滔滔江河水 悠悠报国心
——记两院资深院士张光斗
徐祖白
张光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资深院士。他基础理论坚实，学术知识渊博，实践经验丰富，创造性地解决了大量工程技术问题，他的一生几乎同我国所有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都有密切关系。在他的辉煌业绩背后，所彰显的是爱国、奉献、正直、敬业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科学家精神。
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
1912年5月1日，张光斗出生于鹿苑集镇一个贫寒家庭。父亲张荔洲，母亲浦氏，育有4个儿子，光斗居幼。张光斗6岁在家乡晋安小学读书，12岁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18岁升入交通大学攻读土木工程专业，1934年毕业。当年即考取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时年22岁。
出国前，张先生到国内水利机构和工地实习，看到各地洪涝灾害频繁，水利实业不兴，百姓生活艰苦，由此激发了他为民造福、发愤求学的决心。1935年7月，张先生赴美，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水利工程专业，次年5月获硕士学位。暑期，他在美国垦务局实习，垦务局是美国内务部属下主管西部水利事务的机构。暑期结束，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水利工程专业。其间，他在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世界著名水利专家萨凡奇指导下，得到系统的工程师训练。
1937年6月，张光斗在美国刚刚获得工程力学硕士学位，并已经获得继续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但“七七事变”的战火，使得他再也无法在异国他乡宁静地读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先贤教诲，在这位青年学子心中升腾。他毅然决定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回国参加抗日。他的导师得知这个决定后，虽然十分惋惜，但对他的爱国之举还是表示出敬重和理解，并申明哈佛大学工学院的大门是永远对他敞开的，无论何时来哈佛都欢迎。
回国后，张光斗即满腔热枕投身于抗日救国洪流，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从事水电工程技术工作。1937年到1940年，他先后在四川长寿龙溪河与万县瀼渡河的水电工程处任设计课课长和工程处主任，并亲手建成一批小型水电站，为大后方军工生产提供了电力，有力支援了抗日战争。其中，由他负责设计的桃花溪、仙女硐、鲸鱼口等水电站，是完全靠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成的第一批水电站，为日后我国水电事业的独立自主发展开辟了探索之路。
1947年末，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当时美国联邦能源委员会来华工作的柯登总工程师即将回国，因长期在一起工作，柯登对张先生有较多的了解。临行前，柯登多次劝张先生携带家眷与他一起赴美，并答应代办签证、代付路费，还负责安排在美的工作，若张先生同意还可以共同合办工程顾问公司。但这一切都被张先生婉辞了，他表示，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养育和培养了我，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我有责任为祖国建设、为人民效力。
1948年下半年，在台湾的同学和友人也纷纷来电，催促他去台湾工作，均被他婉辞。他坚持留在南京，并力劝水电工程总处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留待解放。当时，资源委员会给工程总处发来通知，要求把技术档案和资料图纸立即装箱，送到资源委员会本部，再转运台湾。张光斗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协助下，将这批技术档案和资料巧妙地保存下来。新中国成立后，燃料工业部陈郁部长曾代表人民政府，对张光斗的这一义举表示诚挚感谢。
勤奋实干的敬业精神
好学不倦、勤奋敬业、实事求是，敢讲真话，是科学家精神的显著特征，也是卓有建树的科学家们的共同品格。这在张光斗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常说，当好中国工程师，首先要当好中国人，要爱国，还要深入实际，脚踏实地，善于向工人学习，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1943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鉴于张先生设计建设小型水电的业绩，派他到美国考察学习大型水电站的工程技术，以堪日后大用。在美国，张先生坚持吃住在工地，一个工程一个工程的看，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学。尤其对于工程中的关键技术，他更是细心观察，追根问底，并牢记于心。白天，他在工地奔波勘查；夜晚，则在宿舍学理论、查资料，从感性到理性搞清楚这些技术的基本原理，并努力做到融会贯通。他全副身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从不肯浪费分分秒秒。两年的学习考察，为他以后在工作中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先后兼任长江、黄河、东北乃至全国多个地区的水利水电工程顾问，多次参加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为新中国水利建设献计建言。他先后参与的重要项目有：官厅、密云、三门峡、荆江分洪、新安江、丹江口、葛洲坝、二滩、小浪底、长江三峡等数十座重大水利工程，为祖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奉献了全部聪明才智。
