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评论》 | 侯利明：后工业化国家的就业结构转型与社会分层演变——兼论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启示

（一）工业工人的衰落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工人阶级是推动西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产业链的逐步完善，西方社会逐渐把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导致国内制造业就业率持续下滑。与此同时，自动化技术的进步替代了大部分人工操作，尤其在纺织、服装、矿产、制造和建筑等资本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纺织工、操作员和装配工等岗位需求快速减少。

表1呈现了1970年至2000年间，西方主要国家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例。1970年，美国的工业就业比例为30.6%，这一比例在法国和瑞典接近40%，在英国大约为45%，在德国则接近50%。但是经过30年的去工业化，到2000年，美国的工业就业比例下降了约10%，法国、瑞典和德国下降了约15%，英国下降了约20%。如果按照人口计算的话，英国和美国30年来的工业工人分别消失了近1200万人和3000万人。除以上国家外，在欧盟其他国家，工业工人的就业比例也出现了类似的下降趋势（Gautié & Schmitt，2009）。随着制造业工人的大量流失，他们在工会中的比例也不断下降。在过去几十年里，除北欧国家之外，工会中的工人比例在西方各国下降了近一半，其中英国、德国、美国和法国的工会密度分别从1980年的52%、35%、22%和19%下降到2018年的23%、17%、10%和9%（Oesch，2023）。工会曾为工人阶级争取过相对较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但随着制造业的衰退和工会能力的弱化，工人在罢工活动、工资谈判和集体组织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弱，已经无法有效应对企业裁员和生产外迁的压力，由此进一步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权力，加速了工人阶级的衰落（Kalleberg，2011）。

在赖特的构想中，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层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其命运与工业结构的稳定性紧密相连，只要工业结构不发生根本性变革，工人阶层很难迅速衰落（Wright，1980）。但随着欧洲国家的快速去工业化，赖特不得不承认，对于工人阶层而言，20世纪70年代成为去无产阶级化的转折点。这一现实与他原先构建的“多元资产剥削”阶层框架及理论预期产生了明显的背离。但他同时预言，尽管欧洲工人阶层正经历着衰退的阵痛，但在非西方国家，工人阶层却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壮大，未来会展现出一幅更加复杂多变的全球工人阶层图景（Wright & Martin，1987）。

（二）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业工人的崛起

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为了应对石油危机所导致的能源成本飙升，逐渐摒弃了对衰退中的国有工业部门的保护。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西方社会的经济重心从制造业开始向服务业和知识经济转型，劳动力市场也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表1显示，1970年，西方主要国家中只有德国的工业部门仍然雇用比服务业更多的工人；到1975年，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均已超过工业部门；到1980年，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例已经超过了50%；2000年之后，美国、英国、法国和瑞典的服务业就业比例甚至超过了70%，尽管德国仍然保持着庞大的制造业部门，但服务业就业比例也达到了63%。可以说，西方社会快速发展的服务业不仅缓解了工业衰退所带来的就业压力，也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过程中，高附加值的知识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上升，成为就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一方面，技术进步激发了社会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如科学家、建筑师和工程师等职业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金融、咨询、教育和医疗等高附加值领域的专业人才需求显著增加，如商业服务领域的财务人员和金融从业者，社会服务领域的医生、教师和社会工作者等，这些职业通常要求从业者具备较高的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与工人阶级的衰落形成对比，这些高技能的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迅速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宠儿。欧洲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从1992年到2015年，专业技术人员在西班牙、德国、英国和瑞典的就业比例分别从15%、33%、38%和39%增长至36%、51%、52%和53%，除西班牙外，其他三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就业占比已超过一半（Oesch & Piccitto，2019）。此外，法国（Goux & Maurin，2019）、爱尔兰和瑞士（Murphy & Oesch，2018）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出专业技术人员快速增多的趋势。

除了高附加值的知识服务业需求迅速增加外，服务业中的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需求也展现出了强大韧性。这些劳动者主要从事与人面对面互动的服务行业，如酒店餐厅的服务员、保安、保姆、护工和美容师等。由于这些岗位一般需要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因此这些劳动者不会像工业工人那样被机器所取代（Autor et al.，2003）。尽管这些岗位的薪资水平相对较低，但它们为大量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不仅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也使得家务劳动和养育照料等服务的外包趋势日益明显。这意味着更多的服务可以在市场上购买，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三）就业结构的极化效应

