的贾谊《新书》来进行校点。后来在一个场合跟安（平秋）老师见面，他跟我说起《儒藏》，也就知道了《儒藏》一些更详细的情况。安老师问我：《儒藏》收了很多朱熹著作，你们正好完成了《朱子全书》，是不是可以一起来参加这项工程？我听了当然很高兴。那时正好是《朱子全书》工作结束等待书籍的出版，下一个项目还在筹划和论证之中，中间有一个“空窗期”，如果我们参与《儒藏》项目的话，正好全所老师有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可以做。因此我很高兴地就参加了这项工程，而且担任了《儒藏》“精华编”朱子著作部分的主编（“朱熹及相关著作”）。我觉得《儒藏》对这个项目的安排比较特殊，这是“精华编”的部类主编里唯一不按古籍分类、而按人物专设的这么一个特例，是一个“因书而宜”的很好案例。
至于参加的过程，我觉得很顺利，没对整个项目有什么担忧的情况。当时争议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对“体例”的确定。校点的标准怎么定？不少学者对以孙（钦善）先生为主的总编纂制定的“校点体例”不太适应。我们是专做文献整理的，所以对这些条例要求，觉得理所当然，应该这么做，因此不存在什么担忧。我们很期望这部书能够很好地编纂出版，达成它原有的这样一个目标。
谢谢您！就您作为主编负责的那部分书稿来说，您在组织校点者队伍、把握校点工作进度和质量方面，遇到过哪些困难，是怎样克服的？
前面说过，我们对收入《儒藏》的朱子著作已经做过一遍整理，而且点校是按最高的一个标准来做的，所以应该说分给各位老师的任务，只要在原来的点校稿上按新标准加以改造就可以了，从学术层面来讲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我也不无担忧，从我们90年代初做《朱子全书》，到新世纪初参加《儒藏》工程，过去了10多年了，其实还是有很多变化的。我担心的是有老师没有很认真去做，没有抓紧时间做，耽误了《儒藏》的工作进程和校点质量。记得后来深圳会议上我曾发言介绍说，我是借用上海足球教练徐根宝倡导的“抢、逼、围”战术，在项目管理中执行“紧、逼、惠”。“紧”是思想上抓紧，我说这不只是让你重复做一次，通过这个项目还要检验我们过去的工作质量，以前虽然很认真地做，但肯定还会有纰漏，还会有不好的地方，要通过这次很好的机会修正我们以前校点书稿的质量。“逼”是时间上催逼。当时教师们手边都有一些工作，你不催的话，他就会先放一边，等你催了他才做，所以我要不停地催。总之一方面进度要抓紧，一方面思想要重视。要像紧箍咒一样的不停的念叨。再有一个就是“惠”，那个年代开始讲市场经济，不给教师一点真正的经济惠利，有时候是推不动的。我觉得《儒藏》提供的经费极大地支持了校点工作，应该讲经费资助的力度还是蛮大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比较好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也是整个编纂过程中完成比较快的。
后来在北京会议上，我们跟山东大学古籍所一起介绍经验。我觉得作为一个部类主编，第一是要找适合这个项目的人做，第二你要负起主编的责任，稿子交出去之前，自己一定要把关。我觉得如果交上来的初稿能基本上满意，你们编纂中心和出版编辑再看出什么具体问题，就直接跟校点者对话解决，不用再通过我这个环节了。所以我刚才还在想，其实这种方式今后还是可以作为一种方式保持下去，部类主编在交稿之前，自己一定要过目，这样保证稿件最初的水平不会太差。
好的，谢谢您！我们还想请您谈谈，《儒藏》“精华编”历时20年，现在中国部分已经全部出版了，作为这项工程的重要参与者，您如何评价这项工程的质量和意义？
说实话这么一个庞大的工程，参加的人又来自方方面面，我觉得以孙钦善先生他们最初制定的这样一个校点标准和要求，相对来说应该还是蛮高的。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验和教训，真正要达到质量好，确实难度蛮高，甚至是很高的。所以对“精华编”最后的整体质量，我是希望它好，但它到底能怎么样还是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也让我的信心增强了很多。第一件就是最初推出的样书，给所有校点者一个可以依傍的标准。当时看了收进样书的几部书，包括也有我的一部，觉得如果真能按这样的标准做的话，应该质量有保证。现在出全了，但我肯定没工夫全部去看。第二件就是我曾向你们要了二种书，都是子部儒学类著作。为什么会向你们索要呢？因为我看到有两家出版社出版的这二种书校点问题非常大，心里就牵挂着《儒藏》，想看看《儒藏》校点得怎样。你们也不问我为什么就把书送给我了，这是对我的信任。我拿到书仔细一对，发现他们的错误《儒藏》“精华编”本里一条都没有。经过这样一个对比，让我对《儒藏》整体质量增加了信心，虽说没有全部看过，但毕竟是抽样看了。我希望《儒藏》本能真正成为一个善本，成为今后学者读书研究的一个通用本、通行本。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将来出版的书就是“《儒藏》本”，就像《四库全书》称“《四库》本”一样。《儒藏》不是旧本的全盘复制，不是覆宋本、覆元本，也不是重刻宋本、重刻元本、重刻明本，它是以某某本为底本的校点整理本。我发现有一些《儒藏》整理本的卷末还保留底本原有的“某某人校字”等字样，那是当时校刻的人名，其实不必保留。此外，因为是重新整理的大型丛书，《儒藏》在编排方面似乎也可以有个统一的体例，不要有的是“卷第一”“卷第二”，有的是“卷一”“卷二”，有的是“卷之一”“卷之二”。也就是说，要在总体方面有一个“《儒藏》本”的新的、统一的编排体式，从版式上形成一个新的古籍版本。
