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嘉柯
从前我是散乱随便地翻阅鲁迅各种书,最近每天睡觉前,重温了一下鲁迅历年的笔战和书信。本来,我是想学学骂人的本事。
一直以来,鲁迅的文章都以厉害著称,火眼金睛,慧眼如炬。都说鲁迅是骂人高手,然而,这一次的重温,我才确信,鲁迅先生,其实是可怜的。
因为,我发现鲁迅总是被动的解释,被动的澄清,他遇到的人生攻击太多太多了,以一敌众,还尽是些狗屁倒灶的理由。
那些对鲁迅的攻讦都是些“拿了卢布”“”生不出孩子”“”你的精印版书是骗年轻人的钱”“”鲁迅先生你被xx青年骗了”“鲁迅剽窃外国作家学者”……等等等等。
鲁迅自己精印了一批版画。因为是精印本,就被施蛰存讥笑,还被年轻人指责高价印书敛财骗钱。鲁迅就是这么较真,解释说那种印刷法只能一次几百本,并且还认真算账列出成本。——
施蛰存先生在《大晚报》附刊的《火炬》上说:“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本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就是在讥笑这一件事。我还亲自听到过一位青年在这“罕见书”边说,写着只印二百五十部,是骗人的,一定印的很多,印多报少,不过想抬高那书价。
他们自己没有做过“私人精印本”的可笑事,这些笑骂是都无足怪的。我只因为想供给艺术学徒以较可靠的木刻翻本,就用原画来制玻璃版,但制这版,是每制一回只能印三百幅的,多印即须另制,假如每制一幅则只印一张或多至三百张,制印费都是三元,印三百以上到六百张即需六元,九百张九元,外加纸张费。
倘在大书局,大官厅,即使印一万二千本原也容易办,然而我不过一个“私人”;并非繁销书,而竟来“精印”,那当然不免为财力所限,只好单印一板了。但幸而还好,印本已经将完,可知还有人看见;至于为一般的读者,则早已用锌板复制,插在译本《士敏土》里面了,然而编辑兼批评家却不屑道。”鲁迅《南腔北调集·论翻印木刻》
可是仔细一想,多么悲哀。这都是些什么肮脏心眼的玩意?这样的同行,这样的青年,能怪鲁迅斤斤计较吗?不能啊。印个书也遇到这么多恶意诬陷的家伙。那些攻击他的人,当然没这么好,肯收回攻击为鲁迅洗刷冤枉。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自编文集:花边文学》)
哪里是鲁迅睚眦必报,今时今日读到这段文字,可想而知,与他对骂的那些人是一些何其恶毒的人。
别人是信口雌黄,鲁迅却要讲道理,一条一条解释清楚。别人是造谣开骂,他却要脸,只是嘲讽挖苦。没办法。他毕竟是一代宗师,自重身份,不到万分看不惯,是不会用”匕首“的。
鲁迅还生怕造成误会。如果发现自己说错了,他还会再写一篇纠正。有一回鲁迅遇到个疯子学生,上门找他要钱,说他稿子发表那么多,钱多。他觉得那个青年是装疯,写《记“杨树达”君的袭来》说了这个事。后来同学们证明说,杨同学是真的精神病,不是装疯卖傻。鲁迅又赶紧写了一篇澄清。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其实也跟名气太大,太多苍蝇打他的主意,激怒他反击,耗费他的精力有关。毕竟在那个年代,骂鲁迅可以飞快出名嘛!很多小人忍不住就要抄捷径,吸鲁迅的血,利用鲁迅上位。
报刊流行的年代,能写文章发表是需要门槛的。打笔战的双方,至少是个学者专家,或者作家同行。有招数,有功底,白纸黑字留在文献资料里,读书看报的人是严肃的,所以还是认真对待。
如今的网络时代,脑残太多,一大堆阅读障碍的键盘爬虫,跟他们讲道理,他们也看不懂,纯属浪费力气。所以大家也变得简单粗暴了,不解释了。解释个屁啊,直接拉黑完事。
不仅不必跟鲁迅学怎么骂人,我反倒觉得鲁迅被自己的声名所累,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处于被动局面。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我不想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也就没有了。”
人到中年读鲁迅,我只觉得人间太荒诞。不管在什么年代,人与人之间那么多怨憎,难免你来我往的斗争。拿正经事批评探讨也就算了,然而,很多都是对私人生活的恶意找茬,对正常工作的造谣挑剔。也难怪鲁迅最后的遗言“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至死硬怼。
换了是我,也做不到宽宏海量。我只能把我有限的温柔给善待我的人,对那些有意无意的傻逼们,同样是一个都不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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