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纪念郑杭生先生逝世十周年”专题 | 符平：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理论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探索——以郑杭生的学术思想为中心

近年来，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本质、历程和经验、战略和实践、挑战和意义，及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的丰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与其说是自上而下的学术倡议，毋宁说是学界早已探索并在近几年掀起新的热潮的一场学术运动。在这样的学术运动中，中国社会学是一股重要的学科力量。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现代化的产物，现代化本身构成了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中国社会学也并非近年才开始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从费孝通长达半个多世纪对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行行重行行，到陆学艺聚焦“三农”问题持续探索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路径、郑杭生对社会转型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再到李培林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构建新发展社会学的努力，表明中国社会学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实践自主建构理论的意识和行动由来已久。中国社会学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从不同视角对不同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更是不计其数。但基于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真正具备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者并不多见。郑杭生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具备这方面意识的极少数社会学家之一。

作为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开拓者（宋林飞，2014），郑杭生围绕“中西”“古今”“理实”三大基本关系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命题和理论，较早唤醒了中国社会学界的理论自觉意识，他及其团队对本土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创新探索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本土化建设树立了优秀范例（陆益龙，2012；李强、张莹，2015；江立华，2015；洪大用、黄家亮，2015；林聚任，2017；杨发祥、胡高强，2021）。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郑杭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概念和观点命题，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角度概括和阐释了社会转型、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规律及现代化发展趋势。对如何从中国特色社会学入手建构本土理论，他也较早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方法论思想。2003年，郑杭生在华中师范大学围绕“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本土根基、探索内容、学术目标、学派支撑、创新轨迹、传承观念、国际品质及所处世界格局等，题写了30余帧书法作品，每帧都是言简意赅的十六字箴言，凝聚了他对中国特色社会学多年探索的深邃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关于本土根基的观点——“神州气派、本土风格、中国特质、华夏品位”。这既是他一生治学的真实写照，也表达了他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繁荣发展的理想愿景的期许。

以郑杭生等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家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构建的历程，是中国社会学逐渐融入并对话世界学术的历程，更是中国社会学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学说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反思批判，不断强化理论自觉，不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程。本文从社会科学理论的类型学着手，以郑杭生围绕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提出的概念、观点、命题和方法论为中心，呈现并分析中国特色社会学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理论构建过程中持续的努力及其价值，最后在借鉴郑杭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讨论现代化理论的范式转换路径、前景及意义等问题。

（一）社会科学理论的类型

一如自然科学的理论旨在理解和解释物质世界的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功能在于理解和解释人类世界的社会现象。虽然理论的功能和目标明确，然而人们对社会科学中“理论”本身的含义和理解却缺乏共识。这样的后果是，在社会科学中从来没有一种对理论的理解方式是毫无争议的（约阿斯、克诺伯，2021：7）。因而讨论何谓理论、何谓社会科学的理论、何谓社会学的理论，并试图就理论的含义给出一个无争议的界定几乎是徒劳的。不过，从知识论的角度可以大致区分出理论的基本类型。哲学的知识论将知识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形式的知识，指逻辑与数学的知识，它不指涉世间事物，只求自身的一致性、不矛盾性；二是经验的知识，指通过感觉器官与外物接触而形成的知识，经验即指感官对外界事物的经验；三是先验的知识，指不属于经验事物，却又能表达后者运作、变化的知识，这其实是一些规律，或者说超越的规律，如因果性（吴汝钧，2009：2）。与之相对应，社会科学的理论亦可分作形式理论、经验理论和先验理论三种基本类型。以上分类的依据是知识/理论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即理论产生于现实世界，还是抽象世界或者说模型世界。结合理论建构主要采用的逻辑推理法是演绎法还是归纳法，社会科学的理论可进一步区分为四种基本类型（见表1）。

形式理论主要基于演绎法形成，理论产生的空间是抽象世界，而先验理论的产生空间也是抽象世界，但主要采用归纳法生成。同样是在现实世界中构建理论，采取的主要逻辑推理方法不同则会产生两种类型的经验理论，即一般经验理论和特殊经验理论。当然，演绎法和归纳法本身相互依存、互相补充。形式理论和一般经验理论的形成往往是基于大演绎加小归纳，先验理论和特殊经验理论的形成则是基于大归纳加小演绎。

