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柳建坤、曾煌烽. 失业风险感知对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基于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支持的视角. 社会建设. 2024, 11(6): 95-118。点击下载原文
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是衡量社会结构开放性的重要指标，而较低的阶层地位认同会加剧经济社会运行的风险。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2013—2021 年，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波动趋势，具有强失业风险感知的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始终低于具有弱失业风险感知的青年；失业风险感知会诱发青年的相对剥夺感，进而降低其阶层地位认同；以社会保障为代表的正式社会支持可以显著缓解失业风险感知对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抑制效应；失业风险感知对风险抵御能力弱的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具有更强的抑制效应。本研究对于决策部门提升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青年；阶层地位认同；失业风险感知；相对剥夺感；社会支持
阶层地位认同是个体对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评价，它可以较为精准地反映社会流动状况。研究表明，较低的阶层地位认同加剧群体间的冲突，从而加剧经济社会运行的风险（Jackman & Jackman，1973）。在中国，随着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经济社会资源越来越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分配，就业机会日益增多，这为青年群体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进而提高自身的客观阶层地位提供了制度空间。正是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青年对自身阶层地位的感知明显高于公众整体，即呈现“两端少中间多”的橄榄型特征（雷开春等，2022）。但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劳动力市场受到冲击，青年所面临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新冠疫情结束后，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仍未消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23年4月，全国16~24岁的青年劳动者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20.4%。青年是对社会发展形势变化极为敏感的群体，就业机会的减少以及职业地位的降低都会影响其对自身阶层地位的信心（雷开春，2015）。由此，在近年的经济形势下，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是否趋向消极？如果这一趋势确实存在，那么其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又有何种机制可以有效改善青年的消极阶层地位认同？地位结构决定论是学界解释阶层地位变化感知的主流视角，其重点关注职业、学历、收入等衡量阶层地位的客观指标对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Yamaguchi & Wang，2002）。此外，由于上述单一指标与个体的就业状况密切相关，并且就业是个体获取经济社会资源的主要途径，因而研究者特别关注就业状况对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大体而言，已有关于就业状况与阶层地位认同关系的文献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献是从就业结果和就业过程两个维度分别进行考察。从就业结果来看，研究者主要考察工资收入、职业声望、工作满意度等指标对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Hodge & Treiman，1968；侯志阳、孙琼如，2010）；从就业过程来看，研究者重点关注工作自主性、工作权威等指标对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李升、倪寒雨，2018；何晓斌、董寅茜，2021）。第二类文献是考察就业的整体状态对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就业质量是综合反映就业状态的概念，由收入、福利、劳资关系、工作时间、工作强度、职业发展、工作关系、工作受尊重度等多个指标综合构成，并且其对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得到证实（刘丹、雷洪，2020）。上述文献对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索，并且特别关注就业状况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但仍有一些关键问题尚未得到回答：第一，尽管青年是劳动者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但已有文献主要以公众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这使得我们尚不清楚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是否会受到就业状况的影响。第二，就业稳定性是衡量失业风险的重要指标，其对个体阶层地位以及社会态度的影响远大于就业状况的其他指标（Nazir et al.，2009）。尽管一些文献使用客观层面的就业稳定性指标来衡量失业风险，但较少使用主观层面的失业风险指标。事实上，失业风险感知集中反映了个体对自身可能遭受失业风险的担忧、恐惧等消极情绪，并且其对失业风险的测量效度在较近的研究中得到证实（柳建坤、曾煌烽，2023）。