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容错机制，千万不能滥用！
文摘
2024-10-31 17:59
广东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正在加速进入深水区。而围绕国企的一系列考核、容错机制的改革，是进一步推动企业发力的关键引擎。
长期以来国有资产必须保证增值和保值的强制要求，让国企做投资倍感压力，做任何决策都会变得战战兢兢，更别说积极进取了。但如今，国央企在许多经济领域都需要肩负起带头冲锋的责任，时代任务与管控机制之间已经出现了矛盾。所以，近期从中央到地方都频繁强调国企容错机制的出台、完善与落实，目前包括广东、湖北、四川、上海等多个省市，都在加速开启国企的“容错”大门。这对所有国资企业来说，固然是一个极具划时代意义的趋势，令不少相关人士感到振奋。各地容错机制的迅速改革和优化，需要大量配套机制与多个监管部门的配合，这是不小的工作量。如果没有完善的监督与评估机制辅助，那就有可能出现机制漏洞，造成“容错”的滥用，需要警惕。在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创投17条”），重点提及国资的容错和免责机制后，各地相关政策的出台节奏明显加快。比如重庆市，9月底印发了《重庆市贯彻落实〈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方案》。其中明确提到，要“探索对国资创业投资机构按照整个生命周期进行考核。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符合相关规定条件、标准和决策程序，且勤勉尽责未谋取私利的管理人，依规免除其决策责任。”同时还对国资创投管理的市场化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完善国有创业投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市场化选聘具有国际视野、拥有丰富经验的管理团队。鼓励国有企业与社会优秀管理机构合作，按照市场化原则成立专业化创业投资机构。”可以看到，重庆对于国资创投机构的追责前提，已经放宽了许多。而且进一步强调了机构的市场化发展，包括内部人才队伍的构建与外部合作，都应与市场更深入的接轨。比如安徽对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分别设定了80%和40%的投资损失容忍度；武汉提出只要投资决策程序完善，在投向武汉市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的项目，可以有60%的亏损容忍率。成都高新区的规则进一步细分，发布了全生命周期投资基金运营体系，针对种子、天使、创投、产投、并购基金等政策性基金，设置了从80%-30%不等的容亏率。过去，多数国资创投机构的容亏率都在20-30%之间，如今这个尺度可以说是相当宽松了。此外，同步大力推进的分类考核制度，实际上也是基于聚焦主责主业、实事求是经营的基础之上，带有一定容错意味的改革。因为过去，一些功能保障型国企因为需要承担大量公益性业务，所以在收益和利润的增长方面，很难和其他市场同行相比较，在对于增长的考核上是比较被动的。但目前，多地正在发力推行“一业一策”“一企一策”分类考核制度。比如湖北国资委对功能保障类国企，重点考核的不是经济效益指标，而是成本控制和服务保障能力。同时还制定了公益性业务清单，对因承担公益性业务导致实际收益较市场收益减少的部分，在业绩考核中视同利润，客观评价经营绩效。这种个性化考核体系的完善，也是一种对收益落后于市场水平的容忍度的提升，旨在引导国企更好的履行职责、使命，形成聚焦主责主业并主动进取的新时代发展观。对于国企容错大门的开启，许多相关从业人员都感到相当期待，但疑虑也是有的。甚至也有一些从事国有资本投资工作的人士认为，容亏率提升的作用十分有限。这类担忧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当前各地容错机制出台的节奏很快，但背后实际上涉及到大量配套政策的制定，以及多个监管部门的协同拉通工作，甚至与国有企业多年以来形成的固有投资观念有关。所以想要容错机制真正落实仍然有不少挑战，并不是能一蹴而就的事。小明在与一些国企人员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心里还有几个主要的疑虑。虽然多地出台了与容错机制相关的规定和办法，但还不足以让从事国企投资的人们真正放松，因为目前来看具体的执行规则和程序还不清晰。比如一些规定中提到“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这一条具体应该如何界定评判？又比如“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挽回资产损失并消除不良影响”的规定，具体又如何量化衡量？这些都是目前人们还不太清楚的部分，大家只是感性的认为容错机制的完善是好事，但具体怎么做？还没有具体概念。