社会科学的形式理论指涉世间现象，模拟了现实世界却又不是现实的真实写照，其理论本质是在抽象世界里通过逻辑演绎向人们提供思想启发。形式理论的建构目的是通过设置若干基础假定，并以此进行逻辑推导，得出新的结论或猜想，因而是一种以形式语言尤其以数理语言来表述解释逻辑的研究方法（刘炜，2016）。形式理论虽然在社会学中很少得到运用和发展，但在经济学中运用广泛，其中市场理论当属最大的形式理论之一。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A. Marshall）是市场均衡理论的奠定者。他吸纳了生物学和机械学关于相反力量均衡的思想，指出“我们必须研究需求和供给的一般关系；特别是和供给借以保持‘平衡’的那种价格的调节相关的那些关系……一个市场越完全，则市场的各个部分在同一时间内对同种商品支付相同价格的趋势也越强”（马歇尔，1965：17-19）。这样的理论虽然无法与现实世界的需求和供给关系及价格形成机制完全匹配，但为研究真实经济现象提供了重要视角。

社会科学的先验理论的产生源于丰富的已有经验事实（包括研究文献中揭示的）和对现实世界的深入观察，既表达现实社会的运作、变化的规律和因果性而又超越具体事实，更多地体现为一些理论假说、预测模型或研究假设。比如，柯布（C. W. Cobb）和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就投入与产出关系构建的经济数学模型（柯布、道格拉斯，1928/2008）广泛应用于分析生产、效应、劳动和增长等领域，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也成为经济学普遍运用的数学公式。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社会科学中试图理解和解释特定现象的绝大多数先验理论，虽然能表达一些因果关系，但也都能在现实中找到相左的事实。比如，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提出的“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与“自毁预言”（self-defeating prophecy）本身是一对相反的先验概念和理论，两者都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与之相符的诸多现实案例。在特定初始条件下，究竟哪种机制会起作用，取决于人们的情景定义。 

在社会科学中，类型最为丰富、形态最为复杂的理论当数经验理论。特殊经验理论扎根于现实世界，是通过规范科学的方法提炼、总结和归纳的理论，其尽管有对经验事实的抽象提升，但理论本身深度嵌入于特定的具体时空。这种理论一旦应用到其他的时空背景条件下，解释力、适应性和合理性往往会大打折扣。特殊经验理论是最贴近现实社会世界、主要基于归纳形成的一种理论，试图理解和解释可观察或可测量的社会现象。深受实证哲学影响的一种社会学观点认为，“科学理论”是将一套假设组织起来并将其与分离的观察联系起来的一组陈述；如果一种“理论”是有效的，则其“解释”可以说“统合”了经验规律（Boudon, 1991）。有学者接续这一取径指出，当人们在理论的意义上使用“理论”这个词时，通常意味着其是一个一般性的命题，或是在两个及以上的变量间建立起具有逻辑关联的一组一般性命题（Abend, 2008）。在这一层面上形成的理论通常都是特殊经验理论，表现为特定社会情境下能够成立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命题。当拓展时空边界，试图将适用情形推至跨时空背景下相似现象的分析时，特殊经验理论必然要在之前的归纳基础上超越经验进行大演绎。这也是特殊经验理论转化为一般经验理论的过程。一般经验理论的建构遵从逻辑经验主义路径，解释的对象虽然与现实世界的某些事物和现象特征相对应但又不完全吻合。这类理论类似于从现实世界中提炼后再加以演绎的理想类型，体现出理性思辨的意象，具有非现实特指的特征，理论蕴含的前提条件在不同时空下都成立是这类理论具备解释力的前提。一般经验理论属于“一种‘从经验的向较为一般的建构的过程’，其目标是产生一系列‘归纳地得出的演绎说明’”（亚历山大，2008：9）。也有理论家将这种理论称为“高度理论”，它往往需要跨越时代或区域的材料去回答最为根本的理论问题（Reed & Zald，2014）。

社会科学中的形式理论和一般经验理论主要是在逻辑上推导人类行为和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理论的成立条件非常苛刻。这样的理论代表的是人们对一般性理论知识的追求，虽然这种类型的理论似乎凌驾于具体鲜活的经验事实之上，脱嵌于纷繁复杂的具体人类行为和制度环境，但仍具有重要的知识价值和启发意义。尽管如此，即便是在社会科学繁荣的美国学界，这类理论也并非主流学界建构和发展理论的努力方向。美国的社会科学恰恰是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才逐渐产生其自身范式，重经验事实、归纳和即时效果，轻理论、演绎和长远后果（赵鼎新，2018）。以中层理论的名义构建特殊经验理论，实际上构成了美国社会学的一大特点。

