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付钊. 空间嵌入与重构：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策略与逻辑. 社会建设. 2024, 11(6): 25-47。点击下载原文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实现乡村作为空间的多元价值。然而，城乡转型进程中的乡村空间重组造成了乡村资源失配、关系失调和文化失序及其衍生的空间正义等问题，制约着乡村治理进程。本文基于社会空间理论，建构了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分析框架，以社会工作参与 S 村“功德林”营造项目为例发现，社会工作以空间为治理对象和依托，通过资源重组、关系重构和文化重塑的实践过程推动乡村物质、社会和文化空间再生产，实现营造物质空间载体、培育社会空间表征和涵养文化空间势能等目标。以空间正义为价值理念，以空间分析为工具手段，以空间赋权为技术方法的治理逻辑可以激活空间主体活力，整合空间生产要素，促进空间合作生产，推动乡村公共空间重构，实现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的空间嵌入。与其他主体相比，社会工作在公共空间再生产中彰显出独特的文化实践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情感生产能力等优势。社会空间理论；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社会工作；乡村治理
乡村作为集政治、经济、生态和人文价值于一体的区域综合体，兼具生产和生活等多重功能，是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之一（张勇，2019）。现代乡村空间融合传统和现代、地方和全球，转变为多元建构的场域（路璐、朱志平，2018），其空间格局、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和多元。资本、权力和技术推动乡村空间重组，催生出城乡空间失配、治理秩序杂糅、主体功能缺位、熟人社会瓦解等破碎化、脱域化及无序化的空间异化和非正义问题（张洋阳、叶继红，2018），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因此，重构乡村空间可以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冉璐，2023）。随着国家治理逻辑从简约的总体支配向复杂的技术治理转变，以理性的技术解决社会结构化问题成为一种共识。作为技术的社会工作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以主动嵌入和被动吸纳的双重逻辑参与城乡治理，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涵盖时间、空间和主体等复杂要素的场域实践（金炼等，2019），通过将特有的人本价值、专业技能和实践渗透到乡村空间演变之中，推动乡村空间内部功能形态变迁与治理结构优化，成为推动乡村空间再生产的重要力量。社会工作对空间的关注十分有限，既有研究也局限于讨论学科发展的空间以及空间如何对服务对象和社会工作实践产生影响（Ferguson，2009）。随着空间的社会属性受到关注，学界开始从认识论和实践论两个视角探讨社会工作与空间的关系。其中，认识论视角围绕社会工作实践的可能性与空间考量，提出空间转向是对社会工作实践碎片化和技术化困境的回应（张江龙，2020），政策、制度、文化和技术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空间场域（向德平、姚霞，2009）。实践论视角则聚焦社会工作的人本价值、技术方法和专业优势探讨社会工作在乡村治理中的多元场景与嵌入空间：一是发展视角下的乡村自然空间营造，强调对乡村人文自然环境、设施的改造和空间的布局优化（张和清等，2021；李侨明、张和清，2023），进而为乡村发展提供物质资源保障；二是增能视角下乡村民主参与的自治空间营造，强调重建公共空间和再造乡村组织以激活乡村内生力量（李迎生等，2013），构建符合乡村发展需要的乡村组织体系；三是共同体视角下乡村互助生活空间的营造，通过增强社区集体意识、发动群众参与乡村事务、重构乡村公共性以促进乡村共同体建设（袁小平，2019）；四是乡村在地文化空间营造，发掘和创新乡村文化、提高个人和乡村文化能力（宋爱明、任国英，2021），进而为乡村振兴奠定文化基础。既有研究主要从空间视角讨论社会工作运行的制度和文化场域，基于空间思维探索社会工作实践的空间维度。也有研究将社会工作与空间再生产相关联，尝试运用空间思维解决治理问题，但更多是基于实践环节的附带性空间概念展开阐述，较少对社会工作与空间再生产的关联、逻辑和实践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和专门性研究。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是：社会工作参与空间再生产的能力与优势如何体现？社会工作参与空间再生产的实践过程和行动逻辑是什么？基于此，本文尝试引入空间理论，将社会工作参与 S 村“功德林”营造的实践视为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以此分析社会工作参与公共空间再生产的实践策略和行动逻辑，为社会工作参与空间再生产实践提供一个微观案例解读。空间是一种理解社会生活的视角。马克思指出，空间是人类生产活动所需的基本要素，资本推动空间改造和重组，造成城市和乡村空间的分裂。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典空间生产理论家反对将空间视为绝对论的固有观点，强调空间在历史实践中不断产生、解构和转化，它是一个由人的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建构起来的关系性存在，具有物质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等特点（Schmid，2008）。