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嘉柯
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写了一篇《与元九书》，这篇文章也是写给元稹的书信，里面谈到自己的童年和成长，还谈了文学创作生涯，感叹文人常常遭遇一种倒霉命运——“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
“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
他这意思就是，厚古薄今人之常情。还拿韦应物举了个例子，韦老师的五言诗一直写得很好，但他活着的时候，社会上不当一回事。等韦应物去世了，又红起来。
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活着悲惨，死后不断加上美誉，最终升入神殿。说句老实话，谁不想活着进入殿堂呢？死去元知万事空嘛！实在是活着看不到，也只能随缘。
然后白居易又谈了自己的诗：“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就是因为知道时代常常跟人开玩笑，白居易心里一样很拧巴纠结。这是文人的第二种倒霉，个人好恶和大众不一致。
当时大众喜欢他的杂律诗，尤其是《长恨歌》之类。但是大众喜欢的，他自己并不看重。他看重的是自己写的那些讽喻闲适之作。那时候的大众不喜欢。只有元稹这种知己，才懂得欣赏。所以他们俩关系如此亲密，人生难得一知己。
而且他还明确说了，“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如果有文人编他的诗集，他希望讽谕的要留下，闲适也不错，可以收入集子，其余的那些杂律诗就算了，因为都是很随意写的，只不过是亲朋好友聚会宴会分手告别送别的情况下，发泄一下爱恨，饮酒作乐暖场凑热闹，不是他自己看重的。
在白居易心里，最认元稹这个知音，“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在这个世界上，懂得欣赏我自己也看重的作品的人，只有你元稹。
“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
千百年后的后世，说不定也有知心人跟你元稹一样，赏识我白居易自己真正在乎的诗作呢？
白居易真的想到很远以后。因为他是真心在乎自己的创作。从小他就呕心沥血的读书，嘴巴长疮，手掌磨出老茧，眼睛像是飞蚁繁乱飞过，头发也年纪轻轻开始变白。等到长到，开始当官了，仍然孜孜不倦勤奋搞创作。
白居易他不是李白，写诗当成雕虫小技不上心，白居易认为创作是很重要的，写诗是有社会意义，对朝政有批判作用的。自己写的东西，以后会被怎么对待，他特别在乎。所以，这份顾虑和不放心，他决定自己解决。
他们准备一起编辑一本《元白往还集》。可惜没多久，一群朋友贬官的贬官，生病的生病，这事就耽搁了。不过白居易写这封信，旧事重提，从人生谈到理想，又谈到一辈子的文学事业，就是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诗集虽然耽搁，但是话还是要说明白，找好朋友倾诉一番。
而且白居易看得很清楚，自己写的东西自己下不了手删改。那就找好朋友下手。他的好朋友元稹、元宗简、张籍、卢拱、杨巨源都是高手。
同时白居易还谈了权宜之策，“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大家先各自分手把诗集的编辑工作做一部分，将来见面再合计商谈，完成心愿。
就这样，白居易把自己的文学主张公布于天下。他这样有名的诗人，写给另外一个有名诗人的信，那是肯定会传之后世的。所以他其实就是借机说清楚。
其次，他这也相当于写了一份文学遗嘱。第一，如果谁要编我的书，按照我的取舍来编。取讽喻闲适，舍杂律诗。第二，我自己先编一部分。免得到时候你们不知道哪些我在乎，哪些我不看重。第三，如果我自己编的不够好，参考我的高手朋友的意见。
不过，他其实还是白操心了。古往今来这样拧巴的作者不只是白居易。很多很多的作者自己看重的作品，读者不买账。读者喜欢的，他自己又不以为然。
从这一点看，白居易站在时间长河的上游，只猜到了一半。千百年后，他的确留在了历史上。而且还是排名特别靠前的那一批。他的集子也反反复复很多人去编辑。
作者们虽然自己拧巴，到底抵不过时间的翻云覆雨手。只要写得好，又打动人心，总能被记住。以什么代表作被记住，谁说了也不算，完全看时机，而且变来变去。这个朝代危机重重，追求变革，重视讽喻的。那个朝代繁荣起来，风气又一变，民众向往生活享受，又推崇闲适的。这事根本说不准。
他的《卖炭翁》关心底层劳动人民，属于他在乎的讽喻名篇，“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可谓十分深刻。但是真的不如《长恨歌》闻名天下，他把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写成了经典，当时大红大紫。
在白居易去世以后，唐宣宗李忱就写了诗悼念他：“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皇帝直接点名表扬他的《长恨歌》连小朋友都会背诵会欣赏，《琵琶行》连外国人都能唱。
过后几百年，上千年，到今天，还是无数人喜欢得不得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天生丽质难自弃”“三千宠爱在一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简直是再用个一千年都不过时。
从元杂剧开始，只要拍杨贵妃的故事，就会找白居易这诗要素材。
爱情故事，缠绵缱绻，永远是人性里最为相通的那一部分，最容易激发世人的共鸣。情诗写得好，率先不朽。朝代变化，时移世易，人类的爱情方式，在爱情中的哀伤与欢喜，却没什么变化。甚至那些写送别的，写艳情的，聚会上酬唱取乐的诗，生命力都很久远。这才是人之常情。
文学不必妄自菲薄，但历史的进程还真不是诗歌讽喻出来的。创作者吧，常常有一种迷之自信，觉得自己拥有自己作品的最终解释权，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风流高格调，或者自我感觉太流俗愧对文学，其实真的属于想多了。
作者手里只拥有三成解释权嘛。时代、命运、读者、同行、对手等等，加起来拥有七成。
流行的往往就是好的，或者至少是幸运的。而经典，正是在这些流行又运气好的好作品里，再进一步筛选，精益求精，越过千年，历久弥新。这跟闯关游戏差不多。
写东西的人，有什么动机无所谓，尽管去写自己想写的就行了。想解释自己的作品，尽管去解释。我把钱钟书的那个“蛋与母鸡”的比喻借用一半，我觉得吧——反正绝大部分读者只在意鸡蛋味道如何，以及鸡肉怎么做好吃，顺便认识一下鸡，了解他们的八卦，但并没有兴趣去听鸡怎么评价他自己下的蛋。
归根结底，文学工作者，或曰码字工，或曰写稿佬们，最大的毛病是，想得太多，而写得太少。
今天你写稿了吗？写了多少？交稿了吗？长的短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应酬贺词政论批评书信往来，都要写写啊！
按照古人的标准，还是用毛笔写的速度和工作量，白居易从政做官建设大唐的同时，文字量还能出版七十五卷的《白氏长庆集》。这还是他自己亲自编辑的，想必删了不少自己不喜欢的敷衍烂稿。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写稿的归写稿，读书的归读书。白居易的文学遗嘱，主要也是后世同道人，会重温他的千年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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