所以未来各地在具体执行上，还需要设计更具体的容错判定指标，并完善容错免责的调查与判定程序，以推动容错机制的具体实施，给国企人员划好红线。长期以来，严防国有资产流失这个大原则，一直悬在所有国有企业的头顶，一度是国企从业人员不可突破的红线。就如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曾说过的：“对国资管理机构来说，如果直投了100个项目，其中99个都成功了，但是有一个项目投资失败了，就需要为此承担责任。”盘清资产底数，严防国有资产流失，点击了解所以国有企业与政府基金，绝大多数都对风险的厌恶程度极高。在开展投资的时候，宁愿放弃部分商业回报，也要最大化规避风险。甚至仍有些地方，把股权看作是只会赚不会赔的投资。这些都是与市场化的投资逻辑相违背的，但由于是长期养成的观念，一时要转变也并不简单。所以部分国企人员认为，只要这种观念在管理层依然强烈存在，那么即使国企投资的容错机制设计好了，在实施上也可能会有各种阻碍。要想真正调动国企做产业投资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容错只是其中一头，而激励机制则是另一头。容错解决的是恐惧，激励解决的驱动力。如今容错机制已经逐渐就位，但激励机制还在探索。一位国资LP人士告诉小明，做创投的风险非常高，每一次投资决策实际上都带着冒险性质。然而冒着巨大风险投成功的项目，团队获得的回报却跟不上。即使能够容错，也还是缺少一些动力。在这方面，新加坡淡马锡的模式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同样是政府的投资公司，在激励方面，淡马锡的制度还是比较完善的。比如，淡马锡会根据投资组合的长期表现，给予投资管理团队绩效奖金，数额与公司整体的财务表现挂钩，而且还会为高级管理者提供股权激励。这样一来，就能推动将业绩目标与投资管理团队的利益进行长期绑定，让员工想投、敢投、主动负责。在国企深化改革提升阶段，完善的容错机制是必要的，但也要避免走极端，警惕机制的滥用。尤其是容错的底线、尺度和边界，十分关键。毕竟无责、免责、容错、纠错都是不同的概念，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此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这个“三个区分开来”，就为容错机制划定了大的边界和尺度。其指的是：“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同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根据这条指示，各地需要重点在可容错情形的判定、区分与取证等环节发力，以控制机制被滥用的风险。未来，有几个方面可能会进一步细化。目前各个城市出台的合规免责事项清单，包括的领域都有较高的相似性。比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方面，受国家政策调整、市场波动等难以预见的外部因素影响，导致投资结果不及预期的；比如在科技创新管理方面，因技术路线选择、市场环境变化等重大不确定因素导致的；还有在深化企业体制改革中，因先行先试、缺乏经验或者政策调整等因素，未达到预期效果的；以及在自然灾害、抢险救灾等重大突发性事件处置中，临机决断，主动担当揽责，出现一定失误或者偏差的；等等情形……那么下一步，各地或将细化各类免责情形的具体场景、环节和判定规则，又或者是对不同的容错情形，设定更精细的容错额度。像前文提及的成都高新区一样，针对种子、天使、创投、产投、并购基金，设置了不同的容亏率。将容错问题融入国企人员的考核体系，是推动该机制落地的一个重要方法。有咨询机构专业人士表示，接下来各地可以进一步落实“一司一策”，推动地方国企围绕自身的业务定位、资源配置和考核目标，来制定有针对性、可执行的容错免责清单。同时也要把容错免责和前端的任职资格、竞争上岗、班子组阁、经营目标、负面清单等事项，及后端的投后评价、追责、离任审计、延续支付、退休后续聘等事项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好地开展容错工作的实施和评估。许多时候，业务开展的细节是很具体且复杂的。一件事情到底是否违规，还是能够适用容错规定，这需要由多方共同来进行客观公正的判定，确保容错机制不被滥用。所以评估机制和团队的建立十分重要，各地可以设立一支有能力对国企容错事项进行专业、客观评估的监督机构，或是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团队可以由行业专家、法律顾问、审计师等组成。在当下这个阶段，国央企需要更多锐意进取的胆识和空间，所以容错免责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毕竟“不触红线”和“不容有失”两个词之间，蕴含着巨大的差别。然而要转变长久以来的观念，并调动多个部门的协同、建构完善的容错监督机制，并不那么容易。国央企的“容错进取”之路，还需要谨慎、精细地筹划才行。※ 这是2024年明源不动产研究院「国企改革」主题文章第2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