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访谈：朱汉民先生
采访人：
朱先生，您作为《儒藏》“精华编”的主编之一，在《儒藏》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参加到这项工程中来的，您负责书稿工作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朱汉民：
其实我进到《儒藏》，首先是因为姜广辉老师。他当时在社科院的时候，主持《儒藏》“精华编”经部春秋类的点校工作。那段时间他正好准备往岳麓书院调，他希望与我共同担任主编，因为这需要组织很多学者一起参与此项工作，除了社科院历史所的学者之外，还有岳麓书院的一些老师参与，另外好像还有江西上饶的一个老师。这样我就开始参与了《儒藏》的工作，应该说主要工作都是姜广辉老师在做，我是尽量协助他。我当然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一个就是当时和汤先生沟通，因为涉及到要签协议的事情，可能中间没有衔接好，汤先生打电话到我家里，希望我能够推动一下，要我跟姜先生商量。汤先生又约我们到北京签协议，最后我们圆满完成了《儒藏》中心的工作安排。另外就是，我们约请了岳麓书院中一批有学养也有精力的学者，来做点校工作。最早还是有一些不那么顺利，因为大家都很忙，青年学者、中年学者都面临晋升等等好多事情。他们工作压力很大，又要上课，又要科研，还有家庭事务，是事情最多的时候。后来我们到北大来开《儒藏》的会议，《儒藏》被列为教育部的项目，这对青年学者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他们就可以全力以赴来做点校了，所以后来还是进展得比较顺利。
采访人：
现在我们这个“精华编”，国内部分书稿已经全部出版了，作为这项工程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您如何评价这项工程的质量和意义？
朱汉民：
《儒藏》在我看来是意义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要整理的这部分文献，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没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献体系把它整理出来。其实在明清，都有好多学者提出来，佛有藏，道有藏，为什么我们儒还没有藏？当时一些学者提出来，确实受条件的限制，做这样一个大的工程不太容易，凭一己之力的话有难度。再一个对《儒藏》的认识，确实也需要有一个提升。所以在二十多年前，当代的学人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是汤先生来推动这样一个事情，又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我认为应该说是一个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情。
近二十多年来，正好是中华文明一个复兴的时代。我们中华有五千年文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他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就是他整理了他以前的包括夏、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他通过整理和解释这些文献，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孔子之前的先王政典浓缩在六经当中，六经也就成为传统中国的核心经典，应该说是深刻影响了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在强化国家治理、维护社会秩序、推动文明延续发展等不同领域，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两千五百年之后，现在中国正好是面临中华文明复兴，我们同样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和文化使命，就是要整理从孔子以来全部儒家文献。这其实与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整理六经一样，有着文明传承的重要意义。所以我经常做这种联想与比较。当然现在我们整理《儒藏》跟孔子整理六经那个时候不一样了，现在不仅有浩如烟海的大量著作，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条件和发展机遇也不一样了，应该说是进入到一个全人类的 “新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重新来整理《儒藏》，我想首先是对我们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会发挥更加重要的文化积累作用，并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既然全球进入到 “新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文明核心的儒学会对人类未来文明的走向，对如何走出现代的各种困境，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我认为要把两千多年来所有儒学文献整理好，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儒藏》是一个最重要最基础性的工作。现在整理出来的《儒藏》“精华编”，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为编《儒藏》大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采访人：
从您长期的工作经历以及参与组织《儒藏》“精华编”校点的经验来看，您觉得目前我们国内的古籍整理队伍的数量和水平处于什么程度？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基础性的古籍整理工作，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在现在的背景下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朱汉民：
我们现在的整理队伍，应该说相对而言正好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间。以前我认为由于文革期间的文化教育断层，古籍整理队伍整体并不理想，虽然还有一些老一辈学者,基础扎实，但是他们数量比较少，年轻学者也没上来，相对而言人员比较缺。经过近几十年的培养教育，特别是古文献专业的教育，古籍整理队伍的水平正在一步步提高。再加上我国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相对提高之后，有一批人能够潜心来做这样一个冷僻的甚至是枯燥的工作。所以现在的水平，我的评价总体上还是提升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调动相关专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因为现在做文献整理是一个慢功夫，确实是要费很大的心力，但是成果的认定还有分歧。现在的评价机制对这些学者不太有利。像这样一个大项目，看我们“精华编”二十年才出来，如果等到出成果后才能够得到认定，这样的话是对年轻人不太有利，也不能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我认为《儒藏》中心有几个做法还是比较好。首先就是我们这项工作争取到了各界人士的认同，既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面，也包括学界如各个大学、研究机构的管理层面，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其次就是将这一个巨大工程分成许多具体的课题，这对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比方他花了两三年做这个工作，这三年肯定书是不可能出来，也不像论文马上就会发表，但是需要来表现他做了工作，那么最能够证明的就是他承担了国家课题，这是各个大学、研究机构肯定和评价他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另外大全编可能又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们要有充分估计。像我们原来做一些大项目，做到后面，好多人都没了，最后成果还没有出来。我认为要把任务重点放在中青年学者。中青年学者把这个工作做好了，成果出来了，人也能培养出来。如果说有什么建议的话，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
（朱汉民先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儒藏》“精华编”经部春秋类主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