基于此，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以阐释空间生产的过程及其权力关系。后现代社会理论家拓展了空间生产理论，苏贾（Soja，1989）以“空间、社会和历史”三元本体论强调了空间生产过程中人的主体实践，指出空间是人有意图和目的生产出来的。福柯（1999）将空间、权力与知识联系在一起，分析了权力与空间生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及后现代空间理论家从空间维度分析了空间生产、空间正义及其与政治、资本和文化的关系，拓展出空间叙事的总体性思考（解丽霞，2023）。作为一个多维度、过程性和关系性概念，空间生产的多维度体现在空间中物的生产和空间自身的生产上；过程性则体现为三元空间的交织形塑共同作用于空间生产；关系性体现为空间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压缩集束（颜昌武、杨怡宁，2024）。哈菲克进一步提出包括乡村地方性、乡村的表征和乡村日常生活的三重空间模型（Rigg &Ritchie，2002），为乡村空间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乡村社会是一个结构、功能和区域相关联的综合性空间系统，乡村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是资本、权力等多重逻辑交互的结果，乡村治理离不开乡村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作为村民日常生活实践的公共场所，乡村空间包含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物质空间作为乡村生产生活的实体部分，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资源基础和物质载体；社会空间作为村民和乡村组织建构的行为与实践活动，是各类社会关系的载体；文化空间是村民的空间体验和想象，包含村民的身份认同和情感体验，能够转换为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物质空间形塑社会和文化空间，社会空间建构物质和文化空间，文化空间约束物质和社会空间（张琦、杨铭宇，2021），三者共同作用于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强调技术的治理力量，通过资源重组、关系重构和文化重塑等实践过程实现空间嵌入，社会工作实践与空间再生产具有价值目标、工具手段和技术方法上的契合性。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的空间嵌入以乡村物质、社会和文化空间为治理对象和依托，聚焦于治理体系中“物”和“人”的社会空间变迁尺度及关系，依托空间对不同的“人—资源”“人—组织”“人—文化”关系进行塑造（谭林等，2024），以资源重组、关系重构和文化重塑的实践理路推动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一是资源重组。物质空间服务于乡村生产生活，是对乡村资源分配、空间占有及其衍生的利益分配和权益保障问题的反映，影响着空间生产资源和主体关联形式。乡村物质空间的治理在于协调利益关系，推动资源合理配置，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其对应的治理基础是资源重组。社会工作通过空间资源配置、利益协调和空间规划等方式整合乡村治理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谭林等，2024），争取、转化、链接和分享社会政策与资源，促进资源在乡村空间的合理配置，协助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动员村民发掘、再造和储备资源，重组物质空间，形成新的治理要素合力，为乡村治理提供物质保障。二是关系重构。社会空间是建立在物质空间基础上的人类各种社会行为的关系场，包括日常生活、生产实践、组织治理等多重网络和关系，具有组织整合性和关系建构性的特点。依据主体实践的空间生产原则，社会空间治理重点是重构异化的社会关系。社会工作通过发挥关系协调和功能重构的作用，立足乡村空间内主体的行为及互动状况，运用专业技术和方法协助乡村构建整体性、多元性和复合性社会资本，促成各主体形成良性互动关系，重组社会空间，实现基于情感和信任的乡村有机团结和再组织化，生产复合型自组织治理网络，培育乡村内生自治动能。三是文化重塑。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符号、精神意识和价值观念存在的场所，也是人及其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场所（李星明等，2015），文化空间生产的原则是培育乡村独特的文化意识和体系（张琦、杨铭宇，2021），发挥文化在维系乡村社会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中的作用。依据文化能够塑造人的实践活动，并产生一系列符号价值的功能，文化空间的治理重点是文化重塑。社会工作通过挖掘和创新乡村传统文化，促进村民主体性实践，培养村民的主体意识和责任，重组文化空间，培育村民的文化自信、身份认同、集体归属和心理体验，重构文化秩序和集体共识。乡村空间包括社会关系、社会权力、社会问题、社会资源和社会行动等要素。社会工作所追求的价值理念、服务对象和服务目标与乡村空间生产具有重合性，尤其是基于空间理论的空间正义、空间分析和空间赋权更是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工具方法和技术策略。一是作为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追求的空间正义。列斐伏尔、哈维等学者先后就城市权利、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等空间资源和权利在现实分配中的不正义问题进行探讨，强调对空间权利的追求，以实现空间资源的公正分配和空间权益均等。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也面临空间正义受到挑战的情况，如空间主体利益冲突（顾萍、尹才祥，2018）、资源占有不均（曾天雄、曾鹰，2014）、社会排斥与歧视等（周均旭、李奕忻，2023）。