第三，现有研究聚焦于工作场域内部探究就业状况对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但忽视了工作场域以外的社会支持措施对就业状况与阶层地位认同的关系所具有的干预作用。在现实中，社会保障是由政府向个体提供的正式社会支持，它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增强个体的安全感，并且其对以青年为代表的低社会地位群体具有更强的支持作用（梁君林，2013）。这意味着社会支持很可能会在工作场域以外来调节失业风险感知与阶层地位认同的关系。第四，已有关于阶层地位认同的文献仅采用单一年度数据，由此得到的研究结论无法反映在就业形势趋于严峻的背景下阶层地位认同的动态变化及其形成机制。此外，既有文献未使用因果推断模型来探究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这会导致模型估计出现偏误，从而降低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鉴于此，本文将以青年为研究对象，刻画该群体的阶层地位认同的变化轨迹，进而考察失业风险感知对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本文重点研究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 2013—2021 年期间，当代中国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第二，失业风险感知是否会降低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如果是的话，其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第三，社会支持能否削弱失业风险感知对阶层地位认同的负面效应？本文将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五期数据的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失业风险感知、相对剥夺感与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阶层地位认同是指个体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的评价，其评价所依据的指标不仅涵盖财富等物质资源，还包括心理状态等非物质资源（Jackman & Jackman，1973；郭小弦、周星辰，2023）。一般而言，这两种重要资源在个体就业过程中均会发生动态变化。研究表明，就业既是个体获取经济社会资源的主要途径，又是形塑自身认知观念和心理状态的重要渠道（Hofstede, 1980）。而失业风险感知作为个体对未来失业可能性的预期，反映了其工作的稳定性（袁博，2021）。当失业风险感知较高时，个体可能无法稳定获取和维持工作所带来的资源。具体而言，在物质资源层面，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precautionary saving theory）的观点，当未来面临较高风险时，人们倾向于减少当期的消费，提高储蓄（Leland，1968）。而较高的储蓄率阻碍了个体通过风险金融投资等手段积累自身的经济资源。研究表明，高失业风险会阻碍青年群体通过参与风险金融投资来积累经济资源（Chang et al.，2018）。此外，流动性约束理论（liquidity constraint theory）进一步认为，由于信贷是以劳动者的预计收入为基础的，因而较高的风险还会强化个体面临的外部信贷约束（Deaton，1991）。较高的信贷约束使得个体难以维持自身的生活水平等现有资源。研究表明，青年群体的就业稳定性越低，其所享受的消费水平也就越低（刘丽丽，2021）。在非物质资源层面，过程效用理论（proceduralutility theory）认为，相较于工作结果带来的物质资源，个体更关注达成工作结果的具体过程带来的心理效用感受（Benz & Frey，2008）。国外的经验证据指出，不稳定的工作在多个国家中均会降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社会融入程度以及社会资本，使个体处于社会边缘地位，进而对其心理健康和主观感受产生负面影响（Mai et al.，2023）。特别是当前就业形势日趋严峻，青年群体的失业风险感知迅速增强（柳建坤、曾煌烽，2023）。据此，在近年经济形势下，青年群体的失业风险感知可能会降低其物质和非物质两方面的资源，进而降低其对自身阶层地位的评价。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1。假设 1：失业风险感知对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有负面影响。进一步地，相对剥夺感可能是导致失业风险感知降低阶层地位认同的作用机制。相对剥夺感指的是个体通过与参照群体比较来评价其地位和处境所产生的利益被剥夺的感觉（Wegener，1991）。相对剥夺感形成的关键在于参照群体的选择，这种选择既有可能是纵向的，即通过选择自身的过去或未来作为参照群体进行比较，也有可能是横向的，即通过选取他人作为参照群体进行比较（谢熠、罗教讲，2017）。本文讨论的失业风险感知表示个体对自己遭遇失业风险的感受。在面对失业所引发的阶层地位下降风险时，个体对自己未来的阶层地位持有悲观看法，并且倾向于认为自己当前的阶层地位低于其他人。这样，失业风险感知很可能会诱发相对剥夺感，并且可以同时通过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产生。此外，相对剥夺感还会降低个体对当前阶层地位的感知。这是因为个体处于相对剥夺地位时会认为自己在社会结构中处于较低位置，即具有较低的自身阶层地位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4）。较近的研究提供了更加直接的经验证据：胡荣、龚灿林（2021）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横向剥夺感和纵向剥夺感都会降低个体对自身阶层地位的评价。综上，失业风险感知会导致个体认为未来的阶层地位低于当前的阶层地位，进而诱发相对剥夺感，而这种消极心理会进一步降低个体对当前阶层地位的感知。换言之，相对剥夺感可能是失业风险感知降低阶层地位认同的作用机制。需要说明的是，相对剥夺感在青年群体中表现得更加明显（Mummendey et al.，1999）。