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纪念郑杭生先生逝世十周年”专题 | 刘少杰：从理论自觉到表象自觉——郑杭生先生的学术追求与理论启示

日月如梭，时光飞逝，郑杭生先生已经逝世十周年。先生生前精力旺盛，兴趣广泛，但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和卓越贡献。先生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加快推进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2013年创办《社会学评论》前后，积极提升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成为先生学术追求的核心议题。值此纪念郑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笔者追忆先生关于理论自觉的重要论述，阐述受先生启发而产生的联想，以此表达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学迈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面对蒸蒸日上的喜人景象，郑先生非常着急的一件事情是增创社会学专业期刊。在先生看来，面对迅速壮大的社会学研究队伍和大量涌现的学术成果，急需更多专业期刊，而当时社会学专业期刊只有《社会学研究》和《社会》两家。在刊号受到严格限制的条件下，先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2013年和2014年分别创建了《社会学评论》和《社会建设》两本社会学专业期刊。2012年12月，先生为《社会学评论》撰写了发刊词，发刊词明确指出：

本刊的办刊宗旨是：秉承“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理论自觉，建设反思”的信念，刊发高质量、前沿性的社会学研究优秀成果，提供权威的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构建青年社会学者施展才能、更好成长的学术舞台，促进社会学不同学派的学术争鸣，为推动社会学理论、方法和历史诸领域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推进世界眼光和中国风格兼具的社会学而努力。（郑杭生，2013：1）

郑先生明确了《社会学评论》的主要办刊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推动社会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推进具有世界眼光和中国风格的中国社会学建设。在这些办刊目标中，先生高度重视的是实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先生对理论自觉做了清楚概括：“把‘理论自觉’定为本刊宗旨之一，表明本刊对提倡、推进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的高度重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我们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这种自知之明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郑杭生，2013：1）

2009年，郑先生在《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这篇文章中首次系统论述了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中国社会学把什么样的社会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自觉到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理论的反思，也是对别人的理论的反思结果，是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郑杭生，2009：3）

概而言之，郑先生认为，理论自觉应当体现在两个方面：（1）我们努力建设的应当是世界眼光和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2）中国社会学应当开展中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认真反思。应当承认的是，先生提出的理论自觉的这两个方面的任务，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明确的学术研究针对性。

中国社会学应当兼具世界眼光和中国气派，强调了中国社会学应当在敞开视野看世界的同时，立足中国现实形成中国特色的学术品格。郑先生曾多次论述，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发生了复杂变化，不仅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生深刻变迁，而且此起彼伏的冲突、战争、疾病和灾难仍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对国际社会或西方社会发生的变化不能视而不见，但最重要的还是立足中国本土开展脚踏实地的社会学研究，进而形成世界眼光和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

而开展中外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认真反思，这方面的任务就更为复杂。郑先生曾多次指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不足，他从五个方面分析了理论研究不足的表现和成因：第一，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挖掘总结不够；第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排斥或轻视理论研究；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入研究；第五，狭隘的经验研究成为某些社会学教学机构、研究机构和学术杂志的主流倾向（郑杭生，2007）。

应当承认，郑先生指出的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这些理论不足是明显存在的。大部分学者，包括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学者，通常把中国社会学的发端界定为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维新学派对西方社会学的引入，而把维新学派之前关于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研究的思想理论称为中国社会思想。只是到了近些年，在景天魁先生鼎力推动的中国群学研究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承认先秦荀子创立的群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学，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时空才被极大拓展。

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也不乐观，正如郑先生指出的那样，为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所认可和了解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涂尔干、帕森斯、莫顿、霍曼斯、布劳等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的思想理论通常被认为是规范的社会学理论，而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列斐伏尔、福柯、鲍德里亚、鲍曼、布迪厄、吉登斯等非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的思想理论，直到21世纪初才逐渐进入大学社会学系的课堂和科研，甚至直到现在，一些大学社会学理论的课堂上也未必会介绍这些人的思想理论。

至于把社会学认定为经验学科，进而排斥理论研究，这是把实证主义社会学简单化而形成的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涂尔干等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确实非常明确地强调社会学要直面经验事实，把社会事实当作外在的客观物，像物理学研究物质那样研究社会，但涂尔干并没有停留在经验事实的表层现象，而是对集体表象、群体共识、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等深层问题也开展了大量研究。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学者以对经验事实做出细致描述而自足，对理论概括和深层分析却止步不前。