乡村发展的本质是生产符合空间正义的乡村公共空间（钱振明，2022），空间正义所映射的人文关怀、公平公正等精神契合社会工作的内在价值，而社会工作追寻社会正义，关注弱势群体并传递关怀，尊重个体意愿和多元文化，挖掘个体优势和潜能，重塑人的自信和能力，这种助人观念及其暗含的社会正义理念与空间正义也高度契合。二是作为社会工作评估工具创新的空间分析。空间作为分析维度的理论基础源自空间生产，空间分析侧重对空间关系结构进行剖析（郑震，2010），例如通过分析行动者与空间的关系来考量行动者的行为和意义，以空间生产和组织形式分析社会过程、关系和结构（钟晓华，2016）。空间分析即社区分析，其创新了社区分析法，空间分析思维将社会工作分析单位拓展至空间维度以及其中的互动关系，深化了对环境中的人及其行动的审视（童敏，2020）。社会问题、社区资源、个体问题和需要具有时空特征（王思斌，2019），空间分析为社会工作立足于动态的日常生活场景，为社会工作不断调整、改变并实现超越提供新视角。空间分析能够更好地剖析个体及空间中的权力、资源、问题和结构关系，有助于深度分析乡村问题，挖掘乡村资源和潜力（张和清等，2021）。三是作为社会工作实践技术手段的空间赋权。权力推动空间生产，而且权力本身就是空间化的（Gregory et al.，2009），正如苏贾所指出的第三空间对弱势群体赋权的意义（张广济、计亚萍，2013），空间再生产即空间赋权的过程（张江龙，2020）。空间赋权是赋权者和被赋权者在物质、社会和文化空间相互交织的复杂逻辑空间中的双向互动，这种互动在文化空间中创造精神层面的符号和理念，资源匮乏与分配不均的结构性问题可以通过在物质空间中集结资源加以解决，社会空间所缔造的社会互动及其建立良好的社会网络可以促进有效赋权（金炼等，2019）。空间赋权实践推动物质空间改造，提升物质、文化空间及其资源的可达性，增强空间主体的关联，将以往平面化的赋权过程转换为立体化的动态过程，形成一个从空间到关系再到个体的动态赋权空间生产过程。乡村空间是一个包含多重空间、多种空间要素及其生产与被生产关系的复合概念，核心是社会关系、社会行动及二者的互构过程，包括物质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三重属性。物质性代表“活动地、仪式场、交流场域、文化符号”等实体意义；社会性代表“需求表达、共识形成、多方参与”等空间行动和治理行为（蔡丽茹等，2023）；文化性代表“公共精神、集体秩序、公共规则”等空间价值和集体感知。乡村治理的本质是多元主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占用、操纵与改变乡村空间，以促进其有效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社会工作参与乡村空间再生产基于空间正义的价值目标、空间分析的工具方法和空间赋权的技术策略，透视乡村空间中的资源配置、主体关系、权力结构和文化秩序（王锐，2020），围绕资源重组、关系重构和文化重塑的实践理路推动乡村空间再生产。乡村空间及其再生产重构了乡村社会的物质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为乡村日常生活和治理提供场所、平台和资源，也重构了乡村社会关系，推动乡村社会再组织化。同时，其激活了乡村内生治理动能，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实现从空间生产到共同体生产，再到乡村治理重构的连续统。综上，本文建构了一个社会工作参与乡村空间再生产的分析框架（见图 1），以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透视社会工作参与的空间嵌入逻辑。其中，本文的物质空间特指“功德林”的物质载体及其活动场所和附属资源；社会空间指在“功德林”营造过程中，村民与村干部、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以及村民所形成的交互关系；文化空间指围绕“功德林”营造过程及其文化实践产生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等文化势能。该框架遵循的逻辑为：实践维度解释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行动策略，逻辑维度解释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行动逻辑，逻辑维度以实践维度的行动过程为依托，实践维度的行动过程反映逻辑维度的运作逻辑，共同解释社会工作参与空间嵌入的实践过程和运作机制。![]()
S村隶属于P县，人口约2 700人，村集体年收入20.7万元，产业以果蔬、中草药等经济作物种植为主，辖区有农产品加工厂、休闲农业产业园等农业产业企业 4 个。S 村的制药和果蔬业快速发展，吸引了制药和农牧等外来企业到当地投资办厂。2013 年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统筹规划，S 村通过合村并居、经营规划等方式将分散在自然村的村民整体迁移至集中安置区，以重新规划土地、营建基础设施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方式推动空间重组，使得邻里居所、历史古建等物质空间实体发生变化。村民和外来人员交往变得密切，邻里交往陌生化，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深刻变迁，这些改变导致 S 村面临乡村环境脏乱、人员流动性大、邻里矛盾纠纷多等复杂性治理问题。2020 年 3 月，P 县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五社联动”机制，加快推进城乡治理的决策部署，引进和培育一批社会工作机构助力乡村治理。在县级相关部门的推动和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S 村开始探索引入社会工作机构开展乡村治理。2021 年 3 月，Q 机构进驻 S 村开展“五社联动”项目。前期，Q 机构聚焦困难群体服务，对救助对象和弱势群体等建档并开展探访服务，帮助困难、弱势群体解决生活困境，促进其社会融入。