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评论》 | 范晓光、周文 ：私营企业主的精英网络与地位认同：基于ABM的分析

（一）地位建构论传统

地位建构论指出，个体的地位不仅源于其自身（如智力、能力）或结构资源（如职业、权力）等固有特质（intrinsic quality），同时也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建构而成的，且随着社会过程的推进而变化（Berger & Fisek，2006；Simpson et al.，2012）。社会地位体现了个体在所属群体中获得的尊重和享有的荣誉、特权，是无数次互动中交换的结果。地位被韦伯视为与特权相关的社会尊重的有效表达，其形成与行动者在其所属团体中所获得尊重的数量密不可分（Weber，1978：305）。一般来说，人们更倾向于尊重表现突出的人（Munroe，2007），如运动员更尊重表现绝佳的运动员、物理学家倾向与学术水平高的物理学家交流（Rees & Segal，1984）等。因此，尊重反映了个体的固有特质，人们在日常互动中表现出的无数次“尊重姿态”（deference gestures）成为地位等级排序的依据（Shils，1968）。

正因为人们社会地位的形成源自互动过程，受到多要素的影响，尊重往往会与个体所固有的特质偏离，导致社会地位的分化。首先，由于个体固有特质的模糊性，人们对他人特质的认知可能存在偏差（Podolny，1993），且容易模仿他人进行判断。其次，在互动过程中，初次获得尊重多的人更易获取较多资源，从而在下次互动中争取到更多尊重，这种马太效应使得互动中的地位认知更易偏离个体固有特质（Ridgeway，1991；Berger & Fisek，2006；3）。最后，互动过程中尊重的互相给予具有“对等性”（Gould，2002），若某人未在上一轮互动中给予对方应有的尊重，那么他在下一轮互动中就容易受到对方的“轻视”（Anderson et al.，2012）。因此，社会地位的形成和分化是无数次微观个体之间尊重交换所致，是自下而上形成的。

该研究传统主要利用计算模型发展出不同的形式模型，进而对地位分化的不同社会机制展开分析（Gould，2002；Lynn et al.，2009；Mark et al.，2009；Manzo & Baldassarri，2015）。基于模型构建，相关研究着重分析不同环境和互动规则下的地位分化差异。例如，在经典“曼佐-巴尔达萨里”模型（MB模型）中，曼佐和巴尔达萨里就从交往对象选择的异质性、互动对象社会地位判断的不确定性、给予尊重时的社会模仿、尊重互动中的对等性需求四个不同机制对客观地位分化展开研究（Manzo & Baldassarri，2015）。

（二）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建构

地位建构论主要探讨了客观地位的形成和演化，对本文提出的问题具有启发性。我们认为，与客观地位相比，地位认同更易受互动过程的影响。具体落实到私营企业主群体，体现为他们与其他精英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互动不仅包含各类资源的交换，还包括以双方的财富、天赋、能力、相貌、品德等特质为基础的尊重互动，以及观念和态度的互动，这些互动会对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将采用地位建构论的分析思路。针对地位认同的特征和属性，我们对MB模型的适用性有两点担忧。

一方面，当我们以某个群体为对象探讨社会互动对地位认同的影响时，群体间互动的宏观环境不可忽视，而MB模型将总体社会作为分析对象。由于传统中国长期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士农工商”的地位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即使对企业主的刻板印象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已逐渐淡化，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官本位”“无商不奸”等传统观念仍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社会来源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早期创业的企业主多具有无体制内工作、文化程度较低等特征（李路路，1996；范晓光、吕鹏，2017）。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来源构成与社会未能给予企业主和官员、知识分子群体相当的尊重密切相关。

事实上，传统的地位观念在人们对他人固有特质（尤其是社会地位）的判断中持续发挥着作用。相比其他精英，私营企业主在与精英关系人的互动中更容易受到“轻视”，无法得到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尊重，此时基于社会比较的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可能增强，从而影响其地位认同（刘欣，2002；陈云松、范晓光，2016；张文宏等，2023）。换言之，一旦受到其他精英轻视，由于地位认知的偏差（Podolny，1993）和互动过程中的“社会支配”（Flache et al.，2017），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就更强。在这一情境下，私营企业主与精英的互动将导致其社会地位朝着怎样的方向演化，有待进一步考察。