郑先生提到的社会理论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国内学者一般把社会学理论限定为依托经验研究的实证社会学理论，而把实证社会学理论之外的、与经验事实具有间接联系但又研究社会问题的理论称为社会理论。近年一些学者对社会理论研究予以了关注，但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事实上，社会理论是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和社会学等未分化的多学科视角，对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开展综合研究而形成的思想理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哲学。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洛克、斯宾诺莎、马基雅维利、莫尔、霍布斯、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一大批思想家充分阐述了社会理论。涂尔干还深入论述了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社会理论，认为他们为实证社会学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欠缺，是至今未能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做出深入考察。如果承认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社会理论为社会学做出了奠基性贡献，那就更应当承认黑格尔辩证法、法哲学、历史哲学和马克思唯物史观对社会学的奠基性贡献。启蒙运动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做了思想解放的精神准备，黑格尔哲学中的社会理论则是对法国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新社会秩序、推进社会发展的理论总结。而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则是直接继承了黑格尔辩证哲学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也直接受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尽管孔德声言要同黑格尔哲学划清界限，但是他论述的秩序与进步、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等基本问题，不过是黑格尔在其辩证法和法哲学、历史哲学中都已论述过的思想观点的继续。孔德像马克思一样直接接受了黑格尔辩证哲学的影响，不过区别在于：马克思在感性实践基础上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中继承和发扬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批判性；孔德则站在实证科学的立场上强调了作为实践一个方面的客体对象或客观存在，并否定了辩证法的批判革命性。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很多具有重要影响的当代社会学家，如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列斐伏尔、福柯、布迪厄、鲍德里亚、鲍曼、吉登斯和卡斯特等，也阐述了内容十分丰富的超越了实证社会学边界的社会理论，这些社会理论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阐述的社会理论一样，不仅是经验社会学研究的思想来源和理论支撑，而且本身就是不同传统或不同派别的社会学理论。把社会理论划在社会学理论之外，不过是根据实证主义社会学立场做出的狭隘的理论排斥。针对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现状，郑先生在多篇文章中论述了应当正确对待西方社会理论，特别是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观点。

理论自觉的根本目标不在理论本身，而在于理论同实践的辩证统一和有效结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郑先生认为，《社会学评论》“必须关注实践经验，关注理论的应用，对我国社会在各个层次上的创造性探索，进行提炼、概括，力求把我国社会转型的伟大实践和过程在理论上再现出来”（郑杭生，2013：2）。先生的这个主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方面，具有真理性的理论是源自实践的，是立足实践、植根实践、对实践过程的正确理解与反映；另一方面，来自实践的正确理论又要返回实践，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真理性，并指导实践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马克思、恩格斯，2009：500）

马克思强调的实践是作为主体的人能动地展开的感性实践，是身体活动的经验过程。实证主义把经验过程理解为客观的物的过程，主张用物理学的方法去客观地观察并发展科学的社会学；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要求把经验过程理解为感性实践，在主体与客体的互动过程中去理解和解释社会的矛盾运动和发展进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2009：501）

人类的经验活动是受主观意识支配的。虽然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上看，是物质生活决定了思想意识，但就某种具体的经验活动而言，通常是有了一定水平的意识活动才能开展某种经验活动。并且就日常生活实践而言，直接支配人们经验活动的意识，并不一定是经过了严密筹划和精心计算的逻辑推论或理性选择，而通常是在实践中直接生成的感觉、知觉和表象，以及由这些感性意识支配的感性选择。

不仅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活动主要是由感性意识支配的，即使在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工作的一些社会调查或经验研究中，感性意识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一方面，调查者必须把预先设计的行动方案具体化到可以直接观察和接触到的感性事物上，以保证调查研究可以脚踏实地深入实际；另一方面，被调查对象，无论是在一定环境中活动的社会成员，还是特定空间场域中的具体存在，都以身体、表情、话语、行动乃至房屋、道路、社区或村落等感性形式直接呈现。调查者和被调查者首先产生的是视、听、嗅、动等感觉，进而形成知觉和表象。

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或经验研究也是一种实践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感性实践过程。在这种感性实践中，“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马克思、恩格斯，2009：189）简言之，人在感性实践中，通过自己的感官实现对世界的对象性认识与拥有。

马克思关于人通过感觉器官形成的感性意识实现对世界全面占有的观点，对现象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胡塞尔认为，以伽利略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把人的生活世界抽象为一个无意义的可以量化计算的客观世界，用这种排斥人的价值理想的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来研究人类面临的危机。“这种科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它从原则上排除的正是对于在我们这个不幸时代听由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支配的人们来说十分紧迫的问题：即关于这整个的人的生存有意义与无意义的问题。”（胡塞尔，2017：18）胡塞尔发出强烈的呼唤：要回到“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胡塞尔，2017：67）。

