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纪念郑杭生先生逝世十周年”专题 | 奂平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社会学理论自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离不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和在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和民族和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利益分化、思想多元，外部渗透风险增大，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面临挑战。首先，外部敌对势力妄图利用民族问题使中国陷入社会冲突与动荡，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境外有种子、境内有土壤、网上有市场”，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暴力恐怖活动仍然威胁着中国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其次，从内部看，影响民族和谐的问题依然存在，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一些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较低，影响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此外，一些思想认识误区和错误言行深刻影响着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团结，如盲目照搬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宣扬各种版本的“去中国化”错误史观，刻意凸显“胡汉二元”对立，抹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连续性和统一性，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把少数民族外化于中华民族，误导各民族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国家观与民族观；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大汉族主义等错误思潮和观点在互联网和自媒体滋生传播，影响了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稳定（本书编写组，2023：339-341）。

在中国民族研究领域，许多纷争反映了认识和理论上的混乱以及理论自觉的严重缺乏。如新世纪以来，关于族群、民族概念和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争论，关于“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争论，关于民族差异是否影响国家认同的争论，“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之争等等，反映出“言分化有余而言团结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人甚至以西方“多元文化主义”阐释“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强调“多元”而忽视“一体”，强调差异性而漠视共同性。此外，对海外中国研究中那些有解构“中国”和“中华民族”倾向的“荒唐的扭曲”“不自觉的偏差”和“居心叵测的翻案”缺乏反思性批判（汪荣祖，2020）。这些认识和理论上的偏差，不利于中国民族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也不利于民族团结工作实践。造成国内民族研究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准确理解和科学坚持以民族平等、民族发展和民族融合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理论体系（刘敏，2015）。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沿着马克思的力量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列宁，1995:103-104）

为应对上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与思想，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以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不断深化融合性，强化一体性，增进共同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问题，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交融，成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主题与任务。而党在新时代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论断与战略思想，为新时代的民族研究提供了纲领性指引。

在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各民族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民族交往交流日益增多，民族交往中难免出现分歧，再加上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各民族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存在差异，民族关系问题也更加凸显。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在民族问题研究中有明显优势，而且“共同体”本来就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与研究主题。因此，研究多民族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使命。不过，从研究现状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并未成为中国社会学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成果和各类基金项目立项情况来看，本应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学却基本处于“缺位”和“失声”的状态。据笔者统计，2017—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一般、青年、西部项目立项的146项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课题中，从学科分布来看，民族学占比近60%，其次是马列·科社、中国文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五年间社会学立项只有2项，且主要是教育学和心理学视角的研究。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领导人费孝通将民族研究作为其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至今仍是指导性的理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重要推动者郑杭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典范，他对民族研究相关学科建设的支持，他的民族社会学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对民族研究相关学科的支持

郑杭生对民族研究的贡献之一是推动民族研究相关学科的交流与协作，大力支持民族地区社会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作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重要推动者，郑杭生一直秉持兼容并包的精神，大力支持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推动社会学与这些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他与这些学科的前辈和同辈学者积极沟通，共同谋划学科发展。如早在1986年，他就到中南民族学院拜访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吴泽霖，向其征求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意见；1997年拜见林耀华，与其探讨人类学、社会学的发展问题；他与同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的社会人类学家、中国民族学会会长宋蜀华共同商议和推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又如，2001年6月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会议，决定建立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学科组联席会制度，社会学的3个基地和民族学的5个基地的负责人被确定为学科组联席会议的8个成员，由郑杭生担任联席会议负责人，他组织并参与了历次会议，促进了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体制性交流，推动了学科间的合作。从2001年开始，他与民族院校和民族学界的联系逐渐增多，考察访问或前往讲学的民族院校有云南大学、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 、西北民族学院 、云南民族大学 、湖北民族学院等（郑杭生，2005a）。2004—2005年，郑杭生与民族院校的学者合作编写了《民族社会学概论》，推动了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深度合作共建。

在担任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等职务期间，郑杭生大力支持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在200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二十周年庆典上，他代表中国社会学会作了题为《中国民俗学和中国社会学要携手并进》的致辞，强调社会学和民俗学这两个学科应该而且必须携手并进，积极发展社会学或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民俗社会学或社会民俗学”（郑杭生，2005b：566-568）。2008年，钟敬文主编的六卷本《中国民俗史》出版，郑杭生称其为中国民俗学者的争气之作、扬眉吐气之作，是中国民俗学界开始从边陲走向学术中心长途中的重要一站，这种学术趋势与中国正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变的趋势是一致的，这部著作的历史站位及所体现的学术追求，是值得其他学科借鉴和学习的（郑杭生，2008a）。2010年，在第九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人类学与原生态文化”研讨会上，他就传统与原生态文化问题与人类学者做了深入讨论；2010年，他考察温州大学并指导温州大学民俗学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同时撰专文阐述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学三学科之间的关系，倡导各学科为创建各自的中国学派而努力，呼吁要排除门户之见、宗派之争等影响沟通与合作的非学术性障碍，创造兼容并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建立学科交流与合作的各种机制，促进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的共同发展与繁荣（郑杭生、陆益龙，2010）。郑杭生与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界的许多学者都有较为深入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如钟敬文就曾多次邀请他参加中国民俗学的学术会议，倾听他的意见，还将他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指定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理论参考书（董晓萍，2014）。