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普遍共识是，技术进步推动了就业结构的演变（Manning，2004）。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SBTC）理论认为，由于技术进步催生了社会各行业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因此高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受雇主青睐，而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前景则变得愈加暗淡。因此，劳动力市场上的高技能职业将会越来越多，而低技能职业则会越来越少。但从欧洲各国的后工业化转型过程来看，高技能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在增加的同时，低技能服务人员的就业比例也在上升，只有中等技能的工人和文职人员的就业比例在下降，职业结构似乎呈现出一种极化效应（Wright & Dwyer，2003；Goos & Manning，2007）。表2展示了1993—2010年间欧洲16个国家职业结构的变化情况。数据显示，从1993年到2010年，管理和专业人员等高收入职业群体的就业比重增长了5.62%，体力工人和一般服务业等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比重增长了3.65%；然而，技术工人和办公室职员等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比重则显著下降，从46.75%锐减至37.48%，降幅达9.27%。这反映出欧洲的职业结构出现了显著的极化现象。

对于这一现象，奥托等人指出，SBTC理论之所以无法解释职业结构极化现象，关键在于未能对不同职业的常规工作任务进行区分（Autor et al.，2003）。对此，他们在SBTC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任务偏向性技术进步（routine-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RBTC）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导致的工作任务性质发生变化，是形成就业结构两极化的重要机制。他们发现，过去几十年间，技术进步特别是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更多地替代了那些从事重复性高、规则明确的常规工作任务的劳动者，主要包括工业工人和办公室文职人员。这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任务重复性较高，可以通过计算机或机器轻松完成。而这些工作任务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数字和文化素养，因此通常是由具备中等技能的劳动者来执行。相比而言，技术进步对从事非常规工作任务（如创造性和复杂问题解决）的劳动者冲击较小，不管是需要较高认知能力的管理和专业人员，还是需要灵活交际的服务人员，这些职业都难以被技术所替代。从表2中的常规工作任务密度（routine task intensity，RTI）可以发现，重复性越高的常规任务职业，其就业比重的降幅越大，这一现象在工业工人和办公室职员等职业中越发明显；而对于高收入的管理和专业人员以及低收入的服务人员来说，由于他们的工作中包含的重复性任务较少，其就业比重出现了普遍上升。

除了受技术进步的影响外，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也推动了职业极化进程。受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经济滞涨的影响，传统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逐渐变弱，为了维持就业和竞争力，不少国家开始实施去工业化策略，将部分制造业务外包给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同时转向更具增长潜力的服务业。随着欧美各国对服务业的扶持力度加大，在金融、互联网、教育、医疗和咨询等高端服务业领域中，催生了大量管理和专业人员的就业机会。另外，制造业岗位的减少导致许多工人转向零售、餐饮、护理等低技能服务业寻找就业机会，这些岗位涉及面对面服务，无法轻易外包，由此增加了市场对服务人员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受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出现了两极化趋势（吕世斌、张世伟，2015），具体表现为中等收入的工业工人和办事人员的就业比例下降，高收入专业技术人员和低收入服务业工人的就业比例大幅上升（李培林、崔岩，2020），特别是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导力量。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21年，服务业就业人员累计增加8375万人，年均增长率为3.0%（国家统计局，2022）。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我国正在向后工业化社会迈进，这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后工业化社会转型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西方社会分层的演变历程，预测中国社会分层的未来趋势。