（二）现代化理论建构的情境

前文连篇累帙区分社会科学理论的类型，是想说明现代化理论建构所处的理论情境。这里要表达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任何根植于特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的现代化理论，首先是具有时空嵌入性特征的特殊经验理论，这种特殊经验理论只有经过充分演绎后才具有建构一般经验理论的可能性。郑杭生就西式现代化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特征所做的分析，便突出了西式现代化理论的时空嵌入性，并在特殊经验理论的层面指出了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郑杭生，2010b：844-846）。而在实践层面，他则强调各国现代化之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各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就是各国走现代化之路的‘走法’，特别是道路、模式，各有各的特点。这是由各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背景、内外环境、文化传统、发展水平等具体情况规定的。正是各国现代化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才使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相互比较、互相吸取，成为必要和可能。”（郑杭生，1996:1）也就是说，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既具有西式现代化的某些共同的和一般的特征，也有基于各国国情的局部的和个别的特征。从前述理论类型的角度来看，郑杭生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既要在一般经验理论的层面肯定西式现代化理论的可借鉴之处，也要警惕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和特殊经验理论直接用于对非西方世界现代化实践的理解和解释。事实上，自从西方的制度霸权（政治经济体制）和知识霸权波及全球以来，后一种路径在思想市场占据了一定位置并产生了超越学术界的影响。有论者指出，对美国社会学而言，现代化理论成为美国政府抵抗共产主义文化渗透、进行国际干预的思想工具，更是美国社会学向其他国家输出最为成功的理论之一（李钧鹏、许松影，2023）。

学术界对西式现代化理论从未缺少过反省和批判。基于理论的类型学角度，西式现代化理论究竟是一般经验理论抑或是特殊经验理论，当是需要明确的核心问题。诚如有学者所言，理论的成立总是有条件的，而时代和民族差异则是构成理论成立的条件之一，一个理论是不是普遍真理需要不断接受包括不同时代和民族的事实在内的各种事实的检验（冯仕政，2022a）。西式现代化理论及其诸多派生理论建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因根植于西方文明的特定历史情境、地域文化和制度条件而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国家性，注定是特殊的、历史的理论而非普适的、一般的理论。这类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因具有历史和社会嵌入性的特征，只能说是一种特殊经验理论，很难说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价值，很难说构成统一的、标准的、普适的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模板，也很难说可被照搬、扩展运用到现代化初始条件迥异的非西方社会。

事实和对事实的理论解释、结果与对结果的原因分析是有本质区别的。人们可以相信欧美国家现代化所取得的经济和科技成就，但很难对现代化成就产生原因的西方理论解释产生迷信。对西方现代化事实和原因的解释，完全存在另一种理解和解释的理论话语体系。比如，有学者就指出所谓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私有产权”等都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学术话语（尤其是经济学）的规训与措辞（参见许宝强，2007）。对客观事实的解释也不一定是客观的，难免会受到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主观意图的影响。对于曾经备受关注的“东亚奇迹”的原因解释，一些学者认为是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理性和有效介入、发展型政府的产业政策以及密切的政商合作关系（林毅夫等，1999；Mascarenhas，2002；约翰逊，2010）。另一些研究则指出，这些地区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政府对市场自由运作的保护和产业政策的弱化（Noland & Pack，2003；尤素福，2013）。对于作为结果的西式现代化，完全可以有而且本身也存在不同的理论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经验都表明，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是多样化的。同其他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也一直在艰难曲折中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比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探索公司治理的现代化问题。从1983年到1988年，原国家经济委员会和中国企业联合会前身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联合举办了六场企业管理现代化座谈会。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 袁宝华在1984年的座谈会上便提出过企业管理现代化模式多样化的问题，强调应根据企业自身特点探索创新，重点是破除思想、组织、方法、手段、人才使用等方面不利于现代化的障碍（袁宝华，2018：448）。事实上，中国企业恰恰是在国际化和本土化因素交互作用的情境下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了企业管理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已有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其中既有一些与西方企业相似的地方，同时也在产权、党组织设置、企业内部分配机制、企业与社会关系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参见杨典，2018）。中国企业在现代化 进程中并没有照抄西方所谓的“最佳”现代企业制度和“最佳”公司治理模式，但同样实现了企业制度的现代化转型并在国内国际市场拥有不俗表现。这一事实表明，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的现代化模式本身是多样化的。进一步而言，尽管现代化进程中市场的发育是一个共同特征，但市场兴起的动力、市场形态和市场体制在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显著差异。现代市场建构并不是沿着新自由主义所设计的单一方向演进，而是充分展现了复线的多样性模式及其各自的活力和韧性。