在兼任相关学术职务期间，郑杭生大力支持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在其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期间，中心多次与民族地区院校（如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大理学院、贵州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联合举办“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共同研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2003年年底，经教育部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批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联合开设博士点，培养了一大批民族社会学方向的人才。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院校的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也得到他的鼎力支持与帮助（刘荣，2016）。

在人才培养方面，郑杭生强调“提携后进”“铺路搭桥”“扶弱益强”，为后来者创造必要的成长条件。鉴于“中国社会学发展不平衡，力量有强有弱”的局面，他在帮助民族地区社会学学科发展方面也是这样做的。他自己培养了许多来自民族地区的学生，还鼓励和支持学生扎根西部民族地区，认为那里少数民族众多，是“进行民族社会研究的有利条件”。2014年8月在兰州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期间，他表示会一如既往地支持社会学在甘肃的发展，支持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岳天明，2016）。

（二）民族研究及民族社会学思想

郑杭生十分重视民族研究，也经常到民族地区考察调研。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曾带领学生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地区、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农村地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云南、广西、甘肃、宁夏、新疆、 内蒙古等民族地区，都留下了他考察和调研的足迹。基于民族研究与思考，郑杭生形成了丰富的民族社会学思想。他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等运用于民族社会学分支学科建设和中华民族团结实践，推动了民族地区现代化转型、多民族社会（社区）建设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研究。他关于“新型现代性”“新型城镇化”等问题的分析，以及对中国社会建设与社区建设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对加强民族地区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乃至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与城市融入，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社会运行学派理论与民族研究

郑杭生在民族研究方面的主要工作与贡献，就是将其社会运行学派理论运用于民族研究和推进民族社会学分支学科建设。

2002年，郑杭生应邀出席在湖北恩施举行的“第七届全国民族学学术研讨会”，他在致辞中强调，社会学与民族学密不可分，要加强民族学与社会学的联系；社会学的视角关注社会运行和发展，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民族社会学是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民族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与社会运行的关系的学问，研究怎样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有利于社会运行，而怎样的社会运行又对各民族的发展有利（郑杭生，2005b：562-563）。2005年，郑杭生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出版，该教材将民族社会学看作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从社会学的学理视角探讨与民族相关联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从民族的角度理解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深层学科理念（岳天明，2008）。他在该书前言中强调，在理论和实践上加强社会学与民族学的联系和互动非常重要，一般社会学理论只有运用于特殊的分支社会学才有生命力。该教材正是运用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以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各方面的民族课题（郑杭生，2005a）。社会运行学派理论为民族研究提供了广阔而深刻的理论视野。

2. 民族社会学思想

郑杭生将社会运行学派理论运用于民族研究，形成了丰富的民族社会学思想。他关于民族“自在性”和“自为性”的分析，关于民族团结的社会学定义，以及关于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关系、社会建设、文化软实力的社会学分析，都极具理论创新性，也十分契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关于郑杭生的民族思想，有学者已做了梳理总结与高度评价。如杨敏指出，从进入新世纪开始,郑杭生将他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运用于民族社会学研究，为我国民族社会学的定位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民族社会学思想通过将民族社会学定位于现代性变迁的历史进程，将“民族与社会的关系”确定为这一学科的核心问题，从而确立了该学科的视野；通过探索中国治乱兴衰的社会运行历史，凸显了“边疆中国”的国家政略意义；从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的角度讨论民族互利和民族认同等民族团结的核心命题，揭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关键所在（杨敏，2015）。麻国庆认为，虽然郑杭生这一辈社会学家关注民族研究相比费孝通一辈的学者较少，但他的宏观社会学研究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把“民族”置于其中。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共同面对的重要学术问题。在郑杭生的学术历程中，其学术性问题是打破学科界限的，其民族研究也是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三科融通的反映，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突出民族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二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来看民族之间的关系；三是从共同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与发展（麻国庆，2024）。