另一方面，MB模型引入了尊重交换机制，却忽视了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而该特性对特定群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企业主群体被认为是“最理智和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熊彼特，1997：102），相比一般社会成员，他们更少受制于社会交往的习俗与规范。尽管深陷关系网络之中，但企业主多倾向于充分地发挥情感性关系的工具性作用，以维持企业的顺利发展，这就是关系策略（翟学伟，2009；刘志成、吴能全，2012）。他们维护和发展的对外社会联系（包含了可从中获取的支配性社会稀缺资源），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资本（边燕杰、丘海雄，2000）。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强调，经济活动嵌入社会生活之中（李培林，2001）。因此，企业主在与精英关系人互动的过程中，尊重“对等性”需求未必高，或者说其本人没有那么敏感；而当地位不被尊重时，在受到自我调节的作用力（Lindenberg，2013）之后，他们可能倾向于将社会关系去情感化，乃至形式化或功利化；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回报，他们甚至甘愿接受社会互动中的“轻视”。

针对MB模型存在的这两个弱点，我们引入相对剥夺感机制和理性选择机制构建出新的形式模型，以实现客观地位和地位认同的转化。我们认为，地位认同受到客观特质、他人尊重及互动过程等要素的共同形塑。具体而言，个体基于对自身的天赋、能力、财富等固有特质的认识产生主观地位感知，如果在互动中所得到的尊重（客观地位）远低于其对自身地位的感知，那么其相对剥夺感就会比较强，进而降低最终的地位认同水平。同时，工具理性对相对剥夺感具有一定的反向作用。

（一） ABM的设定

本文通过计算机建立虚拟的人工社会（artificialsociety），对以上问题展开分析。在人工社会中，集结了100位私营企业主及以其为中心联结的300位其他精英，我们将CPES2018获得的私营企业主与精英建立关系网络的平均比例作为基础参数纳入模型，以构建二者的互动网络。囿于企业主与其他精英网络密度（density）的实证参数的缺乏，我们利用人工社会的网络范围作为精英网络密度参数加以调节，即范围越大表示精英网络密度越高。如表3所示，该模型的参数如下：主体i的固有特质（Q_i），主体i对主体j固有特质的认知（q_ij），主体i对主体j固有特质认知的偏差（e_ij），主体i给予主体j的尊重（a_ij），主体i给予主体j尊重时模仿他人的概率（im_i），主体i对尊重“对等性”的敏感程度（sen_i），其他精英对企业主地位认知的轻视程度（d_i），主体i的社会地位（S_i）和主体i的地位认同（Sub_i）。

在地位建构论传统中，行动者的固有特质是他人评判其社会地位的基本路径。为了让参数设置更接近真实社会，我们根据李春玲（2005）的职业声望得分，将模型中各类精英行动者的固有特质（Q_i）设定为符合均值为80、标准差为1的正态分布。从地位得分来看，人工社会中所有精英的社会地位分值在0~100之间，而各类精英的固有特质均值为80。然而，基于尊重的地位等级所形成的模型有较强的建构性（Ridgeway & Erickson，2000；Lynn et al.，2009）。具体而言，主体i对主体j的尊重程度a_ij等于其对j固有特质的判断q_ij，但q_ij并不完全等于j的固有特质Q_j，因此会出现一定的误判。为此，我们引入固有特质判断的误差参数e_ij，表示i对j固有特质判断时出现的偏差，其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正态分布。此时得到公式（1a）：

由于误差参数e_ij在0附近上下波动，主体i对主体j的尊重a_ij也在其固有特质Q_i附近上下波动。当判断对象j为私营企业主时，由于总体社会对企业主有一定程度的轻视，因此对其固有特质的初始判断低于其自身的固有特质；而当其与掌握大量资源的政治精英互动时，更容易受到轻视。因此，我们在政治精英对企业主固有特质的判断中设置轻视指数d_i，得到公式（1b），即在公式（1a）的基础上减去轻视程度，其服从均值为参数disc、标准差为1的正态分布。其中，disc设置为[0,8,16,24,32,40,48]，依次表示轻视程度为0、10%、20%、30%、40%、50%和60%。

在所有“尊重姿态”在初次互动中进行交换后，主体i的初始社会地位Si由其在互动网络中获得的尊重的均值构成，其公式如下：

其中，n_i表示与主体i互动的节点总数，实际为互动网络中节点i的度。此外，在模型初始化阶段，行动者的地位认同Sub_i与其自身固有特质Q_i相等。

基于以上设定，我们在人工社会中建立私营企业主与其他精英的互动网络，并设定初始的属性。

（二） ABM的演化规则

该人工社会模型的演化可以拆解为两个过程：其一，行动者对互动对象的固有特质进行判断，形成此次互动对其固有特质的认知。随着互动次数的增多，互动双方对彼此固有特质判断的准确性将不断提高，判断偏差也会随之减小。此外，由于固有特质难以判断，行动者倾向于模仿他人——根据他人给予互动对象的特质判断来确定自身的判断。其二，在特质判断完成后，行动者决定给予对方多少尊重。以上过程受到尊重“对等性回报”的影响，存在行动者之间的尊重交换。由此，我们首先引入互动次数t来重新界定特质判断过程。如公式（3）所示，随着互动次数的增加，行动者对固有特质判断的偏差不断缩小，直到互动次数达到100，误差项为0。