EGP阶层图示作为经典的工业化社会阶层分析框架，集中体现了新韦伯主义的核心理论主张，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该框架由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提出，其构建基础是个体的职业信息与雇佣关系，细分为十大阶层（Erikson & Goldthorpe，1992）。职业信息主要反映个体的工作状况（收入水平、工作稳定性、晋升前景和技术能力等），雇佣关系（权力地位和自主程度）主要反映雇主和雇员之间是契约性关系（labour contract）还是服务性关系（service relationships）。他们将具有相似职业信息的群体归为一类，再结合个体在组织中的权力、地位和雇佣关系，确定其在社会阶层中的精确位置。基于这一操作，EGP阶层图示将社会阶层分为以下10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大企业管理者、大资产所有者（阶层Ⅰ）；中级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小企业管理者、非体力雇员的监督人员（阶层Ⅱ）；高级机构（如行政和商贸）中的非体力办事人员（阶层Ⅲa）；低级机构（如销售和服务业）中的非体力服务人员（阶层Ⅲb）；雇用他人的小业主和手工业者（阶层Ⅳa）；不雇用他人的小业主和手工业者（阶层Ⅳb）；农场主和第一产业的自雇者（阶层Ⅳc）；低级技术人员和体力劳动者的监管人员（阶层Ⅴ）；熟练技术体力工人（阶层Ⅵ）；半熟练和不熟练体力工人（阶层Ⅶa）；农业劳动者（阶层Ⅶb）。

EGP阶层图示作为分析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最常用工具，广泛应用于社会流动（Chan & Bolive，2013；石磊，2022）、教育不平等（Breen，2010；尚进云、王振振，2020）和收入不平等研究中（Morgan & Tang,2007）。值得注意的是，EGP阶层图示的构建主要依赖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就业数据，其背景是强大的工业部门为劳动者提供了稳定就业及高薪岗位，因此它更多地反映了高度工业化社会的就业结构特征。布林和罗特曼指出，随着制造业的衰退和服务业的发展，基于工业化社会所构建的EGP阶层图示已无法准确反映后工业社会就业关系的复杂性（Breen & Rottman，1998）。具体来说，EGP阶层图示的有效性主要面临两大考验。第一，EGP阶层图示强调男性职业地位，但服务业的发展促使职业性别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上升导致原本以男性职业为主导的分层模式无法充分解释就业结构中的性别分化趋势。第二，EGP阶层图示强调体力与非体力职业的阶层边界，但随着工人阶级的衰落和服务业就业群体的壮大，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之间的阶层边界愈加淡化，以致难以精确把握后工业化社会各阶层的异质性。

（一）女性社会分层的缺失

在后工业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尽管女性不再被严格限定于家庭和育儿的传统角色，但传统的性别规范依然根深蒂固。这些观念往往将女性描绘为一个更擅长看护、照料和教育他人的群体，并通过社会化过程，进一步强化女性在支持、关怀、教育和共情等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服务业中的许多工作，如教育、医疗、零售和家政服务等，通常被认为需要具备高度的共情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这些技能更加契合女性在社会中被赋予的职业角色要求。因此，性别规范在无形中引导着女性将服务业作为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同时也影响着雇主在招聘过程中的选择倾向。

除了这一因素外，其他因素如传统家庭分工的转变、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平等就业政策的实施以及离婚率的增长等，也都提升了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为女性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女性服务人员的就业率平均增长了15%；到2000年，尽管女性在欧洲劳动力市场中的占比仅为45%左右，但在服务业领域，这一占比高达73%；在德国、英国和瑞典等发达国家，女性在服务业中的就业比例均超过了八成，但男性在服务业中的就业比例则不到六成（OECD，2002）。

随着女性在服务业中就业比重的增加，EGP阶层图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埃文斯指出，尽管EGP阶层图示在区分男性主导的职业时具有较高的效度，但在区分女性职业差异时却显得力不从心，这主要是因为其划分标准过于偏重男性职业体系（Evans，1996）。在EGP阶层图示中，作为III类的常规非体力阶层被笼统地划分为一个包含各种文职、销售和个人服务的阶层，其雇佣关系既包括服务性关系也包括契约性关系（见表3）。这导致女性所从事的服务行业高度聚集在这一类别，且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化。对此，埃文斯和米尔斯认为，常规非体力阶层内部呈现出高度的异质性，没有证据表明其内部具有相似的阶层特征（Evans & Mills，1998）。布劳恩斯等人的研究发现，在英国，40%的就业女性被归为III类，在法国和德国，III类中的女性占就业女性的49%，若再加上从事中级专业技术工作（II类）的女性，以上三国的女性劳动者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女性都集中在这两个阶层（Brauns et al.，2000）。这反映了欧洲社会职业性别隔离的社会现象，也凸显了EGP阶层图示在考察女性社会分层时的局限性。