这意味着相对剥夺感会在失业风险感知与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假设 2：失业风险感知可以通过产生相对剥夺感来降低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二）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指与受助者互动的伙伴（包括家庭成员、朋友、社区成员等）和组织（如政府）提供的感知性、工具性和表达性支持（Cohen，2004）。社会支持的核心功能是缓解各种压力事件（如失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以及职业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Cohen & Wills，1985）。当个体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时，其在面对风险事件时有更为强烈的积极预期，从而能够有效缓解焦虑情绪（Bartolini et al.，2013）。此外，根据支持性质的不同，可以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其中，社会保障是政府向个体提供的一种正式社会支持。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社会支持，社会保障所包含的支持性资源更多，并且持续性更强（陶裕春、申昱，2014），因而在个体抵御失业风险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袁博（2021）发现，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导致社会保障处于不均衡的分配状态，获得社会保障越多的个体对失业风险的感知越弱；杨胜利、邵盼盼（2021）发现，在疫情冲击越严重的地区，社会保障对失业率的抑制效应更大。此外，社会保障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兜底”的作用，即免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从而提高其工作积极性、生产效率以及工作安全感（梁君林，2013），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劳动者的失业风险感知。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重点关注社会保险这一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既包括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又包含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可以为经济基础薄弱的个体提供物质支持，从而增强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由此可以提升阶层地位认同（张寅凯等，2023）。特别是对于缺乏工作经验的青年劳动者而言，其经济基础薄弱，并且对外部环境变化敏感度高（雷开春等，2022），这使得社会保险对于增强青年劳动者对失业风险的抵御能力以及阶层地位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在现实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失业保险这三类社会保险对青年劳动者抵御失业风险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养老保险通过影响青年群体的心理预期间接提高个体的风险抵御能力，能够给予个体安全感，进而提升阶层地位认同（尚雪娜、雷洪，2024）；医疗保险可以降低青年群体的预期医疗费用支出，减轻疾病等健康风险对其的负面影响（杨亮等，2023），从而提升个体的风险抵御能力；失业保险不仅能通过提供一定的收入来平抑个体的消费支出，而且可以提高失业者再就业时的就业质量，从而降低个体对未来失业时面临困境的担忧（彭树宏，2022），减轻青年群体失业时面临的经济压力和风险冲击。综上所述，虽然失业风险感知会降低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但社会支持可以缓解青年的经济压力，并且提升其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预期，进而提升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这意味着社会支持可能会削弱失业风险感知对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负面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3。假设 3：社会支持可以削弱失业风险感知对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负面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当个体获得社会支持时，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可以得到缓解，这使其与其他个体的物质利益差距得以缩小，从而有助于缓解相对剥夺感（黄健、邓燕华，2021）。这意味着社会支持可能负向调节失业风险感知通过相对剥夺感影响青年劳动者阶层地位认同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相对剥夺感中介了失业风险感知对青年劳动者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但是该中介作用的大小会受到社会支持的调节。当未获得社会支持时，失业风险感知对相对剥夺感的正面影响较大，因此相对剥夺感更多地传导了失业风险感知对青年劳动者阶层地位认同的消极效应，但当获得社会支持时，由于失业风险感知对相对剥夺感的正向影响较弱，因此失业风险感知对青年劳动者阶层地位认同的消极效应也就较少地通过相对剥夺感来传导。据此，本文提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假设 4：社会支持可以负向调节失业风险感知，通过相对剥夺感影响青年劳动者阶层地位认同的中介效应。
