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何志鹏、王艳南、曾起艳.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否有效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社会建设. 2024, 11(6): 119-141。点击下载原文
通过拓展 Grossman 健康生产函数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健康效应理论分析框架，基于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分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且这一提升效应具有包容性特征，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女性老年人的作用更为突出。和精神慰藉与咨询援助服务相比，基础生活服务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可以作为老龄化背景下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策略，应全面提升以生活支持服务为基础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水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龄化；心理健康；健康生产函数；内生转换回归模型
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目标之一。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社会活动减少，加上丧偶等负性生活事件冲击，容易产生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杜本峰、黄振霄，2020）。在传统“养儿防老”模式下，家庭代际支持对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起着绝对主导作用（陶裕春、申昱，2014）。但随着劳动力流动和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持续弱化，老年人容易陷入生活照料不佳、精神慰藉缺失等困境，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在这一背景下，构建老年人照料支持体系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对于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养老“9073”格局持续深化的背景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作为政府和社会力量为老年人提供的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养老服务形式（陈友华，2012），是实现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重要保障，具有针对性强、成本低等优势（杜鹏、王永梅，2019），成为构建老年人照料支持体系的重要内容。近年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迅速，截至 2023 年末，我国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到 36.3 万个，占到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总数的 89.9%。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否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如果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如何发挥作用？哪些老年人从中获益更多？回答以上问题有利于科学评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的建设成效，并为下一步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使其发挥更大的健康提升效用提供依据和参考。已有文献围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主要开展了以下两方面的研究：一是探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及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国家的数据普遍发现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具有较强的需求，尤其是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姚兆余等，2018；马琦峰等，2024；Kwan et al.，2019；Chee，2023），并且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周建芳，2022；Du et al.，2023），子女数量、居住安排等家庭内在特征（刘西国、刘晓慧，2019；陶涛等，2021），以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等外在社会环境因素（卢文秀、吴方卫，2024；Su et al.，2022）是影响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重要因素；二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效应评估，已有研究主要基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马文静等，2019；孙兆阳等，2021；Wang et al.，2024；卢文秀、吴方卫，2024）、生活质量（王永梅等，2020；纪竞垚，2022；Bucy et al.，2023）、身心健康（陈谦谦、郝勇，2020；吕宣如、章晓懿，2022）等视角评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的实施效果。现有研究普遍采用社区层面是否提供居家养老服务（马文静等，2019；陈谦谦、郝勇，2020），或者城市层面是否试点居家养老服务改革（贾凯冬等，2023；卢文秀、吴方卫，2024）来度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前者从社区层面分析与没有居家养老服务的社区相比，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社区的老年人平均健康状况是否更佳，后者从城市层面分析居家养老服务从无到有之后，居民平均健康状况的变化。从政策评估的视角来看，有必要从老年人个人层面，回答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是否有效促进了老年人心理健康。本文尝试通过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在反事实框架下，克服“老年人是否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这一自选择问题造成的估计偏差，尽可能准确估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本文在 Grossman（1972）提出的健康需求模型基础之上，试图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视角出发，对模型进行拓展，从理论层面探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效果。Grossman（1972）认为健康不仅仅是消费品，还是一种投资品，也就是说，虽然消费者的初始健康存量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但可以通过投资于医疗服务等活动来维持与增加（曹冉、苏会，2024）。因此，在给定收入预算约束的条件下，Grossman 提出的健康生产函数如式（1）所示。其中，H 为消费者实际健康水平，M 为医疗服务利用，Y 为消费者收入状况，H0 代表消费者初始健康存量，X 为消费者其他特征变量。
除短期医疗服务之外，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由于生活自理能力下降或者慢性病等状况，还需要家庭、社区、养老机构提供长期照护。因此，现有研究将老年人健康状况（H）拓展为短期医疗服务利用（MC）与长期照护服务利用（LC）的结果（刘宏等，2011；王新军、郑超，2014）。前者指针对疾病的短期集中治疗，包括药店购药、医院门诊、住院治疗等，后者指针对老年人自理能力下降或慢性病等所需求的长期照料措施。据此，老年人的健康生产函数表达如式（2）所示。老年人接受到的长期照护服务由养老模式决定，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来看，老年人接受到的长期照护服务是指老年人通过与配偶、子女或他人共同生活，获得生活照料等家庭支持。不过，随着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和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已逐渐成为老年人实现居家养老的关键保障条件，是家庭养老功能的重要补充（陈友华，2012）。因此，在家庭养老模式的基础之上，除了家庭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之外，本文从老年人是否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角度，对老年人健康生产函数中的长期照护服务进行拓展，构建的健康生产函数如式（3）所示。其中，FS 为家庭支持服务，CS 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二）实证策略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以下实证模型评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如式（4）所示。其中，CESi 为老年人i 的心理健康水平，CSi 为老年人i 是否选择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虚拟变量，估计系数γ 即测度老年人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心理健康效应；MC1i、FS2i、lninc3i、H4i 分别为短期医疗服务利用、家庭支持服务、个人收入对数、健康水平；Xki 为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其他控制变量；μi 为误差项。1. 内生转换模型的基本设定