为了应对女性职业分类的复杂性，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根据技能高低将III类进一步细分为IIIa类和IIIb类。其中，IIIa类主要包括行政、商业部门中的高技能非体力职业，而IIIb类则主要涉及销售和服务行业中的低技能非体力职业。他们强调这是为了应对女性社会分层而做的划分，并且建议仅在涉及女性的分析中使用（Erikson & Goldthorpe，1992）。虽然这种区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EGP阶层图示在女性社会分层研究中的效用，但专门为女性设计的分类暗示着男性和女性在雇佣关系上存在明显差异。

最后，EGP阶层图示将家庭视为分层单位，这也忽视了女性职业的存在。这意味着当家庭成员共同居住时，女性的职业地位通常根据丈夫的职业地位来推定。对此，索伦森认为，在越来越多的跨阶层家庭中，女性职业地位不能简单地由男性职业来定义（Sørensen，1994）。并且，排除女性的分层框架，不仅会忽略劳动力市场中近一半的雇佣关系，也难以全面反映女性在服务业等职业领域广泛参与的事实。尽管后来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调整了他们的观点，认为夫妻双方中职业地位较高的一方主导家庭地位，但这一标准仍以家庭为中心，女性的职业信息仍未得到充分考虑（Marshall et al.，1995）。

（二）体力职业与非体力职业的区分

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认为，在制造业占主导的工业社会，区分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有助于在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确定鲜明的阶层分界线，在技能水平相当的情况下，非体力阶层支配体力阶层（Erikson & Goldthorpe，1992）。在他们看来，区分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的关键是，判断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是劳动契约性关系还是服务性关系，这两种关系由监督难度和技能等级来决定。表3展示了EGP阶层图示中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关系。其中，体力劳动者与雇主一般属于短期的劳动契约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体力劳动者不需要特定技能，雇主通过契约中所规定的工作时间或工作量就能够轻松对其进行监督。而非体力劳动者与雇主一般属于服务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非体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拥有更多雇主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且他们不易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雇主很难按照固定的工作时间或工作量对其进行监督。雇主为了维持与雇员的长期雇佣关系，不仅向非体力劳动者提供较高的劳动报酬、收入津贴和养老金等工作福利，还会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工作自主性和晋升机会，以换取他们的努力和忠诚。对此，埃文斯指出，在EGP阶层图示中，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的阶层边界主要体现为非体力劳动者受到长期利益激励（“胡萝卜”诱导），而体力劳动者则受到严格监管（“棍棒”束缚）（Evans，1996）。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导致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中体力职业与非体力职业的阶层边界越来越模糊，对两者进行区分也变得愈加困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以及技术进步被认为是形成这一现象的两大原因。

首先，在传统工业社会，大多数制造业产品既不包含服务内容，也不提供额外服务。然而，80年代以后，服务业分工不断细化，逐渐渗透到制造业的研发、设计、营销、物流及售后等多个环节。这种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已成为各工业化国家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例如，美国在90年代倡导的“现代制造”理念，便着重于将服务元素融入制造业，推动其服务化转型。欧盟的“第五研发框架计划”也明确指出，制造业产品应不断拓展服务范畴，以加速制造业的现代化转型。帕帕斯和希恩的研究显示，制造业企业中的服务中间投入成本已占总中间投入成本的60%~75%，这一比例的增长直接促进了制造业部门中与服务相关的职业数量的激增（Pappas & Sheehan，1998）。在一些经合组织国家，制造业中从事与服务相关的非体力职业的比例甚至已超过50%（Pilat & Wölfl,2005）。

其次，技术进步导致体力职业与非体力职业呈现趋同性。一方面，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善了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条件。与早期机械化阶段单调重复的体力劳动相比，70年代兴起的自动化技术显著降低了企业对体力技能的依赖，转而强调技术能力的重要性，工人的工作任务与流程也逐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转变为操作和维护自动化系统。随着工人技能的全面提升，技术工人在工作自主性、雇佣关系、晋升空间、失业风险及工作环境等方面已逐渐接近白领雇员（Gallie，1996）。另一方面，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显著削弱了低级非体力劳动者的职业优势。在计算机大规模普及之前，文字记录、信息处理、复杂计算及绘图等任务均需大量人员通过手工操作完成，这些工作对专业技能和概念技能有着较高的要求。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这些工作任务和流程逐渐实现了标准化和模板化，原本复杂的任务变得简单且易于复制。这导致白领职员原本稀缺且专业的职业技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他们的职业优势也被大大削弱（Bravennan，1974）。