该阶段社会工作者主要扮演行政辅助者和资源协调者角色，目标是融入乡土社会，与乡村主体建立良性的合作关系。2022 年 3 月，社会工作者在前期服务和深度评估的基础上发现，S 村空间重组导致了乡村物质空间表征失序及社会文化空间深层次多维度失序的问题，形成诸多治理难题。Q 机构设计了“功德林”营造创新项目，在实践中，其围绕“功德林”营造项目，以资源整合再分配、关系协调再生产和文化秩序重建等为目标，通过资源整合、组织动员和主体性培育等方式联合一切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动 S 村物质、社会和文化空间再生产，解决了乡村环境脏乱、邻里纠纷和集体行动弱化等问题。S 村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其治理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挑战性。Q 机构作为本土孵化并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专业社会组织，能够反映该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的一般样态，具备提炼理论命题的代表性。“功德林”营造项目是在多方力量和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乡村公共空间循环变革、持续改造的过程，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既关注空间中的资源整合与分配、公共实体空间营造等“物”的意义，又重视空间中互动、协商、归属感等“人”的意义。以上信息和实践特性足以回应本文所观照的研究问题，故而本文选择 S 村“功德林”营造项目为经验案例。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选择代表性实践和项目进行分析和研究，通过对关键人物言行的深描和对行动的还原来对事件发生的因果过程进行分析，展示案例运作的全过程，分析案例的运作机制和特征，剖析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理，以此对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的空间嵌入模式展开深入理解，并通过参与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的方式获得详尽的经验素材。笔者曾作为 Q 机构的兼职督导，持续关注该机构及项目服务推进的状况，对机构例会和督导工作进行情境观察并记录项目运作全过程。同时，笔者分别于 2022 年 4 月中旬、11 月中旬及 2023 年 3 月上旬赴 S 村进行多次观察走访，收集项目申报书、例会记录、工作日志等文本资料 13 份。此外，笔者围绕“功德林”营造项目的实施背景和运作情况、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状况以及多方参与者对社会工作机构介入以后所取得的成效的看法等问题，通过半结构访谈获得 P 县政府工作人员、Q 机构理事长、社会工作者及村干部等不同参与者的访谈资料。笔者长期与驻村第一书记和社会工作机构总干事保持联系以追踪最新动态，获得丰富的在地情境资料。乡村公共空间重组意味着空间生产异化，衍生出不确定性乡村日常生活时空情境，引发乡村治理规则、方式和问题的转换，因此，围绕空间范畴及其内部性质展开治理具有必要性（陈晓彤、杨雪冬，2013）。社会工作从作为治理对象和依托的公共空间入手，通过优化公共空间中的资源配置及利益分配、协调空间中的社会关系、激发空间中的主体性实践，来推动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资本、政策和权力等为乡村带来现代化的生产观念、人才、资金和技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转型、农民增产增收以及治理主体体制扩容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用。然而，乡村公共空间也成为外力增殖和扩张的工具，这导致乡村物质空间失范及社会文化空间多维度失序，使得乡村公共性、主体性联结、社会互助及规范性秩序薄弱。基于此，乡村治理呈现出治理主体原子化、治理方式碎片化、治理关系离散化、治理秩序无序化及治理问题复杂化等特点。1. 乡村资源失配与空间布局失序：物质空间“割裂”与“衰败”物质空间随着权力和资本的介入不断被生产，原本以“功德林”为中心的村落居住形态逐渐分化，围绕行政功能区、产业工业基地形成新型居住空间结构。居住、生产和生活区域被功能性、工具性分割，呈现出空间布局失序、空间利用不当及空间资源占用或浪费等状态，乡村发展受限。一是物质空间资本化，公共景观被破坏或重建。村民日常生活、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被企业征收并重建为休闲农场，民宿、农场餐饮等商业设施侵占耕地，药企征收土地建立药材加工厂，资本扩张侵占土地资源，摧毁乡村物质景观。二是物质空间私有化，公共资源被占有或闲置。由于集中规划的住宅面积有限，“功德林”广场及原闲置荒地、水利设施等公共空间被村民用来放杂物和养牲口，村民在屋前扩建鸡舍、猪舍，公共资源向私有资源转变。三是物质空间离散化，居住空间被分割或重组。集中平移将原本分散的村民小组组合成新的居住形态，以血缘、宗族为中心的邻里格局被分割，重组的居住空间夹杂各种复杂社会关系。四是物质空间混乱化，乡村生态被破坏或污染。村民乱搭乱建各类厂棚，垃圾及农业用具无序堆放，在休闲广场违规经营，养殖废水直接排放在道路两侧，破坏乡村生态环境。物质空间资本化、私有化、离散化和混乱化的表征是空间挤压、侵占及功能紊乱等空间失序图景，内源是村民在资源争夺和利益关怀中的冲突和矛盾，这折射出了道德秩序和伦理规范等约束秩序的衰减（周晨虹，2023）。2. 乡村关系失调与空间交往边界：社会空间“撕裂”与“区隔”物质空间重组引发邻里关系、权力关系的重构，呈现出血缘、亲缘关系收缩下的邻里关系复杂化和地缘关系陌生化（方菲、李旺，2023），乡村规划忽视了乡村日常生活的便利性和适应性，引起社会关系的异化。一是居住空间弱化了邻里交往。