若老年人作出是否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选择为随机决策，则对式（4）进行 OLS 回归即可得到系数γ 的无偏估计。但式（4）中这一变量 CSi 并不能视为外生变量，这是由于老年人是否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其基于预期效用的自选择，而样本自选择问题本质是式（4）中存在一些不可观测因素，同时影响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与老年人心理健康，比如社会政策环境、老年人的服务利用偏好等，从而导致 Cov（γ，μi）≠ 0，出现内生性问题。以往研究常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法（IV）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但前者仅能解决可观测因素的选择性偏差，无法解决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而后者虽能解决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但这种方法未考虑实验组与控制组处理效应的异质性。相比之下，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能够综合处理可观测因素与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估计偏差，且采用完全信息最大似然法（FIML）进行估计，能够有效处理信息遗漏问题。进一步，估计 ESR 模型之后，还可以进行反事实分析，从而得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杨志海，2019；冯志坚、莫旋，2019）。
ESR 模型包含两个阶段的估计：第一阶段为行为方程，采用 Probit 模型估计老年人是否选择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第二阶段为结果方程，联合估计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组与未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据此，ESR 模型同时估计以下 3 个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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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方程 1（实验组，即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组）：![]()
结果方程 2（控制组，即未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组）：式（5）中，CSi 为老年人是否选择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Zi 为影响老年人选择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各类因素，θi 为扰动项。式（6-a）和（6-b）中，CESia 与 CESin 分别为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组与未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Xia 与 Xin 为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正确识别 ESR 模型，式（5）中 Zi 变量与式（6-a）Xia、式（6-b）Xin 变量保持一致之外，还要求至少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进入回归（Lokshin & Sajaia，2004）。2. 反事实分析
内生转换模型作为一种反事实分析方法，在消除可观测因素与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估计偏差之外，其主要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反事实分析，得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期望值表达如下：
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期望值（实验组）：![]()
未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期望值（控制组）：
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若未利用情境下的心理健康水平期望值：
未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若利用情境下的心理健康水平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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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虑两种反事实情景。一方面，通过式（7）与式（9），可以得到实验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
另一方面，通过（8）式与（10）式，可以得到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untreated，ATU）：同时，本文通过式（7）与式（8），可以得到总样本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ATE）：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该数据以年满 60 周岁的老年人为调查对象，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 28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不含海南、新疆、西藏和港澳台），134 个县（区），462 个村 / 居民委员会进行调查，并系统收集老年人群基本信息、社会经济状况、身心健康水平、养老规划等信息，重点是 CLASS 调查了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利用行为，能够很好地支撑本文的研究需求。本文选用CLASS2018 年数据 。该数据样本量为 11419，剔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之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为 9895。借鉴现有研究，本文采用抑郁程度作为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衡量指标（郑晓冬、方向明，2018；张立媛、刘成斌，2022）。CLASS 问卷基于 Cong、Silverstein（2008）修订的抑郁量表（CES-D）对抑郁程度进行测量，由被访老年人在最近一周内的精神与心理状态的 9 个问题构成，每个问题按抑郁状态分为“没有”“有时”“经常”三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2 和 3，将 9 题得分相加得到老年人抑郁程度指标，取值范围为 9~27，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差（Xie et al.，2021）。在本研究中，CES-D 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其克隆巴赫系数达到 0.718。借鉴王永梅等（2020）的研究，采用二元虚拟变量，即是否选择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测量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行为。CLASS 数据调查包括上门探访、老年人服务热线、陪同看病、帮助日常购物、法律援助、上门做家务、老年饭桌或送饭、日托站或托老所、心理咨询等 9 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针对各项服务，访问员均询问被访老年人“您是否使用过该服务”。老年人在一项服务或多项服务上，若回答为“是”，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在 Grossman 健康需求模型的基础之上，本文选取短期医疗服务利用、家庭支持服务、健康水平、收入状况以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养老保障等个体特征，婚姻状况、居住安排、子女数量等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控制了社区城乡属性及老年人所在省份。需要说明的是，短期医疗服务利用与健康水平的测量借鉴刘宏等（2011）的做法，结合 CLASS 数据可得性，分别以生病是否及时就医、基本生活能力作为其量化指标，其中，老年人基本生活能力通过 ADL 量表测量所得，含吃饭、穿衣、洗澡等 11 项，取值范围为 0~22，分值越大，表明基本生活能力越强。家庭支持服务则参考曾起艳等（2022）的做法，采用老年人感受到来自家人的支持网络、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三项指标所得到的综合指标进行测量。为保证内生转换模型的可识别性，本文引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作为老年人是否选择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工具变量，从理论上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主要通过影响老年人是否选择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进而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是一个较好的工具变量选择（Cai，2022；马超等，2023）。以上各变量定义说明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方程与心理健康方程联立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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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知，首先，家庭支持服务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家庭支持与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之间呈现替代关系。