从根本上来说，曾占据知识霸权地位的西式现代化理论遭受的挑战主要来自近些年来新兴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现代化模式和社会转型发展的多样性是对西式现代化理论最根本、最直接的挑战，理论上的学术批判不过是一种衍生现象。西式现代化理论的信奉者将作为特殊经验理论的西式现代化理论以一般经验理论的面貌向非西方世界输出，以期形塑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这是学界批驳的关键问题之一。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欧美国家的现代化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为“指导”他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基本特征是将西方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一般化，归纳为现代化建设的普遍经验，将西方现代化社会的典型制度、特征一般化，描绘成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归宿（张亚光、毕悦，2023）。概言之，现代化趋同的假设构成了西式现代化理论基本的理论主张之一（孙立平，2005）。基于这个前提假设，一方面，西式现代化理论关于全球的现代化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命题属于全称命题，肯定了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共性；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的实践中，西方模式或者说欧美模式被认为是实现现代化的“标准答案”。

在郑杭生看来，第三世界国家在各自的现代化实践中摒弃了西方模式狭隘的地缘文化理念和内涵，“对现代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结构、组织模式进行再设计和再选择的愿望汇成了蔚为壮观的现代性本土化的实践”（郑杭生，2014：205）。而一旦将现代化的西方模式或者欧美模式设定为所有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和统一的衡量尺度，对不同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不同路径、模式和机制熟视无睹，自然会引起非西方国家知识界的批判和构建新的现代化理论意识的觉醒。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理论的“话语多元主义”理应是中西学界秉承的理念，而这也恰恰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世界意义。

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大体沿着两个基本进路展开。其一是在个体层面，侧重于探讨人的现代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引领中国学术思潮的“走向未来”丛书中便有一册编译的著作专门聚焦西方学界关于人的现代化问题的学说（参见殷陆君，1985）。这个进路的经典学说由英克尔斯提出。在他看来，人的现代性是一系列广泛的但却是限定的和具体的品质综合特征（英克尔斯，1995：362），体现为众多领域的特定态度、价值和行为方式，包括乐于采用新经验、欢迎革新和变迁等诸多不同于传统人的人格特征。他设计了度量人的现代性的方法，并应用到了一些国家的调查研究之中（参见英克尔斯、史密斯，1992）。其二是在结构和制度层面，侧重于对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做整体性思考与考察。古典社会学时代的巨擘韦伯、涂尔干、滕尼斯等从不同维度做了精辟分析和论断。这个进路属于当代学界的主流，尽管相关学说百舸争流，理论视角和概念工具各不相同，但都倾向于或潜在地以传统社会为参照展开探讨。

郑杭生对现代化的研究当属第二条进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郑杭生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对现代化理论和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所提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迄今仍是广为接受和认可的学术进路。他从社会转型的语境切入对现代化的分析，指出社会转型即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他看来“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郑杭生，1996：6）。他提倡的是一种社会转型视域下的新型现代化理论，其团队从社会转型中的利益格局、社会控制体系、文化模式、社会支持系统等诸多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要领域的现代化过程和路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进入新世纪以后，郑杭生越来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意识到理论自觉能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增强自主创新力的必要前提（郑杭生等，2011：3）。

理论概念是理论命题和理论体系的基石。能否建构具有原创性的概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点（徐勇，2023）。郑杭生早年提出了“转型社会”“社会转型”“转型度”“转型势”“处于大转型过程之中的中国社会”等重要的理论概念和观点，倡导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后来，他基于对社会转型加速期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判断和反省，提出了“新型现代性”这一理论概念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指出中国社会转型兼具双重使命，即从前现代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转变（郑杭生，2006a；郑杭生、杨敏，2010：153-203）。

李培林进一步发展了将现代化视为社会转型的理论思路。在他看来，现代化是巨大而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不仅是经济发展过程，而且是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和转型汇集在一起的宏大发展潮流，包括工业化的经济转型、城市化的社会转型、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政治转型、世俗化的文化转型、科层化的组织转型、理性化的观念转型。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让中国在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议题上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为构建新发展社会学奠立了基础（李培林，2021a、2021b）。金耀基同样认为，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变迁，但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变迁，具体就中国的现代化而言则是从传统的文明秩序走向现代的文明秩序的转型过程，本质上是文化与社会的变迁（金耀基、周宪，2003；金耀基，2016）。