空间重组解构了村民基于亲缘、血缘关系的聚居，加剧了社会层面的距离感和陌生感，邻里交往意愿降低，交往范围变小，昔日的近邻成为同村的陌生人，现有的近邻则被视为麻烦制造者（管其平，2021）。二是产业分化增加了村民间的区隔。休闲农业发展使得部分村民利用土地、技能等发展民宿、农家乐，违规扩建小洋楼，占用公共空间和资源，邻里冲突频发，职业分类及收入差异等造成社会交往区隔（赵纯，2019）。三是资本势力冲击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旅游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吸引外来资本和人口，村民为获取、出售资本选择与外来人口建立互动关系，乡村固有的社会网络遭到冲击，乡村社会关系逐渐表现出高度异质性。四是精英式治理弱化了传统干群关系。在乡村资源分配和邻里冲突调解中，村干部更倾向于支持精英群体，村委会热衷于与外来资本合作，忽视村民的权益保障，村委会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空间重组使生产共同体意识的社会空间式微，社会资本功能弱化，乡村互助和治理网络断裂。村民交往疏离、社会关系区隔、社会支持网络破碎及干群关系复杂制约着乡村社会资本再生产，长期异质性生活、资本化生产和精英化治理使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降低，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制约着乡村治理活力和内生动力。3. 乡村文化失序与空间价值弱化：乡村文化空间“衰落”与“瓦解”物质空间的重组及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的变化，造成了乡村文化空间衰落和瓦解。一是文化空间载体消逝。空间重组改变了承载村民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和象征符号，但又未能建立起相应的物质载体来承担既有的文化意象（管其平，2021）。在 S 村，“功德林”和客堂等文化空间载体被侵占或破坏，刺绣、中医等传统技艺面临失传，村民缺少日常互动、组织礼俗仪式的文化空间载体。二是文化空间实践遗失。文化空间是村民开展礼俗活动、民俗节庆和祭祀神灵的仪式场，S 村传统仪式活动在空间重组后逐渐遗失，婚嫁、丧葬变得商业化，集体祭祀和拜祖仪式被搁置。三是文化空间主体性式微。当地以现代景观代替传统文化景观，文化空间实践与乡村脱离，村民的主体性意识逐渐淡化。四是文化空间功能弱化。随着文化空间载体缺失，村民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归属感减弱，其对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规范的认同感降低，邻里冲突频发，村民热衷于追求经济价值而表现出对乡村公共活动的淡漠，对参与集体行动缺乏足够的意识和热情。空间重组及其衍生的传统文化衰弱、主体实践式微和文化功能弱化使乡村共同体面临着价值差异、权威流失、归属感消解和认同衰减等风险（任贵州、曹海林，2021）。乡村维系自身稳定的文化规制、道德秩序和礼仪习俗等文化意义上的空间秩序不断被瓦解，情感空间破碎、价值传导不畅制约着乡村社会关系的维系和乡村集体行动的达成。Q 机构立足于 S 村既有空间格局难以改变的事实，聚焦于公共空间在S 村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治理意义，以“功德林”营造为切入点，通过广泛链接和整合社会资源，动员和组织村民参与，保障村民作为乡村公共空间生产主体的话语权和主动权，通过资源重组、关系重构与文化重塑等行动，生产符合村民空间正义诉求和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公共空间。社会工作者从物质空间再生产的逻辑出发，运用专业技术链接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施规范化管理，通过资源重组整合和乡村内外资源配置来推动物质空间再生产。一方面，机构通过链接项目资金和盘活乡村资源为空间改造提供物质保障。首先，Q 机构联合 P 县政协、民政局申报省级文物保护资金，链接企业慈善基金并组织村民捐赠筹集项目资金 41.32万元，整合 S 村闲置建筑用材 16 吨，联系文物修复专家和技工 8 名，为物质空间再生产提供智力和物质保障。其次，Q 机构通过腾讯公益开展互联网宣传，鼓励企业建立文化保护基金，整合企业、手艺人和村民多方力量，围绕历史长廊原真性修缮、文化墙创造性改造、视觉广场艺术性装饰，营造乡村复合型公共空间，并融合历史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多元文化元素，搭建乡村文化认同圈，凝聚村民。另一方面，Q 机构通过集体协商和精英动员来组织多元主体参与。第一，社会工作者通过集体商讨确定改造方向及目标，通过精英动员组织多元主体参与。村干部、乡村精英和社会工作者集体确定公共空间改造目标，制定资金管理办法和项目实施计划，社会工作者与村委会联合开展动员和宣传，邀请和发挥村民领袖在信息沟通和组织动员等方面的优势，号召村民集体参与，制定“轮班轮岗、人人参与”的空间再生产计划和规则，缓解乡村物质和人力资源的缺乏状况。第二，Q 机构工作人员引导和组织村民共同参与“微改造”。组织村民有序参与，并负责协调改造工作中的资源、利益及冲突关系，引导多元主体“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三营建” ，以“微改造”方式提高乡村公共服务和物质空间的便捷性和可及性。Q 机构的空间实践强化了多元主体的空间联系与交往，通过关系重构促进多元主体的关系弥合和情感联结，促进信任、平等、包容和认同的社会空间再生产。首先，以空间生产实践推动小规模情感交往，重构乡村社会关系。Q 机构坚持空间生产还权于乡村，调动乡村资源，动员乡村主体共同参与，将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置于同一时空场域中。多元主体通过集体协商凝聚价值共识，在共同参与中促进情感交流，将原子化的村民重新串联起来，促进复合型社会资本增值 ，尤其是村干部带头参与，缓和了干群关系。其次，拓宽公共交往平台，构建良性互动关系和参与机制。