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港城情缘
徐祖白
费孝通是享誉世界的社会学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他也是张家港人民十分熟悉的老朋友。上世纪80年代起，他多次到张家港，调查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情况，重点是新农村建设、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农民生活水平。所到之处，港城欣欣向荣景象令他兴奋不已，曾挥笔为不少村镇和单位题词，其中仅永联村就有两幅，一是“小村庄办大事业”，二是“华夏第一钢村”。
费孝通还十分关注和支持张家港文化教育事业。1984年，沙洲县筹办职业工学院，他闻讯后明确支持，认为一个县敢于自己办大学，是一个创举，也是解决人才紧缺瓶颈制约的好办法。当县领导邀请他担任沙工名誉校长时，他诚恳地说：“我是学文的，不适宜，可以请我的老朋友钱伟长院士担任名誉校长。”经他联系，钱院士欣然应允，并为沙工的办学方针、系科设置、学制年限等提出许多指导性意见。费、钱两位老专家的精心指导，成为全国第一所县办大学建校之初的一段佳话。
约1987年，费孝通再一次到张家港考察，时任市委书记陈璧显陪同接待。费孝通在晚餐席间对陈书记说：“你可能还不知道，我还是张家港的女婿呢！”陈书记立马风趣地说：“那女婿上门，更应该好酒好菜招待啊！”
原来，费孝通一生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是他在燕京大学（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王同惠，他俩都受业于社会学家吴文藻门下。费孝通是江苏吴江人，王同惠是河北肥乡县人，千里姻缘一线牵，共同的兴趣爱好把两颗年轻的心紧系在一起。1935年暑期，他俩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婚礼，恩师吴文藻和师母谢冰心以及特意从南方赶来的费孝通姐姐费达生，共同见证了这场婚礼。
婚后，夫妇俩就肩负着调查特种少数民族状况的研究课题，踏上了赴广西大瑶山的旅途。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次调查中，一个飞来横祸竟降临到这对新婚夫妇的头上。在一个名叫潭清的地方，两人误入山林险境，费孝通被乱石杂树砸成重伤，王同惠则跌入悬崖激流身亡。此时距他俩结婚仅仅过了108天！
爱妻之死，令费孝通五内俱焚，痛不欲生，也让关注这场调查的学校师生悲伤不已。直到1939年，费孝通经过治疗休养、出国深造和忘命工作，才逐渐摆脱痛苦的阴影。这一年，经大哥费振东介绍，费孝通与第二任妻子孟吟相识结婚。此后，两人相携相依，载沉载浮，甘苦同尝，度过了55年的人生历程。
孟吟是鹿苑泾西村许家巷人。为深入了解孟家情况，笔者曾专门采访过孟吟的侄儿孟惠明。据孟惠明介绍，孟吟的父亲名孟云轩，是晚清武秀才，祖居妙桥孟家宕，后迁徙到鹿苑许家巷。许家巷四面皆河，仅有一小桥可通。某日，云轩公携儿子晚归，岂料小桥已吊起，情急之下，挟了儿子竟一跃过河而回到家中。云轩公育有三女一子，长女孟吟，次女孟娥，三女孟琴，儿子孟梓居幼，即惠明之父。几个子女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
孟吟与王同惠相比，虽不属于学界先进人物，但也受过相当于专科学校的教育，是个知识分子。她大约在1928年左右中学毕业，即去荷属苏门答腊教书，是小学教员。1939年因参与华侨爱国运动而被荷兰殖民地当局勒令出境，辗转来到抗战大后方昆明。费振东亦在南洋工作过，熟悉孟吟的性格为人，于是把她介绍给了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弟弟费孝通。费孝通谈到孟吟时，表示他喜欢孟吟的单纯朴实、乡土气息、勤劳善良和殷勤好客。婚后，孟吟有时亦参与丈夫和教授们的聚会讨论，对政体、竞选、政党、民意、专制等热门议题畅所欲言，足见孟吟是个关注国是、关注民生、善于思考、善于表达的进步女性。她的这些品行特点，支撑着她和丈夫心心相印，同舟共济，经受住了人生的曲折和考验。
费孝通、孟吟起初居住在昆明大学区文化巷一处院落里。当时，昆明经常遭到敌机轰炸，警报频繁，几乎每天都有。其时费孝通正埋头翻译一部《人文类型》书稿。孟吟总是刚吃过早饭就忙着准备中饭。防空警报一般在上午10点钟左右拉响，在凄厉的警报声中，夫妻俩赶紧把必须随身携带的物品放进“警报袋”，然后关门走人。三四个小时后，他们才回到居所吃中饭。一次，炸弹直接落到他俩居住的院落，房倒壁坍，家具尽毁，怀有身孕的孟吟难过得直掉眼泪。费孝通不得不搬迁到附近乡下，把小家安置到紧靠猪圈和厨房的小阁楼上，且一住就是5年。他们的女儿就出生在这里，取名“费宗惠”，寄托着他们对王同惠的纪念。
抗战胜利之后，费孝通回到北平，在清华大学继续任教。费孝通上课，气氛宽松，不拘一格，教室则有时在学校，有时在家里。在家里上课时，孟吟总是准备好茶水和亲手烹调的小点心，让学生们感受到浓浓的家庭氛围。费孝通门下有位进步学生裴毓荪，是清华学生会副主席，然只身在北平上学。孟吟对她亲如家人，对她参加学生运动表示支持，同时嘱咐她小心谨慎。1948年，北平处于黎明前的黑暗，裴毓荪被列入第一批黑名单。一次，裴毓荪被军警追控，急迫中躲进费孝通家。费孝通嘱咐孟吟守好家门，自己则多方寻找关系，帮助裴毓荪化装离校，事后安全辗转到达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专心于国内少数民族事务，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常委，并任国家专家局副局长。然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知识分子往往首当其冲。1957年，费孝通因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惹下大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磨难不断，被发配湖北沙洋干校接受改造。其间，孟吟始终与丈夫不离不弃，甘苦同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她用妻的爱意和家的温馨给丈夫以抚慰，使他在困境中获得勇气与力量。
费孝通在回忆与孟吟共同生活的55年，总觉得这辈子还是亏欠了妻子。他说，这么多年孟吟是“甘少苦多，平安少而动荡多，无忧无虑少而担惊受怕多”。等到改革开放，时来运转，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孟吟却一病不起，渐渐失去知觉，直到1994年谢世。
悲痛之余，费孝通作短歌悼念相伴55年的夫人：“老妻久病，终得永息。老夫忆旧，幽明难接。往事如烟，忧患重积。颠簸万里，悲喜交集。少怀初衷，今犹如昔。残枫经秋，星火不灭。”
据孟惠明追忆，大姑妈孟吟在世时，困难时期曾多次寄钱给老家，聊补生活之需。孟吟去世后，费孝通依旧不忘亲情。1998年，他到常熟考察，孟惠明闻讯专程去探访，费孝通热情接待了他，详细询问孟家与农村多方面情况，谈了一个多小时。
费孝通与张家港社会各界有经常性联系，与市里领导尤其是秦振华书记有很深的友情。作为民盟中央领导人，他曾多次与市民盟成员座谈，听取意见，还摄影留念。2005年4月，费孝通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本文发表于2023年10月10日《张家港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