其次，设定对他人的模仿。具体而言，主体i有一定的模仿上一轮他人给予主体j尊重均值的概率，即上一轮j的社会地位S_jt-1。其中，参数im_i是i给予j尊重时模仿他人的概率，符合0~1的均匀分布，而参数imitate是模仿概率阈值，即设定的总体中模仿的比例。在公式（4）中，主体的模仿概率im_i小于imitate时，i选择模仿其他人对j固有特质的判断；而当该数值大于imitate时，主体会自行判断，且较上一轮在概率上更为精确。

再次，当特质判断完成后，主体以此决定给予对方多少尊重。在多次互动中，尊重不会基于对方固有特质而直接给出，而是受到尊重互动的约束。因为一旦给出的尊重没有得到回应，人们便感受到“被羞辱”，从而更不愿意给予对方相应的尊重（Anderson et al.，2012）。参照既有的设定原则（Manzo & Baldas⁃sarri，2015），我们也将其公式化并进行模拟，见公式（5a）和公式（5b）：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此加入上一轮互相给予尊重的判断diff_a_ijt-1。若上一轮主体i给主体j的尊重a_ijt-1少于他从j那里所得尊重a_jit-1，即diff_a_ijt-1≤0，说明i在此轮互动中得到相应尊重，则更可能遵照规则基于对对方的固有特质判断而给予对方尊重，见公式（5a）；反之，diff_a_ijt-1>0，i给予的尊重大于对方回应的尊重（i被轻视），他将减少自己给出的尊重，见公式（5b）。其中，sen_i是i的参数，符合0~1的均匀分布，表示行动者对尊重对等性的敏感程度，即其在交往中的工具理性程度。当sen_i=1时，行动者对尊重的对等性非常敏感（工具理性最弱），此轮次给出的尊重减少的量最大；反之，若sen_i=0，则表示主体对此完全不敏感（工具理性最强）。我们将所有主体默认取值定为0.5，当然也会调整该参数来进行模拟。私营企业主的工具理性越强，对尊重的对等性越不敏感，sen_i的取值越低。通过该参数的变化，可以模拟私营企业主工具理性强度对其地位分化的影响。

最后，在每轮尊重给予的互动结束后，各主体的社会地位S_it得分仍然通过该轮次所得尊重的均值计算而来，见公式（2）。而地位认同Sub_it则会依据上一轮次互动所得社会地位S_it-1和地位认同Sub_it-1共同决定，具体如公式（6）所示：

当主体在上一轮获得的社会地位高于相应的地位认同时，该主体将缓慢提高地位认同水平；反之，他们将产生相对剥夺感，对上一轮的地位认同产生怀疑，逐步下调地位认同，调整的量由敏感程度sen_i和差距diff_{_sit-1}共同决定。

（三）主要发现

基于以上设定，我们在人工社会模拟了100次社会互动后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演化，主要从三个宏观面向考察互动效应：（1）评估私营企业主与精英关系人互动时的地位认同水平，采用t=100时全部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均值来衡量；（2）评估私营企业主与精英关系人互动后地位认同的分化程度，通过地位认同的基尼系数来测量；（3）通过地位认同与固有特质的比较得到认同偏差，分析社会互动对原有地位认同的冲击和改变。

我们将精英网络密度参数设置为density=[5,6,7,8,9]，模仿概率阈值参数设置为imitate=[0,0.2,0.4,0.6,0.8]，轻视指数均值参数设置为disc=[0,8,16,24,32,40,48]，工具理性参数设置为sen=[0.1,0.3,0.5,0.7,0.9]。利用ABM分析以上875个参数空间，模型在三个宏观指标上的演化。其中，所有的参数组合均进行了30次模拟，并通过计算平均值克服模型设置的随机性（见图2）。其中，我们报告了三个宏观指标在轻视指数和工具理性的极端值设定下（disc=0或disc=48；sen=0.1或sen=0.9）的演化。

