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化到5.0阶段
文摘
2024-11-20 17:59
广东
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对我国取得的经济社会成就做了一个全面细致的梳理。报告中显示，2023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9.3亿，城镇化率66.16%，即，每三个中国人中，有两个生活在城市里。此外，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常住人口达到6.7亿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29个。在城镇化历程脉络中，国家统计局将它划分成了五个阶段：1，起步阶段（1949-1957年），新中国的初期，经济逐渐恢复，许多新兴工矿城市相继出现，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59个百分点。2，调整巩固阶段（1958-1978年），年均增幅0.12个百分点。3，稳步提升阶段（1979-1995年），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农村人口走向城市。各项城乡改革和对外开放举措密集出台，这个时期，城镇化年均增速提高到0.65个百分点。4，快速增长阶段（1996-2011年），此阶段中国正式加入WTO，经济飞速发展，人们蜂拥至城市，城镇化年均增幅高达1.42个百分点。5，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进入这个阶段，中国的城镇化已经不仅仅是“人口迁徙”或“城市扩展”的概念，而是一种更加精细化和人性化的转变，三大城市群一体化也逐步推进。这一阶段的城镇化是质量和速度并重的发展模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9个百分点。可见，最近这30年，中国经历了全世界历史上最快速、规模最大的城镇化发展，虽然与发达经济体的80%城市化水平还有差距，但很显然，中国已经步入城市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未来，“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载体，必将是“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格局。2020年，11个主要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哈长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达到6.3亿人，占全国人口的44.6%。城市群的发展将会更优化、更协调，这不仅是为了吸引人口流动，还是经济升级转型的战略需要。放眼全球，在城市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人口仍然在不断向大城市集聚：伦敦人口占英国人口的13.3%；巴黎大区的人口占全法国的17.9%；首尔人口占韩国人口的18.3%；东京都人口占全日本人口的11.1%，如果扩展到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则吸纳了日本超过50%的人口。美国数学家韦斯特(Geoffrey West)在《 Scale》一书中做了一组关于城市发展规律的解读，其中说到城市发展有一个超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城市规模越大，个人的创新与生产力都有所提高，当一个城市达到一定规模时，它不仅能提供更多的机会，还能加速知识和技术的扩散，激发出更多的创新活力，这是自然规律。曾经，我们用了不少政策想控制大城市的发展规模，短期产生了一定效果，但是长期来看，人口还是不断向大城市聚集，这就是城市规律，也是全球众多成功城市群如纽约都市圈、粤港澳大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硅谷等蓬勃发展的关键所在。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的十几个主要城市群的发展情况，实际上决定了中国整体的发展前景。日前，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党总支书记高国力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已经确立以“19+2城市群”为支点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布局。其实早在2005年，“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发展城市群，一系列规划中提出城市群是城镇化的主体形态，目的是通过城市群之间的交通、经济联动促进区域发展。201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文件，明确指出——通过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2020年，习总书记更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强调：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造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短短五年间，这一仅占全国0.6%的土地，聚集了全国6%的人口，区域的经济总量增加了3.2万亿元，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贡献了约1/9的GDP，专利能力位居全球四大湾区前列。2023年大湾区内地9市出口了我国近五成的家用电器、近八成的3D打印机和超过九成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多个创新和高科技领域居于领先地位，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这并不是单纯的人口聚集，而是一场深层次的经济转型。我们过去谈城镇化，往往集中在一线、二线大城市的扩展与规划。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提到，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市县共同发展，培育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生活便利共享，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城市群的核心在于产业分工的重组和经济联系的深化——首先是“端对端的产业价值链的形成”，也就是说，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销售的整个流程都在同一个城市群内完成，完整的供应链把资源、技术和服务高效地串联起来，也把城市群里的各个城市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例如，国产化率超95%的特斯拉，自2019年12月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投产以来，带动了国内360家上游供应商的发展，总订单数额达到了惊人的7000亿，对长三角片区在汽车芯片、自动驾驶系统、汽车内饰、车身、新材料、精密加工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戳这里，让园区招商找的准、引得来、留得住其二，城市群内的经济联系还体现在商业活动的空间分布上。