本 文 使 用 的 数 据 来 自“ 中 国 社 会 状 况 综 合 调 查 ”（Chinese Social Survey，CSS），是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大型纵贯社会调查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并主持，调查范围涵盖 31 个省 / 自治区 /直辖市（不含港澳台），151 个区 / 市 / 县，604 个村 / 居委会。该调查采用多阶段 PPS 概率抽样，较为系统地收集了社会、家庭以及个体等多方面的数据，所得数据被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具备权威性和全国代表性。第一轮调查在 2006 年开展，之后在 2008 年、2011 年、2013 年、2015 年、2017年、2019 年和 2021 年陆续开展了 7 次调查。本文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首先，将样本年龄限定在 18~34 岁，筛选出青年样本。之所以将青年群体的年龄上限定为 34 岁，是因为考虑到青年群体完成正规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常规节奏（宋健等，2022），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研究的偏误。其次，由于失业风险感知是指尚未失业的劳动者对未来失业风险的感知，故本文通过问卷中“您目前的工作状况”这一问题，筛选出正处于就业状态的青年样本。这一问题能将没有工作和在校学生群体均排除在样本之外。再次，考虑到失业风险感知变量仅存在于 2013 年及其以后的 CSS 数据中，故使用CSS2013、CSS2015、CSS2017、CSS2019 和 CSS2021 这五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剔除关键变量含有缺失值的样本后，各年份青年劳动者的样本量分别为 978、1035、1052、1021 和 1053。此外，考虑到排除含有缺失值的样本可能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本文采用卡方检验来考察排除样本和保留样本的核心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自变量和因变量在大多年份中没有显著差异 。本文采用了与已有文献相同的样本筛选方法和缺失值影响评估方法，可以保证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本研究因变量为阶层地位认同，使用“您认为目前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这一问题测量。该问题的答案选项及其编码方式为：1= 下，2= 中下，3= 中，4= 中上，5= 上。变量的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的阶层地位认同越高。本研究自变量为失业风险感知，根据受访者对自身所面临的失业风险的判断来测量。该变量在 CSS 问卷中对应的题项为“您认为自己在未来 6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有多大”，答案的编码方式为：1= 完全不可能，2= 不太可能，3= 一般，4= 有可能，5= 完全有可能。变量的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的失业风险感知越强烈。本研究中介变量为相对剥夺感，通过“与下列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相比，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如何”这一问题测量横向相对剥夺感，比较人群包括亲戚、教育程度相同的同学、同事、邻居 / 村里人、本县 / 市的人、本省的人、全国的人 7 个方面。上述 7 个题项的答案编码方式均为：1= 好很多，2= 好一些，3= 差不多，4= 差一些，5= 差很多。本文对 7 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s），并采用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得到两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第一个公因子包括受访者与四类人群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的指标，具体为：亲戚、教育程度相同的同学、同事、邻居 / 村里人；第二个公因子包括受访者与三类人群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的指标，具体为：本县 / 市的人、本省的人、全国的人。本文将上述两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近距离相对剥夺感”和“远距离相对剥夺感”。这两个变量的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的横向相对剥夺感就越强烈。在纵向相对剥夺感方面，本文使用“您认为您目前的家庭经济状况与五年前相比，是好了很多、好了一些、没变化、差了一些，还是差了很多”这一题项来测量，该题项的答案选项及其编码方式为：1= 好很多，2= 好一些，3= 没变化，4= 差一些，5= 差很多。变量的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的纵向相对剥夺感越强烈。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剥夺感变量仅存在于 CSS2021 数据中，故本文使用该期数据来检验近年经济形势下失业风险感知是否通过相对剥夺感机制来影响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本研究调节变量为社会支持。考虑到变量的可得性，本文以受访者是否拥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来衡量社会支持程度。上述三个变量的编码方式均为：1= 有，0= 没有。考虑到上述社会支持变量和剥夺感变量仅同时存在于 CSS2021，故使用该期数据进行调节效应分析。本研究将其他可能会影响阶层地位认同的变量纳入统计模型中，这些变量涉及个体、工作单位、家庭和地区四个层面。个体层面的变量包括：性别（1= 男，0= 女）、年龄、婚姻状况（1= 有配偶，0= 无配偶）、户籍性质（1= 非农业，0= 农业）、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1= 中共党员，0= 非中共党员）。工作单位层面的变量是单位性质（1= 国有单位，0= 非国有单位）。具体而言，本文将单位性质回答为“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国有 / 集体事业单位”的归为国有单位，将单位性质不属于以上各类情况的归于非国有单位。家庭层面的变量是家庭年收入的自然对数。宏观层面的变量是受访者所在省份和调查年份。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量。![]()