多元主体在实践中优化关系结构，拓宽社会互动形式，生产新型交往空间，为村民闲谈、散步和协商提供场所，村民在日常沟通中化解邻里矛盾和冲突，建构了多元属性的社交圈，促进良性关系建构。最后，组织乡村文化活动促进村民参与。社会工作者、村委会和舞蹈队借助落成典礼共同设计和组织“邻里守望”乡村文化节，邀请各方主体参加，通过活动增强主体间的情感联结，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形成“自建、自管、自治、自用”的空间改造和利用模式，形成常态化乡村互动和参与机制。四是组织乡村集体行动重塑村民主体权威，构建适合乡村空间形态的实践主体结构。社会工作者通过培育村民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级联合会，以新型交往空间搭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性、物质性协商空间，围绕“功德林”维护、广场保洁和文娱服务供给等组织集体行动，引导村民参与村规民约、文物保护章程及协商议事办法的制定，激发村民的自治意愿及其对乡村自组织的认同。文化空间势能转换是指通过重塑文化认同、唤醒集体记忆等方式培育、储存和聚合乡村文化的内在能量，推动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共识、培育公共信任、规范集体行为的功能转换为乡村治理能量。社会工作以“功德林”物质空间载体及其社会空间关系为依托链接资源，动员村民生产出融合乡村历史符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元素的乡村文化空间，为村民日常生活实践提供空间载体，唤醒村民的共同记忆，增强乡村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一是通过恢复和还原民俗仪式、组织文化活动来生产文化空间。社会工作者通过口述史梳理“功德林”传统仪式流程，还原“功德林扶帽”活动，设立“功德林”理事会，编写功德簿，引导村民策划“农耕乡会”和“药材品鉴”活动，丰富村民日常生活，唤醒村民的集体记忆，培养村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二是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供给能力，保障村民文化权益，营造复合的文化关怀空间。社会工作者以村民文化需求为基础，培育和孵化乡村自组织，建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联络机制，以公益微创项目设立小额资金，鼓励夕阳红舞蹈队开展文艺会演，组织书法协会营造文化符号，打造特色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品牌项目，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三是组织乡风文明实践重建文化秩序空间。Q 机构组织开展敬老爱幼红黑榜、最美庭院等评比活动，建立乡村文明评审团和乡村道德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多维度、多层次及多面向的考察、评估和讨论，表彰个人和家庭道德模范，对破坏环境、虐待老人的家庭进行通报，发挥公共文化在代际传递、秩序建构、身份认同方面的治理功能，推动乡村在自我调节和规制的秩序中稳定运行。在“功德林”空间的再生产中，社会工作将空间作为治理对象和依托，以物质空间生产推动社会和文化空间再生产。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实现得益于在贯彻和遵循空间正义价值、空间分析工具与空间赋权技术的基础上的一系列空间实践，从而激活空间主体活力，整合空间生产要素，促进空间合作生产，以此彰显社会工作独特的文化实践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情感劳动能力。乡村空间正义体现为村民在空间发展中的生存正义、在空间生产中的生产正义和在空间事务中的参与正义（夏志强、陈佩娇，2021）。社会工作以空间正义为价值目标，通过资源重组营造物质空间，破解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空间公共区隔等空间非正义问题。一是社会工作者与 S 村委会、村民等共同商讨、评估和制定“功德林”及文化广场营造计划书，以村民需求和乡村发展为目标生产符合群众利益诉求的乡村公共空间，以此动员村民参与空间生产，通过资源再分配实现权利分配，激活村民空间生产的主体意识，保障以村民为主体的空间生产权。二是社会工作者以“功德林”为主线，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墙并配套现代化无障碍休闲设施，这使得再生产的物质空间既成为村民日常生活实践的依托，又成为展示乡村文化的物质载体。政府及社会组织依托物质空间提供公共服务，提高乡村公共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村民依托物质空间实现公共交往，由此促进空间发展的正义。三是物质空间再生产过程及其再生产出来的物质空间为多元主体参与和互动提供了平台，成为公共关系的延伸，多元主体以此为基础进行对话和博弈，促进集体性共识的稳定输出和维持（许中波、孙哲，2021），保障村民在空间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权。社会工作通过对空间资源和产品的生产、占有、利用和交换等正义问题的回应，促进村民的空间发展、生产和参与正义。作为空间再生产的内驱力，空间正义又促进主体动员，产生集体行动，影响空间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和行为。空间正义根植于村落历史记忆、精神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现实情境中，充分考虑特定时空下乡村整体性生活经验和意义，彰显了社会工作的空间文化敏感性和文化实践能力。社会工作在农村实践中更加强调文化敏感性，通过尊重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及其蕴含的价值，在不同文化脉络下设计特定服务项目以提供适合地方民众的服务（古学斌等，2007）。