基于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学从不同角度强调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这是在西强东弱的世界学术格局之下，面对支配-被支配、中心-边缘、主导-依附的国际学术关系，中国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的冲击的一种回应，标志着中国学界自主性和自觉性的崛起。同时，这也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去西方中心主义、反西方理论霸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西方社会科学而言，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基础性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中都有或彰或隐的体现。西式现代化及其派生理论体系中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特征的诸多术语、观点和命题，也一直受到反思和批判。就美国社会学来说，有论者指出，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社会学界将关注点从殖民社会研究转换到了美国境内的城市研究，西方社会学家的西方中心主义从他们的研究问题中消失了，却并没有真正逝去，而是以更隐蔽的形态存在着，并借助中层理论这种方法论概念在西方和非西方社会得到了再造（吴肃然、陈欣琦，2015）。在经济学领域，西方中心论主要体现在主导学科发展的新古典经济学和作为政治哲学的新自由主义，而学科内外的批判也从未间断。最典型的莫过于“自由市场”理论的神化。事实上，回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不完全自由的市场恰恰是这些国家发展的一个基础事实。经济史学家波兰尼（K. Polanyi）对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进行了批判（参见 Polanyi, 1944/1957）。世界体系理论的提出者沃勒斯坦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正是生产因素（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不完全自由”（Wallerstein, 1979:134）。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罗代尔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历史体系的核心因素不是市场而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于对市场的垄断（布罗代尔，1997：34），这种垄断经济往往对市场经济起阻碍、破坏作用（布罗代尔，2002：9-10）。面对近半个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泛滥，有研究者指出新自由主义正是英美等国贫富差距拉大的理论根源（科兹，2020；黄平、李奇泽，2023）。

过去一些年，曾被西式现代化理论、西方价值观的拥趸奉为圭臬的许多理论和信念不断被现实驳斥。尽管西式现代化理论本身存在不同层次的表述，但理论内核却认为“含有一个内在关联的成长模式，不同社会或国家，最后会产生某种划一性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金耀基，2016：173）。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 Fukuyama）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观点。他指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已经到达终点，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参见福山，1998）。过去30多年来，新兴国家的发展变化彻底地否定了这样的观点。事实上，20世纪下半叶迅速发展起来的东亚国家即以东亚传统文明为底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与以西方文明为底蕴的欧美国家现代化模式呈现出明显差异。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和中国道路更是凸显了这种差异。郑杭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因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郑杭生，2010a：25）。可以说，真实的历史进程终结了西方的“历史终结论”。

在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迷障的过程中，检讨西方理论的前提预设是郑杭生倡导并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二元对立是西式现代化理论的固有思维，传统-现代、神圣-世俗、价值-工具、伦理-法理、专制-民主、农业-工业、静止-流动、家计-市场、封闭-开放等对立性概念充斥其中。在西式现代化理论的逻辑之下，现代社会可以与理性化、自由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资本化乃至欧美化的社会画上等号。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马克思和韦伯关于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模型非常精致高明，但遗憾的是“他们仍陷于西方-其余、文明-粗野、发展-落后的两元对立思考的窠臼之中”（洪镰德，2009：293）。特别地，传统与现代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社会形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人们日用而不知的思维方式。郑杭生基于中国特色社会学构建现代化理论的起点，是从批判这种二元对立的理论预设开始的。

在郑杭生看来，现代化在西方的开启从一开始就被引入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价值轨道，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被视为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前提，也被当成了构筑现代社会工程的根基（郑杭生，2010a：316）。进一步而言，西式现代化理论发轫伊始便预设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传统社会的决裂和对峙，设置了现代化意欲达到和实现的“彼岸”。郑杭生认为，“传统”是相对于“现代”才体现出自身作为传统的意义，“现代”是因为有相应的“传统”才显示自身作为现代的内涵，也正是传统的更新与现代的拓展才使现代性能够不断获得新的动力（郑杭生，2010b：839-873）。换言之，传统与现代虽是二元的理论概念，但它们在实践中是互倚关系，是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一向形影相随的两个方面。因此，现代社会在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会不断产生与人类相适应的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郑杭生，2008）。换言之，现代化中的“传统”与“现代”始终是更新共生的关系。

通过审视西式现代化理论的前提预设，现代化的理论视野便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本身也得以重构和再生。比如，对于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角色，郑杭生也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一些传统文化和传统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仍会以某种形式延续或重新被“发明”。他较早就指出，“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无益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郑杭生、李强，1993：315）。世纪之初，郑杭生在与韩国学者的对话中指出，虽然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很大冲击，但中国将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协调”“人际和谐”思想发掘出来并作为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理念（郑杭生，2010b：300）。中国在短暂经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时期后，在近十年的现代化实践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全面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不仅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也不断得到完善。可见，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有着生动体现。

超越二元对立，以“互构共变”的思路来理解和诠释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是郑杭生对中国社会学和世界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贡献（谢立中，2015）。郑杭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变迁，现代社会从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形态和特征，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观点便具有了广泛的符号和象征意义，成为经典的现代社会理论图式和方法（郑杭生，2010b：844）。对于如何厘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在方法论上明确拒绝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他认为，从理论上看传统和现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作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理想类型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郑杭生，2008），但应将两者视为始终相互依存、共同成长同时也彼此界定的关系。