本文的实证分析包括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两部分。描述性分析的主要任务是刻画在 2013—2021 年间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变化趋势，并且对失业风险感知程度不同的样本进行比较分析。回归分析包含四方面的内容。首先，在基准回归中，由于因变量为定序变量，因此本研究选用有序概率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OProbit）。在这一模型中纳入因变量、核心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以考察失业风险感知对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其次，在中介效应检验中，本研究采取逐步回归和 KHB 检验两种方法。具体而言，在逐步回归的第一步和第三步回归方程中，由于因变量均为定序变量，因此本研究选用 Oprobit 模型。在逐步回归的第二步回归方程中，由于因变量为定距变量，因此本文选用基于最小二乘法（OLS）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步回归方程中仅纳入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而第三步回归方程中则纳入因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再次，在调节效应检验中，由于因变量为定序变量，因此本研究选用 Oprobit 模型。此外，由于本研究的调节变量为养老、失业以及医疗三类社会保险，因此分别构建模型对其进行检验，即构建三个模型，在每个模型中纳入因变量、自变量、某一类调节变量、自变量和某一类调节变量的交互项以及控制变量。最后，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中，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估计。
图 1 呈现了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从2013年到2017 年，青年对自身阶层地位的评分从2.46下降至2.18，随后，在2019年上升至 2.37。这可能是经济变化趋势在青年社会心态上的反映。自2012年起，中国经济增长由依赖廉价劳动力的高增长模式转换为减速提质的中速增长模式（张立群，2013），经济增势的下滑使得青年群体的阶层地位认同同样出现下降；而在 2019 年中国首次跨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实现了经济发展“质”的飞跃，这使得青年群体的阶层地位认同呈现出上升趋势（雷开春等，2022）。但到了 2021 年，青年的阶层地位评分回落至2.34。这可能是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以及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个体感知到的阶层流动幅度相较于过去呈现出下降趋势，由此滋生的负面情绪可能降低青年群体的阶层地位认同（黄超，2024）。![]()
本研究将失业风险感知视作影响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重要因素。为验证这一猜测，笔者对失业风险感知这一变量进行重新编码，将选择“完全有可能”和“有可能”的样本视为具有强失业风险感知，将选择“一般”“不太可能”和“完全不可能”的样本视为具有弱失业风险感知。在此基础上考察上述两组青年样本的阶层地位认同差距，其结果呈现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到，从2013 年到2021 年，具有强失业风险感知的青年的阶层地位评分始终低于具有弱失业风险感知的青年。具体而言，在 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和2021年，上述两组青年样本在阶层地位认同上的得分差距分别为 0.26、0.34、0.23、0.36 和 0.43。这一结果为下文运用统计模型来检验失业风险感知与阶层地位认同的关系提供有力支持。
![]()
（二）失业风险感知对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
表 2 报告了使用 OProbit 模型估计失业风险感知对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结果。模型 1 是基于 CSS 五期数据拟合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失业风险感知变量的系数为 -0.114，且在 1% 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失业风险感知能够显著削弱青年劳动者的阶层地位认同。此外，分别对五个年份的 CSS 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其结果呈现在模型 2 至模型 6。可以看到，失业风险感知变量的系数在五个模型中都显著为负，这说明在较长时间里（2013—2021 年），失业风险感知都可以降低青年劳动者的阶层地位认同。假设 1 得到验证。
前面的结果证实了失业风险感知会降低青年阶层地位认同，这部分将对相对剥夺感这一潜在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首先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来检验纵向和横向相对剥夺感（近距离相对剥夺感和远距离相对剥夺感）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 1 呈现的是第一步的回归结果，失业风险感知变量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 2、模型 4 和模型 6 反映的是第二步的回归结果，即仍以失业风险感知作为自变量，但以近距离相对剥夺感、远距离相对剥夺感以及纵向相对剥夺感作为因变量。可以看到，失业风险感知变量的系数在三个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失业风险感知会显著增强青年的近距离和远距离相对剥夺感以及纵向相对剥夺感。