比如，许多高科技企业在上海设立总部，而制造环节则转移至昆山等周边城市，这种“分工协同模式”，既能让企业享受上海的资源、人才优势，又能利用周边城市的土地和成本优势。比如，江苏高邮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得益于上海和南京都市圈的双重辐射，高邮近年来不断承接企业外溢效应，吸引大量企业扎根。2022年，高邮市GDP首次突破千亿大关，成为名副其实的“千亿县”。再如，千亿县安徽肥西县，专注于新能源汽车、高端智能制造、大健康等核心产业集群。从长三角的增长布局来看，肥西正好位于在“副中心”城市合肥的“扩张光环”下——这一得天独厚的位置，使得肥西在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的对接更加顺畅。如今，肥西与合肥在多个产业上同频共振，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吃到了大把的城市群红利。又再如新晋千亿县福建闽侯县，伴随福州都市圈、强省会战略的推动，闽侯在2022年实现GDP首次突破千亿大关，成为福建崛起的缩影。未来，更多的县域将通过融入都市圈、利用城市群的带动效应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他们也将吸纳更多的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目前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门槛几乎消失，常住人口的生活服务也在不断提升。
从政策层面来看，这些小城市不仅是为大城市“分忧”，更是为有心“置业”的年轻人打开一条通路，为他们提供更友好的公共服务、更多样的生活选择。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一个趋势，分布在中心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正变得越来越”好玩“，不仅因为地理上的便捷，还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精神避风港”。如今的年轻人一边渴望大城市的奋斗舞台，一边也期待在下班后可以慢下来、让心灵放空——而环大城市的这些小城镇，正好成为理想之选。这些地方不仅让人可以享受慢生活，还能保有都市的各种便捷。可见，无论是在经济活力的分布上，还是在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上，县城都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让都市圈的长期发展更具韧性。与都市圈格局持续优化同时发生的是，中国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小县收缩的现象。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约有一半的县域人口呈现出减少趋势，特别是一些资源型城市和工业化较早的县域，人口出生率低且外流现象明显，逐渐演变为“空心县”……其中三北地区（东北、华北和西北）受影响最为严重。这类县城通常依赖传统产业，如煤矿、钢铁等，但随着资源枯竭和产业升级的滞后，经济增长乏力，年轻人口向沿海发达地区迁移。戳这里，让园区招商找的准、引得来、留得住在某些县域，甚至出现了机关单位的在职人员与常住人口比例极度失衡的现象，2019年，山西对全省的小县城进行了摸底调研，其中一个人口超过13万的县，财政供养人员达近6000人，人口与财政供养人员的比例为22:1！如陕西佛坪县常住人口不足一万，但机关单位人员却超过2000人，严重依赖财政转移支付维持基本运转，这种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其实，这一现象不仅仅是人口问题，更是产业结构和问题，因为实体经济的衰退使得人口外流进一步加剧，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不仅中国，全球许多资源枯竭型城市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我们在以往的文章中也分析过日本夕张市的惨痛教训。学者丁长发指出，城市发展如同生物体一般，有其生命周期，没有永远繁荣的城市。很多三四线人口外流到了一二线城市，那么无论是财政指标还是用地等指标，都要实现“跟人走”，转移给人口流入多的大城市。关键是对于崛起的城市，财政支出、公共服务、用地指标都要跟上，相应的，收缩型的城市，相应指标都要压缩。自2020年起，山西率先推动人口小县的机构改革，通过精简机构、优化职能，提升治理效能。具体措施包括减少行政部门和领导职数，事业单位编制少于10人的原则上不再设立，县委、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不超过10个，明确职能分工。以河曲县为例，改革后县级部门的公用经费每年减少1050万元，财政供养人员支出每年减少1.33亿元！这一模式已推广到全国多个省份如青海、湖南等，成为人口小县应对收缩的一条有效路径。75年来，中国的城市面貌发生了质的飞跃，从最初的缓慢起步到如今“以城市群为主体”的精细化、高质量发展模式，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更是产业升级、资源重组、生活方式变迁的综合体现。未来，城市群的优化将使得大中小城市之间的资源配置和经济互动更加高效，进一步带动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在人口持续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聚集的背景下，三四线小县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机构精简改革正在探索一条化解财政负担、提升治理效能的路径。展望未来，如何在继续促进大城市群优势？如何提升县域和中小城市的自我造血能力？如何让城市为年轻人提供多样的生活选择？如何让资源更有效地“跟人走”？这些都是未来政策的关注重点。城市是我们的栖身之所，是承载发展的机遇之地，未来城市的格局的演化，不仅关乎城市空间形态，也关乎着亿万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点击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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