社会工作的文化敏感性体现在操作性和实践性两个层面，前者反映为社会工作对文化差异的认知和理解，通过重视乡村空间内多元文化存在的意义、独特价值和内涵，利用文化差异性实现身份嵌入和服务项目设计；后者反映为将文化敏感发展为文化实践能力，社会工作将专业服务与当地文化结合，通过挖掘、认识、理解和运用文化，以文化适切的专业方法推动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空间分析包含了空间中的物、人和关系等要素，以空间为分析单位能够实现将人的问题置于广阔、动态的空间中。社会工作以空间为分析单位，将空间问题、资源和需求视为影响空间主体实践及空间生产的核心，从空间中寻求村民问题和需求的根源，挖掘、整合乡村资源和潜力，促进需求与资源相匹配，实现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一是乡村公共问题、村民需求具有隐蔽性、即时性和零散性等特征（郑广怀，2023）。社会工作者以空间为尺度，深入村民日常生活实践的物质空间，以常态化交谈识别乡村问题和需求，利用村民代表大会、婚嫁祭祀等文化活动识别公共议题，通过治理实践的动态过程反向识别乡村问题和需求，形成“从空间找问题”的需求识别机制。二是乡村公共空间拥有地方特有的自然禀赋、风俗习惯和民众能力等丰富的情境性资源。社会工作者采取优势策略而非补短思路，以承载和生产资源的公共空间为切入点，识别、挖掘和整合乡村社会被疏漏、搁置或滥用的资源，将乡村资源释放、转换为乡村内生动力。三是村民是空间生产的主体资源和重要对象，空间中的村民兼具问题和资源两重性，社会工作者引导村民群策群力参与“功德林”营造计划制定、资金监管及实践等工作，调动村民携带资源参与公共事务，激活村民空间生产的主体性。村民在参与中分享知识和私人资源，由治理的被动接受者转换为主动参与者。社会工作通过对资源、需求和主体等多样化空间要素的整合和重置，实现空间资源与空间主体需求的精准匹配，激活空间生产主体的活力，形成新的空间生产要素合力。空间分析表现在对空间的敏感度和空间资源综合运用两个维度，反映的是社会工作的空间资源敏感性和资源整合能力。前者体现为社会工作者始终保持对空间的敏感，围绕复杂变动的乡村空间分析人的需求和问题变化，从满足村民需求和协调人际关系、延续村庄习俗文化和发展现代文化产业、整治地理环境和转化在地资源、发展集体经济和培育特色庭院经济以及开发自然景观和修缮人文历史景观等“人、文、地、产、景”五个空间维度挖掘和整合资源；后者反映在社会工作者根据服务项目设计及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有目标、按计划地整合、共享和配置资源。整合资源是将乡村空间内外资源进行互联互通，协调空间生产主体和组织间的合作，形成资源互助网络；共享资源是将乡村空间内外资源向所有空间生产主体开放，扩大资源使用范围，促进空间生产主体合作；配置资源是根据项目设计要求和空间主体需求，合理分配资源，促进资源与空间主体的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空间生产效果取决于空间生产主体的能力、空间生产的方式和资源禀赋。社会工作在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过程及其空间产品中融入空间赋权策略，赋予空间生产主体以参与权和参与机会，提升空间主体的实践能力，促进多元空间生产主体的共同行动，增强空间生产主体的内部联系和交流，推动空间主体多元化，实现空间主体合作生产（付钊，2024）。一是社会工作者通过空间资源赋权和主体赋权为村民空间生产创造资源条件，培育其空间生产能力。在规划阶段，Q 机构通过链接和整合乡村内外资源，推动资源在空间中合理配置，为村民参与空间生产创造资源条件和机会；在生产阶段，社会工作者引导村民建言献策，动员村民带着物质、技术和工具等参与空间生产，通过集中培训、教育宣讲等方式促进政策、技术和理念等知识要素在不同群体中扩散，提升村民的生产能力和实践知识。二是乡村公共空间生产依赖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在规划阶段，社会工作者通过组织赋权将政府、社会组织和村民置于同一空间场域，各主体在协商、讨论中围绕项目优先次序和行为责任建立合作共识和行动规范，在平等、信任的互动中交换意见、协调利益冲突，进而生产社会资本，达成空间再生产的集体共识；在生产阶段，社会工作者通过组织动员、制定规范、协调关系等方式倡导多元主体共同付出资金、时间、技术和精力，通过共同决议、共同建设、共同管理的过程推动物质空间生产，进而影响社会和文化空间再生产。多元主体依托再生产的公共空间达成集体共识，触发集体行动，解决乡村公共事务，改变乡村空间生产的单一结构，维持合作生产机制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空间赋权更加关注人与空间建立情感联结的过程，彰显了社会工作的情感性劳动和情感生产能力。随着物质空间营造和物质需求满足向更深层次的情感需求回应和积极情感塑造转变，社会工作通过积极的情感劳动，激发个人情感、促进人际情感和凝聚群体情感（罗强强、方文丽，2024）。社会工作在空间赋权中将原子式分散的现代陌生关系体转换为交往密切的熟悉关系体，以物质空间再生产过程将一群有共同问题和需求、共同利益和目标、共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空间主体置于同一场域，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实现微观和宏观层面的个人与空间关系联结（付钊，2023）。同时，社会工作通过情感性劳动促进空间主体与空间环境相适应，不断激发空间主体的正向情感体验，推动空间主体在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积极的情感氛围，实现情感共鸣和关系联结。本文结合空间理论，以 S 村的案例分析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以此探讨社会工作参与的空间嵌入策略和逻辑。社会工作通过资源重组、关系重构和文化重塑的实践营造物质空间载体、培育社会空间表征和涵养文化空间势能，推动乡村物质、社会和文化空间再生产。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实现，得益于社会工作在贯彻和遵循空间正义理念、空间分析工具与空间赋权技术基础上的一系列空间生产实践。