其次，健康水平是影响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关键因素。作为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基本生活能力的下降将弱化老年人自我照料能力，强化对外部照料服务的需求和依赖性，从而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利用倾向。同时，年龄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李放、王云云（2016）的研究结论一致，原因主要在于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产生更多的照护需求，从而更有可能选择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群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较低。表 2 显示，短期医疗服务利用、家庭支持服务、收入状况、健康水平对利用与未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生病能够及时就医、家庭支持程度较高、收入状况与基本生活能力较好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好，这一方面说明通过投资医疗服务、强化家庭支持能够有效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另一方面说明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还受到个人收入及基本生活能力、身体健康条件的约束。婚姻状况对两组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有配偶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优于无配偶的老年人，这与李琴等（2021）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配偶很大程度上可以提供对方的照料需求和情感支持，从而能够较好维护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从表2还可以看出，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独居、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差，但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个人或家庭特征的影响仅在未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中体现，却未在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身上体现。这说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有利于缓解年龄增长、独居、受教育程度较低、子女照护责任推脱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造成的不利冲击。此外，社区城乡属性对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未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表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有扩大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不平等的趋势，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城镇老年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率高于农村老年人。（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为准确反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本文利用式（11）、式（12）进一步测算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其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a）、（b）分别表示老年人利用和未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时的平均抑郁得分，与式（7）、式（8）相对应；（c）、（d）分别表示反事实情景下，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若未利用时的平均抑郁得分，以及未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若利用时的平均抑郁得分，与式（9）、式（10）相对应。![]()
从表 3 可知，老年人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其心理健康的平均处理效应在 1% 显著性水平上具有负向影响，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能够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具体而言，ATT 的估计结果说明，对于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而言，倘若他们不选择这一服务，其抑郁得分将上升 3.169%，即由 15.274 分上升到 15.758 分；ATU 的估计结果表明，倘若未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能够选择利用这一服务，其平均抑郁得分将从 15.755 分下降至 15.248 分，下降 3.218%；ATE 的估计结果表明，相比未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抑郁得分降低 0.505 分。
为更清晰反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心理健康效应，图 1 描述了两种情况下老年人抑郁得分分布的概率密度，比较了利用和若未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抑郁得分分布。可以看出，倘若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选择不利用，其抑郁得分的概率密度分布曲线明显右移，在反事实情境下，老年人心理健康明显恶化。图 1 还比较了未利用和若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抑郁得分分布，可以看出，未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在利用服务的反事实情境下，其抑郁得分的概率密度分布曲线明显左移。综上所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能够有效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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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心理效应的群组差异性分析为进一步理解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对不同特征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差异性，本文根据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所在地区对老年人进行分组。表4 展示了基于内生转换模型测算的不同群组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心理健康效应结果。女性老年人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心理健康提升效应高于男性老年人。ATT 的估计结果表明，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男性、女性老年人倘若选择不利用，他们的平均抑郁得分将分别上升 2.867%、5.075%；ATU 的估计结果表明，未利用居家养老服务的男性、女性老年人倘若选择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他们的平均抑郁得分将分别下降 0.464%、9.931%；ATE 的估计结果表明，在男性老年人群体中，相比未利用老年人，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抑郁得分降低 0.111 分，而在女性老年人群体中，这一得分降低 1.484 分。由此可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对女性老年人心理健康提升效果更明显。这可能是由于相较于男性老年人，女性老年人的弱势积累效应更为明显，在生活照料及社会支持等方面面临更为突出的困难，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更为强烈（姚虹，2020）。同时，相比男性老年人，女性老年人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是以基本生活支持为主要内容的居家养老服务的直接受益方，相应的心理健康效应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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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老年人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心理健康提升效应高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老年人。