您讲得非常有道理，谢谢您！根据汤先生和《儒藏》工程最初的设想，《儒藏》工程分为“精华编”和全本两部分两阶段进行，您对即将启动的全本《儒藏》怎么看？对全本的规模、整理方式等方面有哪些建议？
我记得《儒藏》“精华编”开始的时候，有一家媒体的报道题目就叫“《儒藏》在争议中前行”。现在《儒藏》“精华编”结束了，这个争议大概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后也可以平息了。但即将启动的《儒藏》全本，我想它还是会“在争议中前行”。我也看到或听到对它的一些不同看法和意见，作为学术研究讨论这很正常。我个人认为《儒藏》编纂本身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意义不仅是汤先生生前写的《序言》中提出的这些方面，就我个人的一些体验来说，是否可以从编撰“中国儒学史”的角度来讲。一部“中国儒学史”的编撰，一定要有极其丰富的材料来提供给你，从浩瀚的儒家典籍文献中抽绎、梳理出儒学发展的那么一个思想脉络、一个学术理路。《儒藏》全本编纂就是要建造能为编撰“中国儒学史”提供充沛材料的一个仓库、粮库。我替全本子部拟目时，向你们要了几册汤先生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为的是要看看还有没有《中国儒学史》里用过而我没列进去的，就是说如果他写的时候参考过这本书，我当然就要列进去。那么反过来说，他们没发现的，我们也要先发现了提供给他们参考。实际上的确还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儒学思想学术史料，他们的见识，他们的方法等，也应该采纳吸取进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编一部更好、更完善、质量更高的“中国儒学史”，现有这部还是不够的。“精华编”已经为当下中国儒学史的重新编撰提供了一部分最核心的材料，但我觉得还不够，所以适当放大范围做《儒藏》全本，应该对我们今后如何更好地去撰写“中国儒学史”，有莫大的好处。
再说了，《儒藏》全本的编纂如果从目录学角度来讲，有点像章学诚的《史籍考》。这一类专科目录或者专学目录，我们一直是把朱彝尊《经义考》作为清以前的经学史来读的，谢启昆的《小学考》也是这样。章学诚《史籍考》虽然没有了，但他的体例还在，并不光收史部的著述。基于他的“六经皆史”宗旨，什么样的都可以算成“史籍”的书，史部的有，集部的也有。将来如果把《儒藏》全本的选目也做成一个提要，合起来就是很好的一部《儒籍考》。我觉得将来倒是蛮有必要去做的，不可能全部都看《儒藏》，可以看《儒藏提要》，就跟看《四库提要》一样。
从这两个方面的意义来讲，先前的《儒藏》“精华编”以及将来的《儒藏》全本，我觉得都很重要。况且《儒藏》“精华编”的成功，证明我们是可以继续编好全本的。总结好的经验保持下去，吸取一些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更新一些措施，一些办法，相信会做得好。
谢谢严先生的宝贵意见，您谈得特别好！根据您长期的学术工作经历，以及组织《儒藏》“精华编”校点的实践经验，您觉得目前咱们国内古籍整理队伍的数量和水平处于怎样的程度？有没有需要加强和改进之处？我们这种基础性的古籍整理工作，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经过那么多年来的发展，可以肯定我们从事古籍整理的队伍是在迅速壮大。从我们每年评审高校古委会申报项目的人员来看，这个队伍的充实，应该是比想象的更出乎意料的那种壮大。要满足《儒藏》那个校点质量要求，要尽量为后面的编纂审稿减少麻烦、减少工作量的话，首先选人很重要，相对而言，我觉得能够选的人还是不会很多。我们选人肯定是要在某一个专业的领域当中去选，选专家。但有时候队伍大了，选择的难度反而更大。
前面讲到《儒藏》编纂的意义，我认为也可以从人才培养来讲。古籍整理和思想研究它是两回事，我把它们形容为一个是“在天上飞”的，一个是“在地上走”的。我们是要把两个不同的学科做到有交流，形成我们的“学术共同圈”，这个“学术共同圈”是互补的，让“天上飞”的知道“地上走”的也不好搞，让“地上走”的明白不能满足于“地上”，还要“仰望星空”。所以，我认为《儒藏》中心出的集刊很好，突出“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从典籍文献出发去发现其中的思想学术意义。我从事古籍整理和儒学文献研究，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校点完了为什么不研究？你仔细标点以后你会有看法的，你不是机器人，不是电脑在校点，你是一个学者在校点，你有没有读后的心得？你的心得是不是跟人家的不一样？所以对我们而言，其实是让我们提升了一个古籍整理的文献学层次，对他们而言，是把眼光放下，知道还有缺失。那么，我们“学术共同圈”就起到了那么一个交流互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