1958年，北京市先后建造了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接着又紧锣密鼓地上马建设密云水库。密云水库是华北地区库容量最大的水库。在一片“放卫星”“反右倾”的大跃进声浪中，有的领导提出把主坝做成水土坝，取消造价昂贵的溢洪道，依据是苏联已经建成几座水土坝，我们为什么不敢？但张光斗没有盲从。他对大坝高度、地基承受力、水量流速与冲击力等精密计算，反复研究，认为决不可贸然行事。他冒着巨大压力，坚决顶住不切实际的方案。在这紧要关头，周总理来到工地，亲自召集指挥部会议，当着张先生的面约法三章：1、施工期间，请张先生常驻工地，随时解决各种疑难问题；2、技术上要尊重张先生意见，不得勉强张先生做他所不同意的事；3、密云水库的重要设计图纸必须经张先生签字才有效，否则一律无效。（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江河颂》第76页）在中央高度重视下，密云水库一年拦洪，二年建成。周总理欣喜地称赞：“密云水库是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清水。”（同上第7页）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一项举世瞩目的跨世纪伟大工程，最早有孙中山先生提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三代领导人亲自关心和直接过问。然而，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起，各种不同意见的论证和争论一直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对此，张先生高瞻远瞩，积极倡导，是坚定的“力主上马派”。他为寻找和论证最佳方案付出了巨大努力。1986年，党中央、国务院组织412名专家对三峡工程进行全国大论证，张先生被聘为论证委员会顾问。这一大规模论证持续三年，其间众说纷纭，百家争鸣。1989年，张先生在会上做长篇发言，所提论断高屋建瓴，逻辑严密，论证透彻，令人信服，为最终形成《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做出重要贡献。1992年，经国务院审核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通过，为几十年三峡工程论证画上了句号。
三峡工程进入实施阶段后，张先生作为核心专家组组长，对300万字的设计方案字斟句酌，严格把关，夙兴夜寐，一丝不苟。在施工期间，他不顾年事已高，每年至少两次到施工现场，检查施工质量。他总是脚穿高帮胶鞋，头戴安全帽，颤颤巍巍，从大坝基坑爬到56米高的仓面。面对同志们的劝阻，他说：“工人能去，我为什么去不得？”一次检查中，他直言不讳向工地总指挥提出13条改进意见和建议，他说“质量管理一定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绝不可掉以轻心。张先生的谆谆教诲和身体力行，令同事与后辈终生难忘。
面对挫折的担当意识
作为一名世纪老人，张光斗一生中收获了无数的鲜花与掌声，也经历过许多磨难和挫折，乃至于悲伤和泪水。每当他处于人生低潮时，总是勇于面对，坚持真理，正确处理，敢于担当，彰显了一名伟大科学家的精神风范。
1950年，张先生随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以及苏联专家到陕西潼关查勘黄河。苏联专家提出，在潼关黄河上修建一座大坝，在关中形成一片大型水库，用于防洪和发电，但张先生当场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关中平原是富庶之地，养育着千百万人民，历史悠久，不能淹没，而且所选坝址地质条件不好，不适宜修坝。考察到河南三门峡，对于修坝问题张先生又同苏联专家发生争论。这时，水利部的某些人批评张先生不虚心，听不进苏联专家意见。但傅作义部长却十分开明，专门找张先生谈话，说只要你认为对的，尽管说，百家争鸣么！他还批评了水利部某些人的做法，并且规定张先生的随行待遇与傅部长相同。到了开封黄河水利委员会驻地，傅作义同黄委会领导商量，拟聘请张先生担任黄委会总工程师，并为他专门盖一幢小洋楼。张先生再三婉辞，说“自己不懂治河工程”，即使来工地也不住小洋楼。最后，黄委会聘请张先生为技术顾问。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先生身陷逆境，但忠诚于祖国水利事业的信念丝毫未变。1976年唐山大地震，密云水库的白河大坝上游的保护层发生局部坍滑。抗震加固指挥部急电张先生，要他立即赶到密云水库解决问题。当时，张先生处于受审查、受批判的逆境中，正在小浪底工地劳动。接到电召后，这位65岁的老人，星夜兼程，不远千里，从河南赶往北京。一到工地，军宣队负责人却对他宣布：“这次抗震加固工程设计你要负责，但不准在图纸上签字。”还说，他来密云水库是接受批判，“清理反动思想的”。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张先生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整天在施工现场爬上爬下，检查大坝保护层坍滑情况，查看黏土斜墙与沙砾坝体，研究制订修复方案。他在参加指挥部协商方案会议时，不顾少数人的冷遇和歧视目光，依然非常直率地发表意见建议。他认为，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应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对历史负责，而不应该耿耿于个人恩怨得失。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一阵比较忙，也很累，但能为党和人民工作，心也安了。”