新马克思主义者梅洛-庞蒂综合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创立了知觉现象学。梅洛-庞蒂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在经验活动中直接面对的并不是实证科学所说的作为客体的物，而首先是活动者的知觉。“被知觉的世界是所有理性、所有价值及所有存在总要预先设定的前提。这样的构想并非是对理性与绝对的破坏，而是使它们降至地面的尝试。”（梅洛-庞蒂，2002：5）也就是立足于马克思所说的生活实践，或回到胡塞尔所说的日常生活世界，于是，“知觉的经验使我们重临物、真、善为我们构建的时刻，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初生状态的‘逻格斯’，它摆脱一切教条主义，教导我们什么是客观性的真正条件，它提醒我们什么是认识和行动的任务。这并不是说要将人类知识简约为知觉，而是要亲临这一知识的诞生，使之同感性一样感性，并重新获得理性意识。”（梅洛-庞蒂，2002：31）

胡塞尔发出返回日常生活世界的呼唤，梅洛-庞蒂提出知觉具有首要地位的论断，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那是一个被法西斯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搞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时代，同时也正是实证主义倡导用排斥价值追求的物理学和数学方法研究社会事实的时代。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现象学同马克思主义汇合，不仅对忽视人生意义和放弃同邪恶斗争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开展了激烈批判，而且深入精神世界，审视感觉、知觉等感性意识活动的基础地位，把理性思维重新置于未被分割与扭曲的日常生活世界。这是一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思想革命，它开启了立足日常生活世界的感性解放。

这场由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汇合而成的感性解放，至今仍以不同学术派别和理论形式向纵深推进。马尔库塞论述的爱欲解放、塑造新感受力和感性解放，丹尼尔·贝尔论述的视觉文化和感觉革命，列斐伏尔论述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象空间，福柯论述的话语实践、身心治疗和微观物理学，利奥塔论述的话语欲望与图形世界，鲍德里亚论述的符号价值、拟像秩序和象征交换，布迪厄论述的场域关系、惯习行为和实践感，吉登斯论述的实践意识和时空分离等思想理论，纷纷是在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背景下反思传统理论，重视知觉表象，推进感性解放的学术创新。

到了20世纪后期，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空前深刻而广泛的变化。特别是网络社会的迅速崛起，不仅形成了脱域的网络空间与地方的在场空间的分化，而且人们的信息交流、交往关系、群体关系、表达形式、时空视野，乃至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权力关系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在诸多变化中，最突出、最广泛的变化是视觉经验不断地更新扩展，表象传播迅速地流动转换，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真假难辨的视频表象，经由互联网和数字媒体不断映入人们视野，一个新奇叠加、动荡不定的表象化时代已经到来。

两百多年以前，叔本华宣称：“‘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是对于任何一个生活着和认识着的生物都有效的真理……他不认识什么太阳，什么地球，而永远只是眼睛，是眼睛看太阳；永远只是手，是手感触着地球；就会明白围绕着他的眼睛的这世界只是作为表象而存在着的；也就是说这世界的存在完全只是就它对一个其他事物的，一个进行‘表象者’的关系来说的。这个进行‘表象者’就是人自己。”（叔本华，1982:25）这个论断长期被看作唯意志论或主观唯心主义，可当我们聚精会神地在手机或电脑上使用微信、看直播和视频时，也许会发现，叔本华的论断其实是真理。

卡斯特对网络社会的传媒技术创新和交往沟通革命做出了广泛的经验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他得出的一个结论是：通过电子技术的沟通与整合，被动的受众已经终结，互动式的网络交往时代已经到来，由此而诞生了与文字文化不同的真实虚拟的文化。文字文化“造成了书写形式的沟通脱离象征和感知的视听系统，而后者对人类心智的充分展现却相当重要”（卡斯特，2006：308）。文字文化不仅造成了社会等级的分化，而且把视听系统或视觉文化发配到后台。文字文化占据了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而到了当代却遭到冲击。在互联网和数字传媒技术的支持下，“通过‘超文本’和‘元语言’的形成，历史上首次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视听模态整合到一个系统里。通过人脑两端，也就是机械与社会脉络之间的崭新互动，人类心灵的不同向度重新结合起来 ”（卡斯特，2006：309）。

真实虚拟的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表象化。它是以符号、象征、画面、表演等形象表现着的文化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现实本身（亦即人们的物质与象征存在）完全陷入且浸淫于虚拟意向的情境之中，那是个‘假装’的世界，在其中表象不仅出现于屏幕中以便沟通经验，表象本身便成为经验”（卡斯特，2006：351）。而当表象成为经验，亦即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同表象的生成与传播交织在一起，就不能像传统认识论和传统心理学那样把表象仅仅看作感性认识，它已经成为经验的重要构成，变成了不可低估的现实，经验的生成空间和传递时间由此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