在图2中，子图A、B和C分别呈现了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水平、分化和偏差的演化。比较分析显示，私营企业主在互动中的工具理性越弱（sen=0.9），地位认同越低，该效应在群体互动的初期尤为明显；轻视指数对地位认同水平产生明显的负向效应，轻视指数越强则经历的认同变化越大（见图A-1、图A-2和图A-3）。同时，私营企业主的工具理性越弱，地位认同的基尼系数越高；精英关系人的轻视程度越高，地位认同基尼系数就越高（见图B-1、图B-2和图B-3）。最后，私营企业主在互动中的工具理性越弱，地位认同偏差越大，这种效应在互动的初期更为凸显；精英关系人对私营企业主的轻视程度越高，则更容易导致地位认同与其固有特质的偏差（见图C-1、图C-2和图C-3）。

为了控制遗漏变量偏误，我们将模拟100次互动后所输出的结果作为因变量，把地位轻视程度、工具理性程度、精英网络密度、模仿概率阈值等同时纳入OLS回归模型（见表4）。其中，模型1—模型3分别以地位认同、基尼系数和与地位认同偏差为因变量。在模型1中，地位轻视程度和工具理性程度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精英关系人的地位轻视在互动中可能抑制宏观层面的地位认同水平，而工具理性则有助于提高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水平。在模型2中，地位轻视程度和工具理性程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精英关系人的地位轻视提高了地位认同的分化程度，而私营企业主的工具理性可能抑制这种分化。在模型3中，地位轻视程度和工具理性程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精英关系人的轻视在互动中可能扩大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与其固有特质的偏差，而私营企业主的工具理性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地位认同偏差的扩大。从控制变量来看，精英网络密度越高，越有助于提高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地位认同水平；网络密度越高，地位认同分化程度越低。

此外，我们还模拟了当一个社会中全部精英都对私营企业主存在地位轻视时，其地位认同所受到的影响。如图3所示，图A-1、图A-2和图A-3呈现了私营企业主的认同水平、认同分化和认同偏差随轻视程度变化而产生的变化；图B-1、图B-2和图B-3则呈现了私营企业主的认同水平、认同分化和认同偏差随其工具理性变化而发生的改变。结果显示，当社会中所有精英均对私营企业主产生地位轻视时，其地位认同得分更低，认同分化程度更高，且地位认同偏差更大。尤其是在总体社会的轻视程度比较高、私营企业主的工具理性较低时，其地位认同的内在差异更大。

私营企业主群体为我国经济奇迹的出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地位认同与投资经营、政治参与和慈善行为等都有紧密的联系。其地位认同不仅源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也离不开自身所掌握的社会网络资源。事实上，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他人对其社会地位的认同产生了巨大作用。然而，既有的社会网络视角的相关文献仅仅将网络作为资源和信号的载体，对观念、态度等关注不够，限制了社会网络的理论解释范围。沿着地位建构论传统，本文将关系社会作为基础性的社会情境，从社会网络入手，探究了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地位认同何以形成，凸显了微观互动向宏观后果的“跃升”（Lu，2016；冯泽鲲，2021；吕鹏，2024），提升了社会网络对地位认同的解释力。

本文通过纳入相对剥夺感和理性选择机制对MB模型进行改造，创建了社会网络视角地位认同形成新的形式模型。通过引入真实数据注入的ABM模型，我们将私营企业主视作能动主体，探究其地位认同在其与精英群体的互动中如何形成。结果显示，精英关系人的地位轻视将显著降低私营企业主的总体地位认同水平，强化其地位认同的分化，而且使其地位认同进一步偏离客观的经济地位。不过，私营企业主的工具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一效应，即工具理性可能提高地位认同水平，降低地位认同的分化程度，并弱化地位认同偏差。

以上发现对培育私营企业主群体更积极的地位认同具有启示意义。维系亲清政商关系和稳定的商业网络不仅有助于企业的日常经营，还有利于私营企业主群体形成与其客观经济地位相匹配的主观地位感知。儒家思想自古以来就有“轻商”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基因”影响深远，会通过社会网络实现群体扩散，进而抑制私营企业主在总体上形成合理和一致的地位认同。我们认为，应重视非制度化的营商环境营造，尤其要积极引导主流社会文化给予私营企业主群体公平公正的评价，以提升他们的地位认同水平，促进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由于CPES2018只调查了私营企业主与不同精英的互动，缺乏精英之间的相关测量，本研究无法获得更为全面的可以注入ABM的真实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互动，致使结论的一般性受到了限制。鉴于此，我们计划在下一步，通过社会调查收集相关基础数据，尝试从“精英-企业主”互动扩展到“精英-精英-企业主”互动，进一步探究社会网络的互动过程对各类能动主体主观视角的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