乡村公共空间生产与再生产是多元主体合作实践的过程及产物，相较于国家权力在民主制度建设、基础设施优化和乡村组织动员层面的推动，以及乡村社会自下而上的由农民自发、精英主导和组织引领的生活实践，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体现在文化实践、资源整合和情感生产等能力上。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并非局限于重构乡村空间格局，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促进了乡村空间结构与空间治理秩序的统一。随着物质空间到社会空间再到文化空间的层层推进，乡村空间重构由具象向抽象拓展，实现从物质空间载体到村民的日常生活秩序再到乡村共同体精神的逐层深化（崔宝琛、彭华民，2020）。物质空间生产为多元主体基于平等、包容和开放的公共交往提供了空间载体。多元主体在物质空间聚集的基础上经由社会空间再生产过程实现基于利益、情感、认同、归属和信任的深度联结和再组织化。文化空间及其文化实践唤醒集体记忆、规范集体行为和凝合公共价值，重建乡村秩序和集体意识。重构的乡村空间整合治理资源和提供治理平台，重塑治理关系和联结治理主体，凝聚治理共识和重构治理秩序，营造出一个主体多元、目标一致、关系和谐、资源集中和秩序井然的乡村治理格局。社会工作实践的空间嵌入基于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系统研判，聚焦治理体系中“物”和“人”的社会空间变迁尺度及其关系，以乡村物质、社会和文化空间为具体的治理对象和依托，实现了社会工作实践对象由传统的“人”向“物”的拓展。该实践反映的是社会工作在回应复杂和变动的现实社会环境问题时所建构出的不同行动策略和实践模式，也是社会工作者创造性和差异性知识生产能力的显现。正如杨威威、郭圣莉（2023）所言，基层社会空间变革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多重影响，社会工作应嵌合在社会空间变革中感知空间特征，采取社会调查等方法感知社会状况和社会资源，推进社会工作实践的在地化，避免落入结构性力量下“有达标而无效果”的管理主义陷阱。从作为“物”的公共空间出发的治理实践也拓展了社会工作对于人与环境互动的关注点，以空间再生产串联多元社群，并将生产过程作为社群的参与平台，增加社会工作服务的系统性，成为创新社会工作服务的新突破口（何宇飞等，2022）。有研究关注了“双百计划”实践，其也证明了物质空间改造不只是改善环境，更是利用资源重塑物质空间的功能属性，以维系社会交往、巩固社会资本和激发归属感，为乡村治理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向羽等，2020）。上述研究关注了一些具有空间视角的社会工作实践，但忽略了空间本身或仅仅将空间视为社会工作实践情境的物理变量，难以表明空间生产本身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李侨明、张和清，2023）。相较于上述研究，本文引入空间理论，视空间为治理的逻辑和起点，展示社会工作从作为治理对象的空间入手，调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空间再生产的实践过程，解释了社会工作依托空间主体和资源要素推动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逻辑。这一实践蕴含着“对空间的治理”和“在空间中治理”的双重内涵（颜昌武、杨怡宁，2023），前者旨在对物质空间进行规划和改造，进而影响空间中的权力关系、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后者将空间资源、秩序等要素纳入治理范畴，依托空间寻找治理对象和需求，借助空间载体承载专业方法，实现空间塑造治理方式。本文超越了以往社会工作实践以空间中的人及社会关系为治理对象的传统界限，弥补了既往研究在乡村空间类型划分、空间生产实践过程及其逻辑机理剖析等方面的不足，证明了以空间为治理对象或依托的社会工作实践符合乡村空间重组特征和村民对乡村公共性及公共空间的需求，这一实践是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有效策略和模式。随着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空间越来越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资源和要素。社会工作更应具有对空间事物和关系的感知想象力，并尝试以空间为治理对象或依托，通过对空间的具象化和概念化，从空间寻找新的治理议题和方法，并在治理与空间之间形成一种密切关联，推动社会工作治理的空间化嵌入和对空间的治理化嵌入，实现社会工作与治理、空间的一体化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乡村空间再生产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性工程，社会工作虽然具有参与空间再生产的能力和优势，但这种能力和优势的实现还依赖于国家政策支持、乡村治理情境协调和乡村资源要素适配。首先，资源重组是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和乡村资源的过程，社会工作的功能在于识别和挖掘资源并实现有效整合和再分配，而在资源提供和创造层面略显不足；二是关系重构旨在促进空间主体建立基于信任和认同的关系，但乡村空间往往存在着复杂且交织的私人关系、组织关系、干群关系和政社关系，社会工作能够促进私人关系向组织化关系转变，而干群关系和政社关系则具有明显的体制特性，更依赖于国家与乡村的有效互动；三是文化重塑能够重建文化景观和唤醒文化意识，但文化重塑能否转换成与之匹配的治理效能还依赖于空间的文化资源禀赋，对于一些缺乏文化资源和治理情境的乡村而言，国家或市场的介入就更为重要。（注释与参考文献略；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排版：姚敏；审核：丁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