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马相伯与崇真学堂
徐祖白
1911年，在辛亥革命的时代浪潮中，一所新式教育的学校——崇真学堂，在张家港境内的后塍集镇诞生。诞生之初，即引起两位近代名人——张謇和马相伯的关注。
张謇（1853—1926），南通人，晚清状元，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南通专门考察张謇故居，对张謇一生业绩给予高度评价。张謇是新式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先后担任过中央教育会长和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他为崇真学堂亲笔题写校训：“敬爱”。
马相伯（1840—1939），丹阳人，曾毁家兴学，亲手创办震旦学院，后为复旦大学。抗战时期，曾连续12次发表国难广播演说，其名言“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激励着无数青年立志报国的家国情怀。他为崇真学堂亲笔题写一副对联：“学而习之，己百己千进吾往；校者教也，语大语小用其中。”
而今，当人们走进易地新建的崇真中学，就会看到这两位近代先贤题写的校训和对联，分别镌刻于校徽影墙和博厚亭抱柱上，与菁菁校园的池塘、回廊、绿树、鲜花等美景融为一体，成为莘莘学子见贤思齐、努力奋进的不竭动力。
那么，一所普通的乡间学堂为什么会同两位近代名人结缘呢？这要从崇真学堂创办人朱季球说起。
朱季球（1868—1960），名希孟，字铭德，号季球，又号开敏，上海董家渡人。父朱朴斋，以经商为业；母马氏，即马相伯先生的胞姐。朴斋夫妇育有子女7人，朱季球排行老五，其兄长朱志尧是上海滩著名实业家。
朱家世代信奉天主教。朱季球15岁进董家渡小修院学习拉丁文，以后进徐家汇大修院学习哲学。经过10年苦修，于1898年晋升为司铎即神父。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朱季球被任命为后塍天主堂神父。到后塍之后，朱季球即着手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建造新堂，二是建办学堂。所需经费均来自他母亲交给他的一笔可观家产：400亩良田和50两黄金。1912年，一座典型的法国式建筑后塍天主堂落成，不仅成为后塍周边地区标志性建筑，其雄伟壮丽之外观，在当时江阴、常熟范围内堪称首屈一指。
清廷废除科举制后，书院改称学堂，后来才称中小学。朱季球创办的学堂，取名于教义中“崇拜天主、万有真原”，故名“崇真”。据崇真小学和崇真中学校史记载，学堂建成于清宣统三年即1911年。初创时，学堂仅是一所两个班级的初级小学，分男生部和女生部。男生部有学生21人，女生部有学生近30人，又称闺训堂。此后几年，陆续增建校舍，办起高级班，学生增加到近二百人。
据原后塍中学教师、天主教友汤维道老先生回忆，举行开学典礼时，朱季球专门邀请舅父马相伯到后塍祝贺并发表讲话。马相伯在讲话中希望老师崇尚真理，崇奉礼义，认真施教，致力于传道、授业、解惑；希望学生胸怀大志，勤奋攻读，求知求真，日日有所长进。还即席作对联一副：“学而习之，己百己千进吾往；校者教也，语大语小用其中”（见《张家港文史资料》第十三辑汤维道撰《后塍天主堂杰出的司铎朱季球》）。
1921年，崇真学堂十周年校庆时（一说1925年），马相伯特意约请老朋友张謇为崇真学堂题写校训。张謇与马相伯素为至交，在清末民初重大政治斗争中志同道合，尤其是在兴办新式教育事业中相互支持。张謇创办南通师范学堂，马相伯力排众议，挺身支持；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经济遇到困难，张謇筹款万余元相助。当时，张謇担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奉老友马相伯之邀，乃欣然命笔，挥毫写下“敬爱”二字作为校训。据汤维道老先生释义，“敬爱”二字意为“敬师爱生、敬老爱幼”。
崇真学堂后改名为崇真小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后塍人，有不少在崇真小学读书。他们都清楚地记得，张謇所题校训“敬爱”二字制作成金字匾额，悬挂在校厅中堂上方；马相伯撰写的对联则镌刻在校门两边的庭柱上。校训和对联成为师生砥砺互勉、教学相长的励志名言。
1938年，江南沦陷，大批学生失学。后塍地区回乡教师借崇真小学校舍办起初中补习班。次年由教会接承，定名为崇真中学。当时的后塍天主堂神父是李维光，前任朱季球已调往海门担任主教。他俩都是坚持正义的爱国宗教人士，抗战期间拒任伪职，决不与日伪交往。李维光冲破日伪阻挠，全力支持办学，亲自兼任崇真中学校长，还发动教友募集100多套棉衣送往抗日前线。新中国成立后，李维光当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一任、第二任副主席。
1953年，崇真中学由人民政府接管，改私立为公办，定名为后塍中学。2013年，恢复崇真中学校名，并易地新建。
百年沧桑，世事更迭，不变的是读书人崇尚真理、奋发上进、不负韶华、报效国家的爱国精神。张謇和马相伯两位先贤对崇真学堂的寄语箴言，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在古镇后塍乃至张家港学界代代相承，薪火相传，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它已深深融合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在一代代学子的胸中源源流淌。
（2020.12.11刊于《张家港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