作为特殊经验理论的西式现代化理论具有隐蔽的时空嵌入性，向非西方国家输出时往往以普适性的一般经验理论面貌呈现，在隐含二元对立思维的同时也隐藏了理论的规范意图。对这类理论的成立前提和适用情境不加反思，直接用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便是学界常常批判的裁剪中国经验迎合西方学说的削足适履现象。这里最根本的谬误在于用理论的逻辑来理解、解释和推导中国的实践逻辑。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角即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化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郑杭生曾指出，西方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我们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统一整体，尽管目前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现象（郑杭生、洪大用，1997）。也就是说，西方学界的国家-社会理论本身假定了存在边界清晰的“国家”与“社会”，预设了“国家”与“社会”这两个范畴的二元对立、此消彼长。在中国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严肃检讨这一似乎带有普适性的理论具有特别的意义。

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郑杭生认为两者是人类生存共同体相互关联的两个侧面。他指出，任何具体的社会和国家都是互构过程的产物：一方面，国家是社会中的国家，作为社会的代理人行使权力，因而社会的构成要素是国家权力运作的基本前提，同时也制约和限制了国家权力的运作；另一方面，国家自身的制度状态对社会也具有深刻的形塑力。因此在他看来，国家-社会是社会事实的多重二重性关系的一种表征，两者既存在疏离、分歧和冲突，又相互依赖、彼此协调且有着一致性，总体上是一种互构关系（参见郑杭生、杨敏，2010：433-468）。可见，这是在一般经验理论而非将中国作为“特殊”案例的基础上提出的观点，对于理解西方社会同样适用。郑杭生对现代化的理解和分析进路，实际上基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历程的体悟，站在中国立场建构一般经验理论形成的思想。就中国而言，国家与社会的互构关系自古迄今体现在了“社会在国家中、国家在社会中”的事实之中。即便是在皇权不下乡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自宋代开始的保甲制、明朝兴起的里甲制等诸多制度也建立起了国家控制的基层组织体系，进而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统合。近年来，在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上，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被证明是符合国情民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党建引领已成为推动多方主体协同共治和提升基层治理体系整体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冯仕政，2020；黄晓春，2021）。这都凸显了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共融互构”关系，而西方“社会”与国家的互构更多地体现为“制衡互构”关系。

国家-社会的分析模式是从西方历史经验中派生出来的这一事实，不仅决定了这一范式的“西方中心论”性质，而且也自然会产生用这一模式来分析中国是否合适的基本问题（周晓虹，2010）。更直接地讲，在西方“国家-社会”的对立思维框架下没法真正理解、认识和解释中国的诸多问题。以国家-社会关系中内含的家国关系为例。人们将家庭比喻为社会的细胞，无论中西方社会，家都是最重要、最基础的社会组织。“家国关系”可以鲜明地折射出中西方文明在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重要差异。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有句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一思想虽然首先是在法律层面上突出了私有产权的重要性和神圣性，但同时也凸显了“家”作为社会范畴同国家之间理应具有的清晰边界。事实上，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欧美政治哲学，也激励了后来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并为之提供了思想武器，形塑了这些国家在家国关系、国家-社会关系领域的主流思潮，并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思维、模式和机制。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洛克的思想意味着家与国、社会与国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应该是泾渭分明的关系。

中国千百年来“社会”的形态、治理理念和发展模式实则深受儒法传统影响（参见赵鼎新，2022），儒家传统尤其是伦理观念和关系构型对现代社会发挥着重要影响（应星，2022）。郑杭生指出，在儒家的社会思想中，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内化的思想规范确保人的理性行动，从而能够有效和合家族，由家族而邦国、天下，推动社会的良性互动和有序运行（郑杭生，2010b：1055）。儒法传统具有极强的文化韧性，以至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强调家国一体，推崇家国同构，主张家国情怀。孟子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理念通过正规教育机构和常态化的政治教育深入人心，就是要把“家”和“国”这两个范畴密切结合起来，不能割裂开来，分得那么清晰。也就是说，在中国历来是国家在社会中、社会在国家中，国家-社会两者是共契互构、辅车唇齿的互嵌关系，而非此强彼弱、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

更进一步而言，西方语境下国家-社会概念中的社会是以私有产权和契约关系为前提、作为“自组织”的“市民社会”。反观中国，从封建时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均表明虽然中西皆有“社会”，但“社会性”特征具有明显差异，“此社会性与彼社会性是不能简单等同的”（李骏，2022：17）。中国道路事实上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基础，从西方话语体系中移植而来的国家-社会关系中的“社会”自然难以与中国话语体系中的“社会”相提并论。而如果一定要寻找到与之对应的西方意义上的“社会”，可能只有传统中国的“江湖”概念或作为史学概念的“秘密社会”。由是观之，郑杭生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互构思想和社会转型视角，对于更深入地理解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现代化理论是具有穿透力和解释力的。