模型 3、模型 5 以及模型 7 是第三步的回归结果，即同时加入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可以看到，近距离相对剥夺感、远距离相对剥夺感以及纵向相对剥夺感三个变量的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这三种相对剥夺感都可以降低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更为重要的是，与模型 1 相比，失业风险感知变量在模型 3 和模型 7 中的系数绝对值明显变小，并且模型 5 的系数绝对值下降幅度最大。根据检验中介效应存在的标准，可以初步判断横向和纵向相对剥夺感在失业风险感知与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进一步地，本文使用 KHB 方法计算中介效应的实际大小，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到，当在模型中分别纳入近距离相对剥夺感、远距离相对剥夺感以及纵向相对剥夺感这三个中介变量后，自变量的直接效应均出现明显下降，产生了较大的间接效应，并且都在 1% 水平上高度显著。值得注意的是，近距离相对剥夺感在总效应中的贡献率超过 30%，纵向相对剥夺感在总效应中的贡献率超过 20%，而远距离相对剥夺感的贡献率不到 10%。由此可见，失业风险感知主要是通过增强青年的近距离相对剥夺感来降低阶层地位认同。假设 2 得到验证。![]()
首先，本文检验社会支持是否可以负向调节失业风险感知对青年劳动者阶层地位认同的消极影响，其结果如表 5 所示。模型 1 和模型 2 加入了失业风险感知与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交互项。可以看到，两个交互项的系数均大于 0，且分别在 5% 和 1%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可以削弱失业风险感知对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负面效应。模型 3 则加入了失业风险感知与医疗保险的交互项。可以看到，虽然交互项的系数值大于 0，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医疗保险难以有效提升因失业风险感知导致的低阶层地位认同。与中老年群体相比，青年群体的身体机能以及心理状态明显更佳，因而其对医疗保险的需求较低。与之不同的是，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给予个体安全感以及缓解对未来的担忧（彭树宏，2022；尚雪娜、雷洪，2024）。这样，即使青年在主观上感知到失业风险，但获得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可以增强对自身阶层地位的信心。假设 3 得到验证。![]()
其次，本文检验社会支持是否可以调节中介效应。依次检验法和Bootstrap 法是已有文献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常用方法，但依次检验的检验力较低，即系数乘积实际上显著，但依次检验比较容易得出不显著的结论。相比之下，Bootstrap 法的系数乘积检验具有更好的检验力，采用Bootstrap 法进行系数乘积检验更加准确（温忠麟、叶宝娟，2014）。本文使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系数乘积检验，即检验在三种不同的社会保障下，青年群体失业风险感知—相对剥夺感—阶层地位认同过程的调节效应的显著性。如表 6 所示，在失业风险感知影响阶层地位认同的中介效应中，养老、医疗以及失业三类社会保障仅能够显著调节横向近距离相对剥夺感和纵向相对剥夺感所发挥的间接效应。同时，不同的社会保障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值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并且横向近距离相对剥夺感和纵向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的系数绝对值随着养老、医疗以及失业三类社会保障的提升而明显增加。假设 4 得到验证。
![]()
虽然前文已经证实了失业风险感知会降低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但由于个体抵御失业风险的能力各不相同，因而失业风险感知的负面效应可能在青年内部具有异质性。下文围绕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工作单位特征这三个方面来考察失业风险感知对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异质性影响。首先，学历是个体人力资本的最重要表现形式，并且它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为“就业能力”（employ ability），即一种个体识别和实现就业机会的能力。以学历为基础的就业能力可以为个体提供丰富的就业资源并提高其就业信心，从而更好地应对失业风险（乐章、梁航，2023）。此外，高学历被证实可以有效降低劳动者的失业风险感知（于长永等，2021）。其次，家庭禀赋主要通过家庭所拥有的经济社会资源表现出来。在遭遇失业等风险性事件时，高禀赋家庭可以凭借其累积的财富来维持现有的生活品质，或者运用社会网络进行借贷，从而补充家庭经济资源，这些措施都可以较好地抵御包括失业在内的外部冲击（Heggebø et al.，2019）。再次，在中国情境下，劳动力市场分为首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基于国有单位所形成的首要劳动力市场蕴含着由政府供给的资源，劳动者可以获得一定的保护，工作稳定性也较强，这使其具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柳建坤，2017）。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围绕学历、家庭禀赋和工作单位性质展开异质性分析。首先，本文将大专及以上学历定义为“高学历”，将高中及以下学历定义为“低学历”；其次，以受访者家庭年收入是否超过全部样本家庭收入水平的 75% 为标准，划分“高禀赋家庭”和“低禀赋家庭”；再次，受访者所在工作单位主要包括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两类。表 7 报告了分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失业风险感知变量的系数在全部模型中都显著为负，但在低学历、低家庭禀赋以及非国有单位这三个子样本中的系数绝对值更大。