ATT 的估计结果表明，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较低和较高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倘若选择不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他们的平均抑郁得分将分别上升 5.799%、0.741%；ATU 的估计结果表明，未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较低和较高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倘若选择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他们的平均抑郁得分将分别下降 6.497%、2.932%；ATE 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较低受教育程度老年人群体中，相比未利用老年人，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抑郁得分降低 1.005 分，而在较高受教育程度老年人群体中，这一得分仅降低 0.421 分。可以看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提升效果更明显，该结论与吕宣如、章晓懿（2022）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可能的解释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老年人具有更多的资本积累和社会支持，拥有更为广泛的养老服务资源选择，并对养老服务内容和质量具有更高的标准和期望值，进而导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健康边际效应较低（宣烨、余泳泽，2016）；相反，受教育较低的老年人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使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对其心理健康水平提升明显。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老年人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心理健康提升效应高于东部发达地区的老年人。ATT 的估计结果表明，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东部、中西部老年人倘若选择不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他们的平均抑郁得分将分别上升 3.027%、27.534%；ATU 的估计结果表明，未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东部、中西部老年人倘若选择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他们的平均抑郁得分将分别下降 5.439%、14.064%；ATE 的估计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老年人群体中，相比未利用老年人，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抑郁得分降低 0.749 分，而在中西部老年人群体中，这一得分为 2.294。可以发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提升效果更明显。按常规理解，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水平更高，相应的心理健康提升作用将更为突出，但结果恰与此相反。这可能是由于“质量幸福悖论”所诱发，即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越高，老年人对该服务质量的期望值也会越高，甚至会出现实际服务质量改善反而被评价为质量变差的糟糕状况（宣烨、余泳泽，2016）。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期望值低于东部地区老年人，更容易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中获得满足感，改善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前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为了进一步剖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的作用机制，本文根据各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所针对的老年人需求将服务分为精神慰藉与咨询援助、基础生活两大类，前者主要指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起居与医疗等基础需求的服务，后者侧重缓解老年人精神层面的压力，提供上门探访、心理咨询与法律援助等方面的服务，并估计比较两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表 5 报告了老年人利用两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比例。其中，精神慰藉与咨询援助、基础生活服务利用比例分别达到 9.389%、10.066%。在精神慰藉与咨询援助服务中，上门探访是最主要的服务内容，其利用比例达到 7.206%；在基础生活服务中，老饭桌或送饭、上门做家务、老年人服务热线利用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 2.456%、2.031%、2.031%。![]()
表 6 报告了两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从表 6 可知，基础生活服务利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提升效应强于精神慰藉与咨询援助服务。其中，利用精神慰藉与咨询援助、基础生活居家养老服务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 ATT 效应分别为 -1.108、-0.265；未利用两类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的 ATU 效应分别为 -0.386、-1.281。进一步计算老年人利用精神慰藉与咨询援助、基础生活居家养老服务的平均处理效应 ATE 分别为 -0.443、-1.225。这一结果与陈谦谦、郝勇（2020）得出的结论相呼应，相较于直接提供精神慰藉、法律援助等服务，社区提供起居生活照料等服务对于老年人心理健康改善或维持，具有更大的积极影响。![]()
这一结果与现阶段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满足生活困难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从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容设置也可以看出，基础生活服务相较于精神慰藉与咨询援助服务供给更为普遍，发展更为成熟。换言之，相比基础生活服务，社区提供的精神慰藉与咨询援助服务内容相对较少，供给水平较低，导致精神慰藉与咨询援助服务的政策效应尚未充分体现出来（陈谦谦、郝勇，2020；王永梅、孙月，2021）。同时，基础生活服务是老年人所必需和最基本的养老服务，老年人对其的需求水平和消费倾向相较于精神慰藉方面的养老服务更高（余赵、陈杰，2018；姚兆余等，2018），通过利用基础生活服务，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能够有效缓解精神压力（陈谦谦、郝勇，2020）。
本文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纳入老年人健康生产函数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 CLASS2018 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估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总体来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第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效应具有包容性特征，表现在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女性老年人的作用更为突出，从侧面也说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发挥着应有的兜底保障作用；第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主要通过基础生活服务来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以作为老龄化背景下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有效策略。应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加大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力度，全面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水平，并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等财政投入机制，为老年人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良好的条件。第二，以基础生活服务为基础，精神慰藉与咨询援助服务为重要诉求，丰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容。一方面，持续保障基础生活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数量与质量，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需求，充分发挥这类服务对于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加强精神慰藉与咨询援助方面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通过开展心理咨询、搭建文娱活动平台等多元化形式，满足老年人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需求。第三，政府在推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实际过程中，应针对差异化特征老年群体精准施策，需要着重关注并保障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地处中西部地区、女性等相对弱势老年群体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权益和便捷性。（注释与参考文献略；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排版：姚敏；审核：丁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