在体力职业与非体力职业逐渐趋同的背景下，EGP阶层图示受到了不少批评。首先，在EGP阶层图示中，体力职业与非体力职业群体被视为两个具有明确边界的不同阶层。批评者认为，这一框架没有捕捉到他们之间不断融合的动态趋势。其次，随着服务业的崛起，餐饮、销售、保安和家政等中低技能服务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他们在EGP阶层图示中既不被视为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也不被视为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白领工人，而是处于较为尴尬的常规非体力职业中（III类）。这导致该阶层中的各职业具有较强的异质性，既包含了服务性关系，也包含了契约性关系，导致该阶层内部各群体在工作条件和社会态度上呈现较大差异（Hout et al.，1993）。此外，在EGP阶层排序中，这些低技能服务人员比VI类和VII类中蓝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高，但在技能和收入水平上却显著低于后者。对此，克劳奇指出，没有证据表明非体力职业中的低技能服务人员在社会分层上优于体力工人（Crouch，1999）。最后，批评者认为EGP阶层图示主要反映了工业社会的垂直差异，但对于社会的水平差异没有太多贡献。随着体力职业与非体力职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淡化，一些研究认为EGP阶层图示甚至可以随意合并相邻的不同阶层（Weeden & Grusky,2012）。针对以上问题，如何在更细致的层面区分就业结构，是社会分层研究者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随着西方社会的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社会分层研究者普遍认为需要重新构建一个阶层框架，以更准确地反映当代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一个解决方案是将后工业时代的阶层结构构想为基于垂直和水平维度的双重结构，而非EGP阶层图示所描绘的单纯垂直结构。不少研究建议对服务业人员单独进行水平区分，这不仅可以回应女性社会分层的问题，也可以应对体力职业与非体力职业之间不断缩小的差异。例如，埃斯平-安德森建议，应该根据劳动条件等特征将体力劳动者和服务劳动者区分为不同阶层，并根据技能水平对服务业群体做进一步细分（Esping-Andersen，1993）。克里希指出，随着服务业人员的就业比重逐渐上升，个体的工作角色正在从产品制造和文件处理向个人服务进行转变，这导致中产阶级内部各群体的差异不再依赖于资源或雇佣关系差异，而是取决于工作任务的性质差异（Kriesi，1993）。即该任务是处理组织权力的行政工作、运用专业知识的技术工作，还是为个人需求提供服务的工作。居维利等人为了呈现荷兰后工业社会中就业结构的转变，将EGP阶层图示下I类和II类中的职业进一步区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社会文化专业人员（Güveli et al.，2007a）。这一调整不仅提高了EGP阶层图示对投票行为差异的解释力，也反映了保守的技术精英与左翼社会文化专家在政治经济偏好、经济资源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显著差异（Güveli et al.，2007b）。

以上社会分层研究都尝试从水平维度来区分传统行业与服务业。在这些新的分层研究中，被广泛讨论和引用的是厄施于2006年所提出的后工业化社会阶层框架。厄施认为，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分层研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后工业化社会涌现出多样化的销售类和服务类职业，这些主要由女性从事的职业难以简单地归入工业化时代的体力或非体力阶层；第二，随着社会对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需求的增加，过去基于资源、权力、技能和雇佣关系的分层标准已经无法捕捉到中产阶级群体内部不断增强的异质性。针对以上问题，厄施以EGP阶层图示为基础，借鉴过往研究关于“个体的日常工作情境和体验”的理念，提出了基于工作逻辑（work logic）的后工业社会阶层框架（Oesch，2006）

（一）基于工作逻辑的社会分层

厄施认为，工作逻辑依赖于劳动者的日常工作体验，主要依据一个工作是否涉及专业技能的运用、组织权力的行使和满足个人需求的服务来确定（Oesch，2006）。例如，在中产阶级内部，技术员、会计和教师具有相似的就业条件并享有差不多的劳动报酬，他们的职业也要求相同水平的教育。然而，他们日常工作中的工作方式、权威关系、服务对象以及所需技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这些差异，厄施将受雇者的工作逻辑划分为技术工作逻辑、组织工作逻辑和服务工作逻辑三类（Oesch，2006）。表4展示了这三种工作逻辑的具体特征。