这表明失业风险感知对失业风险抵御能力弱的青年阶层地位认同具有更强的抑制效应。![]()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五期数据刻画了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变化趋势，进而考察了失业风险感知和社会支持对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 2013—2021 年，尽管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呈现出“下降—上升—下降”的波动趋势，但具有强失业风险感知的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始终低于具有弱失业风险感知的青年；第二，失业风险感知会显著降低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第三，相对剥夺感尤其是近距离相对剥夺感，是失业风险感知降低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作用机制；第四，以社会保障为代表的社会支持可以显著缓解失业风险感知对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抑制效应；第五，失业风险感知对失业风险抵御能力弱的青年的阶层地位认同具有更强的抑制效应。本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拓展了现有研究。第一，从反映工作稳定性的失业风险感知角度对个体的阶层地位认同予以解释。以往学者大多依循韦伯的研究旨趣，从个体当下的市场能力来理解阶层地位认同的形成过程（李飞，2013）。与之不同的是，本文揭示出个体的阶层地位认同会受到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影响，强调失业风险感知对个体阶层地位认同的重要影响，这为理解阶层地位认同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的解释。第二，本研究拓展了反映就业不稳定性的失业风险感知的社会后果研究。已有研究更多聚焦于失业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袁博，2021），尽管有研究发现工作稳定性会对个体的健康和主观心态产生影响（Mai et al.，2023），但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失业风险感知还会影响个体对自身阶层地位的感知。第三，本文也拓展了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的分析维度。以往研究着重关注相对剥夺感的方向，即将相对剥夺感区分为横向和纵向相对剥夺感，鲜有探讨不同比较半径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所带来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横向相对剥夺感区分为近距离和远距离两种，并发现近距离相对剥夺感的部分中介效应强于远距离相对剥夺感。这可能是由于信息是相对剥夺感形成的关键（朱斌等，2018）。在中国情境下，个体处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之中，进而对近距离人群生活水平的信息了解更为全面和精准，对远距离人群生活水平的信息感知更为模糊（黄永亮，2022）。本文通过对横向相对剥夺感的比较半径进行区分，为后续开展相对剥夺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进一步地，本文揭示出在近年经济形势下失业风险感知对青年阶层地位认同的负面影响有所提高，其机理在于失业风险感知会引发青年对自身生活水平下降的担忧，并且这种担忧又在与周围人和自我进行比较的过程中产生了相对剥夺感，最终导致对自身的阶层地位持有较低评价。不过，由政府提供的养老、医疗以及失业三类社会保险可以缓解因失业风险感知引发的阶层地位认同下降问题。这启示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进而降低青年群体的失业风险感知。首先，由于相对剥夺感往往与个体所接收到的信息相关（朱斌等，2018），因此，政府需建立一个完善的就业信息服务平台。该平台应定期发布就业市场报告，详细分析各行业的就业趋势和职业前景以及整合各类招聘信息，从而帮助青年群体更加客观地评估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其次，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员工培训体系，特别是针对低学历的青年劳动者开展职业培训来提升其人力资本，从而提升青年劳动者的工作稳定性。再次，政府应加快解决灵活就业的青年群体在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两类社会保险上面临的客观排斥问题，同时对家庭禀赋较低以及在非国有单位工作的青年予以资源倾斜，强化青年积极的就业心态。值得注意的是，在平台经济迅速崛起的背景下，劳动关系发生巨大变化，这提醒有关部门应当动态调整劳动者参与社会保障的条件门槛，完善劳动保护法律，厘清雇主与劳动者的权责关系，充分保护青年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本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其一，由于缺少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支持，本研究未能对“近距离相对剥夺感”和“远距离相对剥夺感”的差异进行充分的理论分析，有待在后续的研究中加以完善。其二，本研究使用的 CSS 数据具有时间跨度大、样本规模大且地域覆盖广等优势，但由于CSS 是横截面数据，因而可能对因果关系的识别造成干扰。其三，受到分析框架的限制，本研究仅检验了相对剥夺感这一作用机制，这难免会挂一漏万，忽略了其他作用机制存在的可能性。其四，尽管本研究已经使用了 CSS 公布的最新数据，但由于调研数据具有相对滞后性，青年群体的阶层地位认同的最新情况不得而知。其五，尽管本研究对结论采取了多种稳健性检验，但研究结论是基于调查数据中的部分样本所得。因此，在将本文的研究结论推广至全国范围时，必须保持审慎态度。为此，在后续的研究中，研究者应收集更多且更新的数据，以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验证和补充。（注释与参考文献略；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排版：姚敏；审核：丁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