传统经验都是在特定的地方空间或场域环境中形成与持续的，它因为地方边界和风俗习惯的限制而呈现为长期稳定的状态。而与表象融合在一起的网络经验，却是脱离在场空间的不确定的流动经验。流动经验展开了变动不居的流动空间，而凭借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传递速度，流动空间在其运行与传递的过程中展现了“无时间之时间”，亦即其运行与传递速度之快，已经无法用传统时间单位计量。

这种以“无时间之时间”的速度运行和传递的流动空间，可以在瞬间传递到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或各种层面。它不仅因为变化之快而不断更新，在各种追求稳定的秩序中输入不稳定的易变因素，并因此引起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还因为它永无止息的流动性和更新性，而使其蕴含了巨大的社会能量和生命活力。能量与活力的社会作用就是权力，“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卡斯特，2006：434），这是卡斯特对网络社会权力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概括。传统社会的实体权力都把占有和扩大地方空间看作最重要的权力目标，而网络化时代到来后，传递信息和传播表象的流动权力不仅超越了地方空间的限制，而且遥遥优先于竭力争夺和顽固据守地方空间的实体权力。

卡斯特提出以上关于表象经验、流动空间和流动权力等的观点距今已有30年。30年来，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获得了加速度的推进和扩展。元宇宙、ChatGPT、大数据、大模型、仿真影像、人形机器人，各种信息技术交汇融合，创造了更加丰富的网络表象，无孔不入地同各种层面、各种形式的社会行动和经验事实形成了广泛的社会结合。特别是中国网络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快速而大规模的发展，截至2024年6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78%，网民规模近11亿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4）。网络经济、网络文化、网络群体、网络交往，都已经在中国形成了巨大规模并表现出无限活力。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具有自先秦以来就高度重视感性教化的文化传统，不仅《诗经》《论语》《道德经》以及“春秋三传”等先秦典籍是以叙事说理、表象释义的感性形式开展教化，而且唐宋文学，历代王朝修庙、建塔、立牌坊等，也是不同形式的注重形象记忆或表象传播的感性教化。与欧洲重视概念分析、逻辑推演和理论构建的理性教化不同，中国的感性教化具有民间传播的深入性和广泛性，使中华民族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这种注重感性表象的文化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蕴和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当其与以视觉经验和传播表象见长的网络文化相遇之后，表现出了高度的亲和。这是网络社会在中国能够迅速而大规模崛起的文化基础、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

因此，在网络社会方兴未艾的形势下，应当以自觉的理论为基础，认真考察和深入分析正在大显神通的网络表象，实现网络经验的表象自觉。虽 然表象是在感觉、知觉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记忆、储存和传播的较高层次的感性认识，但欲实现表象或网络表象的自觉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任务。具体说来，表象自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表象是在感觉、知觉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记忆、再现、加工和传播的感性认识。与感觉和知觉相比，表象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间接性和概括性，但它作为感性认识的最高形式，仍然具有形象性。表象自觉的实质是借助理性思维对表象进行考察、分析和评价，使人们对自己生成的表象和传播的表象有清醒的认识，而当对表象形成了概念、判断和推理之时，已经进入了理论评析过程。因此，表象自觉是理性思考和理论评析的过程，理论自觉的程度决定了表象自觉的广度与深度。

其二，网络表象是在网络交往、数字化加工与传播过程中生成的社会表象，与个体表象相比，网络表象具有群体互动性、社会传播性、影响广泛性、变化不确定性和加工制作性等特点。网络表象是比个体表象更加复杂、更加需要借助理性思维和理论评析以深入研究的社会现象。对网络表象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学尚未深入开展的重要任务。

其三，在网络表象的交流互动、传播扩展和加工制作中形成的经历与体验，就是网络化和数字化条件下的实践经验，并且是扩展到在场空间和缺场空间中的广大网民的群众经验，是突破边界限制、穿越民族隔阂、超越传统屏障的社会经验。对网络表象的清醒认识，不仅是网络活动中的表象自觉，也是从地方空间到网络空间中的经验自觉和实践自觉。

其四，社会学应当积极开展网络表象的经验研究与理论分析，要引导广大社会成员鉴别网络社会中流传的记忆表象、想象表象和制作表象。由于网络表象已经成为网络社会、网络文化和数字经济中的重要因素和重要资源，是交往沟通、群体聚集、社会整合、利益获取与权力运行都不可缺失的要素，社会学应当将之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去开展考察分析，积极推进广大社会成员的网络表象自觉，由此扩展社会学在信息化时代的理论视野和学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