技术工作逻辑下的群体主要从事技术相关工作，其工作方式主要由技术参数所决定。他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专业机构或技术组织。高水平的技术工作主要指研发和应用专业知识的工作，如计算机专家和工程师等，他们因其稀缺的专业能力而享有较高的工作自主性，往往不受雇主直接监管；而低水平的技术工作主要指应用手工艺和体力技能的工作，包括熟练技工和非熟练体力劳动者，如机械工、泥瓦匠和装配工等，他们往往在雇主明确的监督体系下工作。

组织工作逻辑下的群体主要从事管理和行政事务工作，其工作方式主要由科层制的劳动分工决定。高水平的组织工作需要较强的协调与管理能力，如政府官员和商业经理等；而低水平的组织工作则主要是一般的文书和文职工作，如秘书、办事员和邮件分拣员等。这些工作人员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具有明确层级结构和分工明确的社会组织（包括具有组织架构的公司和企业；政府、教育和医疗机构等公共部门；具有明确分工的专业组织等），并遵循科层体系中的权力和等级结构要求。

服务工作逻辑下的群体主要从事服务类相关工作，他们的工作主要是运用社交沟通能力直接满足人们的需求。高水平的服务工作需要具备高度的专业知识和社交能力，如大学教师、医生、记者和销售经理等，他们在工作中享有较高的自由度，受到的监管相对较弱；而低水平的服务工作则不需要复杂的专业知识和社交技能，如保姆、保安、外卖员和服务员等，他们的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独立性，工作环境多在组织外部，较少依赖组织资源和文化，因此对所属组织的忠诚度相对较低。

基于以上三种工作逻辑的差异，我们可以对中产阶层进行水平分类，如遵循技术工作逻辑的助理工程师、遵循组织工作逻辑的办公室文员和遵循服务工作逻辑的社会工作者。同样，这一分类还能进一步扩展到社会下层，如遵循技术工作逻辑的装配工、遵循组织工作逻辑的邮件分拣员和遵循服务工作逻辑的家政人员等。与该阶层框架相比，赖特和戈德索普的阶层分类有明显弱点。赖特倾向于将以上所有社会下层群体笼统地归为低技能和低权力的阶层，以致该群体人数过于庞大，且内部异质性程度较高；而戈德索普倾向于把低技能和低收入的家政人员归为非体力劳动者，其阶层地位明显高于邮件分拣员和装配工，这与后工业社会的阶层结构并不相符。因此，基于工作逻辑区分的后工业化阶层框架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就业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除了上述三种工作逻辑外，厄施还提出了第四种工作逻辑，即独立工作逻辑（Oesch，2006）。独立工作逻辑主要反映了雇主和自雇群体的工作逻辑，这与上述三种工作逻辑完全不同。首先，雇主作为企业、公司或店铺的所有者，需要确保组织正常运营和盈利，对公司的决策和结果承担最终责任。在权力关系上，他们拥有人事决策权和管理权，可以直接向雇员安排工作任务，并对其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在所需技能方面，大型企业和公司的雇主需要具备高度的团队管理、市场分析和领导决策能力，而对于小雇主和自雇者来说，他们需要具备一般的管理能力和高度的自律性即可。

（二）基于工作逻辑的后工业化社会阶层框架

除了在水平维度上对四个不同工作逻辑进行区分之外，在垂直维度上，厄施还借鉴了戈德索普的雇佣关系理论。戈德索普认为，雇佣关系中的差异反映了员工特定的人力资本与雇主的理性选择，当员工拥有更多的市场化技能时，雇主会更加重视激励制度；反之，则会更加注重监管制度（Goldthorpe，2000）。厄施则认为，雇佣关系在本质上是个体所具备的市场化技能的一个结果，这是区分不同社会阶层的关键因素（Oesch，2006）。因此，在厄施的阶层框架中，垂直维度的核心是市场化技能，这一概念相较于简化的雇佣关系更加准确。关于市场化技能，从高到低可分为四类：专业/管理技能（professional/managerial）、准专业/管理技能（associate professional/managerial）、一般/职业技能（generally / vocationally skilled）和低技能/非熟练技能（low / un-skilled）。