总的来看，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为核心观照，以社会转型透视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是郑杭生在现代化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的根本进路，而中国特质和世界眼光的交织则是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根本内涵。西式现代化理论究其实质是一种目的论的“转轨学”（transitology），而郑杭生开辟的路径是非目的论的“转型”理论，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对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理解，超越了西式现代化理论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强调的是传统与现代的互构性、现代化模式和目标的多样性、现代化过程的多重性的路径。这构成了郑杭生的现代化理论与西式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差别。郑杭生在现代化领域提出的理论概念、观点和命题，是中华文明的融合性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会交融的思想结晶。

时至今日，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单线演进范式基础上形成的西式现代化理论在面对非西方文明地区时的局限更加清晰，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美国化的观点也已在较大范围内形成共识。当然，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不是一味地全盘否定西式现代化中的优点和长处。郑杭生深刻体会到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他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并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郑杭生，2008）。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也看到，一方面，西方现代化的各种特征已经扩展到非西方地区；另一方面，许多非西方民族国家或社会日益意识到，它们必须探寻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现代化道路（金耀基，2016：106）。这也凸显了西式现代化理论的内在困境，即将非西方后发展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在面向现代化之际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西方先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相提并论（富永健一，1986）。而且，仅仅是因为西方现代化的某些特征见诸非西方地区后发的现代化进程，就笃信西式现代化理论和模式必然适合所有国家和地区并必然促进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显然是犯了以先后论因果的谬误。在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大多数民族国家或社会事实上是以各自的文明为底蕴推进现代化，由此形成了单一的西式现代化理论霸权与多元化、非西化的现代化实践并存的全球景象。

就中国而言，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即使敌视中国的西方人士也无法否定这一事实，但西方学说无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和成就。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西方经济学就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这既因为其理论的实践基础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也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不同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面临其未曾涉及的诸多重要问题（汪同三，2022）。因此，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在催生着新的现代化理论范式，而不同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完全具有为世界的现代性理论创新、范式转换做出贡献的基础和条件 。非西方国家根据自身国情探索成功的现代化道路，也无法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体系中得到恰切理解和有效解释。就此而言，当今世界的现代性理论范式正面临也迫切需要一场颠覆性的范式转换。

从库恩的范式视角来看，新范式之所以被提出，往往是因为旧范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而被发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该领域的研究者开始表现出不满并试图另觅出路。而最易引起范式革命的因素，则是旧范式在解释上的局限性，特别是当其面对新事实、新经验而捉襟见肘的时候。正如库恩所指出的，科学革命起源于科学共同体中某一小部分人逐渐感觉到他们无法利用现有范式有效地探究自然界的某一方面（库恩，2003：79）。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同样如此。一方面，西式现代化方案实际上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一个“乌托邦”，而无论是现代化发展方案还是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都只能是源于真实的社会现实，而不是乌托邦；另一方面，西式现代化理论本身也无法为新兴国家的社会转型和新型现代化实践提供恰切合理的解释——从库恩的范式转换角度来看，这构成了西式现代化理论产生危机的根源，而新兴国家的社会转型和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实践事实上为创新及转化现代化理论提供了环境和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基于世界上新兴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构建特殊经验理论是现代化理论范式革命的第一步。基于此构建和发展的一般经验理论即新型的现代化理论，多种新型现代化理论与西式现代化理论的并存竞争则是将来可能出现的学术格局。诚如有学者所言，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非西方学者可能借助各自文明历史上的原创思想开发出一个个面向经验世界的新解释体系，新体系并不谋求取代旧体系，而是通过互补来复兴长期存在的“多重普遍性”（梁永佳，2024）；通过提供一种富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理论和体系，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并丰富人类文明的内在意蕴（周晓虹，2024）。基于库恩的理论视角，现代化理论范式形成和转换的路径如图1所示。