1980年暑假，张先生应水利部邀请，到葛洲坝工程进行现场设计审查。他对泄洪闸的结构设计、加固基础齿墙、横缝的位置安排等一系列重要技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得到工程指挥部的重视与采纳。就在张先生紧张工作之时，清华大学打来电话，说有急事，要他马上回去。刚踏进家门，教育部和学校的领导亲自上门，告知他的儿子张元正在8月1日因脑溢血抢救无效而去世了。闻此噩耗，张先生猝不及防，如雷轰顶，陷入极度悲伤之中！
张先生在1938年10月结婚，夫人钱枚荫，上海人，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岳父钱振亚是沪江大学教授。二人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子张元正，女张美怡。张元正在中科院空间中心工作，突发脑溢血去世时年仅37岁。张先生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可谓肝肠寸断。再想到小孙女年仅6岁，便失去父亲，更是伤心不已。张先生暮年在撰写回忆录时，写到此情此景，仍禁不住悲从中来，止不住老泪纵横！
然而，张先生没有被悲痛所击倒。儿子的追悼会后，他以科学家的坚强理智，迅即抛开悲痛，继续认真赶写这次葛洲坝工程现场设计审查的意见书，送给水利部钱正英部长和葛洲坝工程主任林一山。这份长达数万字的科技文献，既饱含着一位科学家对祖国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品格情操，也渗透着对爱子的深切悼念之情。
魂牵梦绕的乡愁情结
张先生12岁外出求学，先后游学上海、北京，又去美国深造。回国后奔波于祖国大江大河水利建设工地，其间虽回过家乡几次，皆来去匆匆，未作多久停留。1992年上半年，张先生应水利部邀请，专程去江苏参观考察，由此得到回张家港老家观光的机会。
张先生这次江苏之行，苏北有6天行程，先后考察了扬州江都水利枢纽、高邮农田水利、淮安苏北运河枢纽、沂沭河入海河道工程以及洪泽湖三河闸等。苏南也有6天行程，主要考察了太湖无锡引水工程、上海黄浦江苏州河防潮工程、常熟望虞河以及苏南农田水利建设等诸多工程。
在苏南考察结束之际，张先生终于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在常熟宾馆，他的侄儿、侄女携家人共20余人，为老人祝贺80大寿。这是张先生自外出求学以后第一次亲属大聚会，热闹的场面，亲情的祝福，令张先生兴奋不已。第二天，张先生步行上虞山，为父母亲和兄嫂扫墓。他父亲在抗战时期去世，张先生时远在四川，未能回家奔丧；母亲解放后去世，丧事办完后才告诉他，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张先生想到这里便十分伤感，觉得对不起父母。他用以自慰的是，唯有以自己的努力工作告慰父母在天之灵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他说：“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我，我一定忠心爱国，为国家和人民工作，不辜负父母亲的恩情！”（张光斗著《我的人生之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当天下午，张先生回到生养之地鹿苑镇。他最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在幼儿园，他见孩子们蹦蹦跳跳，禁不住接连抱起几个孩子亲吻，小朋友们齐声欢呼“老爷爷好”！在晋安小学旧址，他久久徘徊，回忆幼时接受启蒙教育的情景。晋安小学后改办为鹿苑中学，他看了鹿中的校舍条件，询问了几位同学的学习情况，很是欣慰，说：“一个集镇有一所完中，总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张先生一行沿着老街由西向东，来到三丈浦弘济桥南堍。古桥依旧巍然屹立，北侧钱牧斋题写的桥名清晰可辨，东西两边青石台阶陈旧斑驳，杂草野花钻出石缝，更显得古朴沧桑。张先生拾级登上桥顶，遥望虞山之巅，俯瞰河水潺潺，不禁感慨万千。他说，小时候经常到这里来玩，记得桥旁有座望江楼，是全镇最高建筑，旁边还有一块大石碑，记载着明代建桥的历史。他建议要保护传承好文化古迹，以培养子孙后代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怀。
接着，张先生回到自己的故居。解放初期，他家的故居尚有大嫂和三嫂居住，后来，大嫂去东北与女儿一起住，三嫂去无锡与儿子共同生活，老家房子便交公了。而今房屋已经改建，但当年的厨房间仍可辨认出来。邻居钱盈生先生的老夫人已90高龄，与张先生相见，彼此还认得出来，张先生十分高兴地同她聊起家常。张先生还颇有兴致地走进几户人家，看了他们晚饭的菜肴。家乡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令他十分高兴。
张先生这次故乡之行，除了听取鹿苑镇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介绍，还参观了港区码头、沙洲工学院、中港公司等单位。他由衷地为张家港建设成就感到高兴。原本他打算在家乡多停留几天，因有出访丹麦的任务，而且已经预定了飞机票，不得不匆匆启程返京。临行时，他说：“我虽已耄耋之年，但桑梓情重，还是要争取回来看看的。”
这次回乡，张先生在鹿苑中学门口、弘济桥畔、鹿苑老街以及参观所到之处皆有珍贵留影。遗憾的是，直到2013年离世，张先生竟再也未能故地重游。但他这次回乡的音容笑貌和言行谈吐，给家乡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本文发表于张家港市科协、市委党史办合编的《张家港院士》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