通过融合工作逻辑的水平维度与市场化技能的垂直维度，表5展示了后工业化社会的阶层框架。在该框架中，每一种工作逻辑都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层次结构，从高技能的专业或管理阶层逐步扩展至低技能的常规阶层，共涵盖了17个阶层类别。其中，独立工作逻辑包含了4个阶层，分别为雇员超过10人的大雇主、独立自营的专业人员、雇员小于10人的小雇主和自雇业主；技术工作逻辑包含了5个阶层，分别为技术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熟练技术工人、常规作业人员和常规农业人员；组织工作逻辑包含了4个阶层，分别为高级管理人员、中级管理人员、熟练办公人员和常规办事人员；服务工作逻辑包含了4个阶层，分别为社会文化专业人员、社会文化准专业人员、熟练服务人员和常规服务人员。每个类别我们都给出了三个相应的具体职业作为参照。尽管17类阶层为就业结构提供了详细的分析视角，但在实际应用中，为了分析的简洁性，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选择不同数量的阶层框架。例如，在性别和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中，可以使用完整的17类别的阶层框架；在探讨各阶层的社会意识和行为偏好时，可以合并为8分类的阶层框架（按照表5虚线合并）；在阶层结构的研究中，则可以合并为5分类的阶层框架。

后工业化阶层框架的独特之处在于，劳动者的工作逻辑被视为决定劳动条件、生活机会、社会意识和行为偏好的关键因素。通过运用这一框架，厄施对四个后工业化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职业晋升、政党支持和工会参与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这一框架不仅能够有效反映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异和晋升机会，还能够捕捉到管理人员与社会文化专业人员在政党支持和工会参与方面的差异。此外，这一框架有助于我们从微观的职业角度去理解家庭的代际再生产。这是因为，子女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会潜移默化地受到父母所积累的知识技能、行业信息、工作经验以及工作态度、职业价值观等的影响，对父母从事的工作有更深的认识并可能产生强烈兴趣，进而选择与父母职业相关的职业（Jonsson et al.，2009）。因此，将工作逻辑纳入流动模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流动过程。

总体来说，相较于EGP阶层图示，厄施的工作逻辑框架与后工业社会的职业结构展现出高度的契合性。首先，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不仅推动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显著提高了女性的就业率。在此背景下，EGP阶层图示所强调的以男性职业作为家庭职业地位的衡量标准已经不再适用。厄施的阶层框架通过对服务业内部的细致分类，不仅重新定义了服务人员的价值和地位，也反映了职业结构和性别角色的动态变化。这有利于克服工业化社会分层中女性社会地位模糊的缺陷，更好地对女性分层和流动进行研究（Kazuko，2023）。

其次，在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体力工作与非体力工作之间的边界愈加模糊，强制区分二者的必要性也随之减弱。厄施的阶层框架摒弃了戈德索普的区分标准，转而聚焦于工作逻辑所构筑的阶层边界，这一转变不仅更加贴近后工业化社会职业结构的真实面貌，也为理解阶层流动与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

最后，随着科技发展和职业结构的变迁，许多新兴职业不断涌现，但这些职业在EGP阶层图示中难以找到合适的位置。我们认为厄施的工作逻辑概念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和区分新兴职业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例如，人社部于2020年至2022年间公布了45个新职业，我们可以借助工作逻辑这一工具将这些新兴职业划分到不同阶层中。例如，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和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主要涉及技术运用和机器操作，因此他们处于技术工作逻辑分层下；家庭教育指导师、社群健康助理员和民宿管家等新职业主要涉及面对面的教育、医疗和服务，因此他们处于服务工作逻辑分层下；电子竞技运营师、城市管理网格员和退役军人事务员等新职业主要涉及管理协调和事务办理，因此他们处于组织工作逻辑分层下。