实践是理论创新和范式革命的先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蕴含着中国社会学的诸多核心议题，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学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增强社会学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能力（洪大用，2021、2022），是摆在中国社会学面前的重要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2023），这是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正因如此，“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习近平，2017：344）。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实践和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孕育着世界现代化理论范式转换的丰饶土壤。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一定是根植于东方智慧、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现代化实践，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一定是既具有本土特质又面向世界学术前沿、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而建构的自主知识体系。从立场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理论建构，既要立足中国立场清醒识别西式现代化实践与理论的不足和缺陷，也要合理借鉴吸收其中的科学合理成分，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对于中国社会学而言，应当通过“范式革命”批判和消除西方社会学中隐藏的文化霸权，推动“文明互鉴”，而不是故意排斥西方学术的理论与方法（冯仕政，2022b）。从路径上来看，既要着眼未来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多种可能性，也要遵从人类行为的本质特征和基本逻辑，从将人视为社会人的基本起点出发去构建关于现代人的行动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据此，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时，参照人类社会发展迄今的一般性规律和普遍经验，从根本上反思“器物”“制度”“文明”与“人”的“现代”内涵，从东西方文明、东西方学术文化的比较中汲取思想元素，是实现现代化理论范式转换的不二选择。

郑杭生围绕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便充分体现了中西学术思想的互鉴和融汇。他提出，沿着“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轨迹，中国社会学将真正培育起与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郑杭生，2014：106）。对于如何对待西方学说，他曾经切中肯綮地指出：“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和适用之处，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郑杭生，2010a：23）从郑杭生的学术思想中，我们也不难窥见他的社会转型理论、新型现代性理论和社会互构论的理论抱负。他所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并不是基于“中国特殊论”的理论体系，而是希冀理论既扎根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又放眼全球，能与全球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趋势形成更强的契合性，力图从中西学术精华中萃取重新解释全球现代化的理论思想，从而在一般经验理论的范畴拓展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体系。

“现代化”是历史性演化的实践，现代化的理论议题则属于更宏大的历史运动和学术运动的一部分。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越是坚定迈向中国式现代化，越会呈现世界现代化实践的共性与差异，也越会凸显西式现代化理论的得失，彰显中华文明、东方智慧的生命力与现代化的多样性理论的活力。中国探索现代化理论建构的基本路径应该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和知识体系出发，并与现代化的国际经验和知识体系进行比较，在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建设性对话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因此长时段来看，自主完成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使命，可能将经历这样一个长期过程：首先基于自身道统、制度文明和社会文化去建构作为特殊经验理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然后再转向构建作为一般经验理论的现代化理论范式。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1845/2012：136）。郑杭生的学术思想具有极强的哲学思辨性，但他所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却与现实世界紧密关联，并未隔绝于活生生的现实世界。这既缘于他自身早期的哲学学习和研究经历，也缘于后来转向社会学之后对自身学术目标的清晰定位——既“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也希望通过这种学术追求“对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有所推动”（郑杭生，2006b：5）。就此而言，郑杭生给中国特色社会学留下的不仅有丰饶的学术思想遗产，还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情愫和治学报国的拳拳之心。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伟实践，郑杭生所倡导并致力于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进行自主而系统的理论建构，其底气既来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与实践，也来源于对西式现代化理论的前提预设、边界条件和立场逻辑的清醒认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进程，其丰厚的实践经验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坚实基础（李友梅，202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实践在某些领域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制度和模式。但在国际社会，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搞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运动却没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备尝‘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辛”（罗荣渠，2009：3）。一方面，针对中国式现代化恰切的理论建构明显滞后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实践，中国在国际学界的学术话语权与大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另一方面，这种局面导致中国在国际学界缺乏足够的学术话语权，未能产生足够的舆论影响力。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理论建构变得相当紧迫，也具有政治和学术的双重使命。政治使命是要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条件、路径和机制等关键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赋予理论意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扫清思想阻碍，而成熟的、体系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学说也将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思想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避免了“落后挨打、贫穷挨饿”，然而在国际社会上仍然难以摆脱“失语挨骂”的状况。构建广为接受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是改变“失语挨骂”局面的关键之举。学术使命则是从现代社会中人类行为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出发，将那些还没有或难以进入专业化表述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实现体系化的学理化表达，面向国际学术界并提出能与西方学术展开有效对话的概念、视角、理论与观点命题，不断丰富和发展世界的现代化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扩充现代化理论体系贡献中国思想，让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在世界学术之林真正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中国社会学在学科恢复重建的第一个20年里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然面临学术规范缺失、科学性不足、理论贡献付之阙如等诸多问题。彼时，中国社会学在旗帜性专业期刊的推动下开启了学术化和专业化的转向（沈原，2021），自此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由“前规范阶段”向“规范阶段”转型。在第二个20年，以往不大注重理论贡献的风气大为改观，理论构建的价值越来越受重视和强调。以中国特色社会学构建社会学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宏伟事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以郑杭生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家开创并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根基。在第三个20年，中国将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发展阶段。沿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学术路径，一代又一代学人根植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实践接续自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社会学也将迎来新的更大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