（一）后工业化转型背景下中国社会分层的变迁趋势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部门迅速崛起，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近年来，服务业逐渐代替制造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劳动力也逐渐从农业和工业部门向服务业转移，这意味着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其就业结构变化也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趋于一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和比例持续上升，工业工人的数量和比例逐渐下降。2008年至2019年，受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实现了快速增长，从业人员比例从6.2%增长至11.1%；而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逐渐被自动化和机器所替代，从业人员比例从16.7%下降到13.7%（李培林、崔岩，2020）。第二，服务业的人口规模迅速扩大。2008年至2019年，常规服务人员的就业人数激增数千万人，其占比也由19.8%攀升至26.5%。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农业劳动者的比例，约为工业工人比例的两倍，许多新增的常规服务人员都来自农民和工人阶层（李培林、崔岩，2020）。总体来说，尽管中国的阶层结构正在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但仍保留了工业化时期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农业劳动者比例仍然较高。在多数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期的农业劳动者比例已经降至5%以下，但2022年我国农业劳动者占比仍为25%左右，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中国现阶段的阶层结构既有工业化时期的特征，也有后工业化时期的特征，呈现出一种叠加的复杂形态（李培林等，2018）。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不少学者基于中国的制度安排和文化背景，提出了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分层框架（陆学艺，2002；李路路等，2012；刘欣，2018），这推动了社会分层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但是，国内大多数社会学研究仍倾向于沿用国外的社会阶层指标，如国际职业声望指标（SIOPS）、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标（ISEI）和EGP阶层图示等。其主要原因是这些指标具有权威性，且提供了现成的转换方法，可以通过代码轻松地将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转换为所需的阶层指标（侯利明、秦广强，2019）。为了给国内社会分层研究者提供技术便利，我们利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对20岁至65岁且拥有工作的样本，按照厄施的阶层框架进行了转换。表5详细展示了各阶层的人数、在总样本中的占比以及女性在各阶层的分布情况。与工作逻辑观点相吻合，在中国，男性更倾向于从事技术领域相关的职业，占比达72.2%；而女性则在服务领域的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比达60.8%。同时，我们也提供了英国、德国、瑞士和日本的阶层分布情况。与以上四个后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常规农业人口远远多于它们，同时自雇群体的比例也普遍高于这些国家。但是，中国的中高技能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和服务业人员比例普遍低于这些国家。从以上对比可以发现，我国中上层管理和技术岗位的比例相对偏低，这与后工业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鉴于此，本研究认为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整体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二）后工业化阶层框架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启示

当前中国正处于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阶段，但针对后工业化趋势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的议题，国内研究仍然较少（李春玲，2019）。本研究认为厄施的后工业社会分层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其不仅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的就业结构变迁以及社会分层的动态变化，也能够为我们在政策制定和社会实践中提供重要参考。具体而言，本研究认为该框架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与政策启示。

第一，劳动力市场研究。在向后工业化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正经历着新旧职业的快速更迭。厄施的阶层框架为理解这些新兴职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新兴业态中产生的新职业，该框架能够明确地界定它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此外，厄施的阶层框架详细区分了不同职业群体的工作技能、劳动特点和服务对象，这为剖析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关系及就业质量提供了有力工具。运用这一框架，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辨识出哪些职业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有利位置，享有较高的收入和晋升潜力，以及较好的社会保障。同时，该框架也有助于我们识别出哪些职业群体需要加强技能培训，哪些职业群体面临着工作不稳定的挑战，以及哪些职业群体存在被技术替代或失业的风险等。这不仅能够为政府部门开展就业指导和培训计划提供科学依据，也有助于降低失业风险，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推动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整体优化和健康发展。

第二，社会不平等研究。社会不平等深植于阶层差异之中，厄施的阶层框架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的生成机制和演变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不平等形成与演变的新视角。例如，在收入不平等方面，新框架显示出工作逻辑之间的收入差异比传统EGP分层模式更为显著（Oesch，2006）。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不同社会地位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上，还反映了相同社会地位群体内部因工作逻辑不同而产生的收入分化。除经济资本外，不同工作逻辑的职业具有其独特的资本形式，影响着教育机会和职业获得的不平等。有研究显示，如果父母双方从事科学相关工作，其子女希望从事科学职业的可能性是父母从事非科学职业的3倍多（陈纯槿，2022）。基于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专业技术人员可能拥有更多的科学和技术资本，组织管理人员可能拥有更多的社会网络资本，社会文化专业人员则可能拥有更丰富的文化资本，这些资本以不同的逻辑影响着子女的教育机会和职业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