郑杭生指出，社会中的民族范畴具有“自在性”和“自为性”两种特性。“自在性”是指民族群体有语言、生活习惯、居住地域、体格等方面的客观特征，民族既不是绝对的实体，也不是完全虚无。不同民族在文化、历史、语言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有差异，但差异不是完全绝对的，民族反映的是某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的形态。“自为性 ”是指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形成具有社会建构性（郑杭生，2005c：3-4）。这些关于“民族”特性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看待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与共同性，以及明确民族研究应坚持的立场，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郑杭生强调，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问题是民族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学与社会学要发挥各自学科的特点和优势，从本学科的角度做出应有的贡献。他认为，民族团结就是把分散的不同的民族联合起来，使之形成彼此相互依存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形成更大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和状态。相互依存的良性互动关系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各民族之间互助合作的平等关系（平等的民族互利）；二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共同意识（广泛的民族认同）。民族互利的关键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各民族间的合理配置和分配，民族认同则涉及各民族内部、民族之间，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休戚相关的民族感情。民族团结是民族互利与民族认同的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状态，其外延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同一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团结。他同时指出，民族团结需要我们努力争取、倍加珍惜，像爱护自己眼睛那样加以爱护。这是因为国内外民族分裂的势力还存在，它们相互勾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挑拨民族关系，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同时，历史等原因造成的民族之间发展还不平衡和事实上的不平等还存在（郑杭生，2009a）。郑杭生关于民族团结的认识，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学视角。

郑杭生关于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相关分析，也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社会学思想，对处理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他指出，研究“传统”绕不开传统与过去、传统与“原生态”、大传统与小传统、旧传统与新传统、传统的重构等概念和问题。在分析“ 原生态民族文化”时，“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这一看待传统和现代关系的视角颇有解释力。所谓传统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实际上是被现代人从过去之中精选出来，通过对过去“重构”而构建起来并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它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也是“现在”甚至会是“未来”，因为它们往往会孕育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作为传统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构成了现代性成长的资源，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社会整合、规范导向等重要功能（郑杭生，2015：232-234）。在某种意义上，中华民族的现代发展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历史，那种对传统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或全盘肯定的历史保守主义，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郑杭生，2012a）。

此外，社会运行学派理论十分注重中国社会建设实践，郑杭生关于社会建设、文化软实力的创新解释和视角，对研究民族关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他强调，社会建设就是要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也是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构建社会认同度高、归属感强的“社会共同性”。不论是培育社会共同体还是社会共同性，都是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这个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是合理配置和培育以物质利益为主的有形的“硬”社会资源，培育和增强“硬实力”；“社会共同性”建设的关键是合理配置和培育以文化力量为主的无形的“软”社会资源，培育和增强“软实力”（郑杭生，2008b）。简言之，社会（社区）建设的根本就是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郑杭生，2010a：1581-1583）。这种创见对当前加强多民族社会（社区）建设与社会治理，促进互嵌共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仍具指导价值。

3. 对前人民族研究的再认识与继承发扬

郑杭生十分重视对前辈学者民族研究的继承与发扬。如他系统总结了林耀华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做出的巨大贡献，高度评价了其在汉人社会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彝族）研究、民族识别研究、少数民族历史调查，以及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建设、教学改革、研究规划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贡献，认为其在发展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借鉴国外思想做中国本土的文化观察与解说，以及重视现代应用人类学的“经世致用”等方面，体现了当今人文社会研究大师的“整体性兼修才能”（郑杭生，2010b）。他也极为重视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为这一理论与其“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是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郑杭生，2006）。他还高度评价了费孝通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认为这是一种高度文化自觉的文化文明观，是有中国气派的、符合时代精神的、切实可行的文化文明观，是指导我们对待和处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根本原则（郑杭生，2010c）。

郑杭生提出和倡导的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命题与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思想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周年时，郑杭生结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轨迹和经验的总结，在费孝通“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概念与命题，强调中国社会学要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别人、正确处理与国外社会学（尤其是欧美社会学）的关系，要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资源，积极回应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和新趋势，提炼自己的概念，增强自主性和创造力，形成自己的理论和学术话语（郑杭生，2009b）。他认为，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根本途径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在处理中西关系、古今关系、理实关系上，要做到借鉴西方、跳出西方，开发传统、超越传统，提炼现实、高于现实。他还极力倡导中国社会学界要把“理论自觉”落实和运用到社会学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对曾经和仍然存在的理论失觉、理论自卑进行建设性反思（郑杭生，2012b）。关于“理论自觉”的倡议，对中国社会学乃至哲学社会科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话语权提升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郑杭生指出，理论自觉对确立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而学术话语权对社会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一，学术话语权可以引领社会发展，社会学家以科学和理性的语言阐述社会蓝图，并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性批判和引导；其二，学术话语权可以对社会现象予以解释，即通过学术话语对特定社会现象的意义、价值以及真伪加以界定，“它既可以使某一对象获得真实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也可以揭示或说明另一对象的虚假性、不合理性和不正当性”；其三，学术话语权可以从社会层面、个体层面和心理层面，分别通过制度化机制、社会化机制、心理偏好机制，对社会实践进行建构，使社会实践演变为对立、冲突的，或者和谐、合作的（郑杭生，2011）。这些分析也揭示了社会现象和人文社会科学的“ 自我实现预言 ”机制。

（二）民族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分析的“自我实现预言”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群体、个体等各个层面（默顿，2001:286），也广泛存在于民族领域。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实践，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许多研究，都揭示了民族领域的“自我实现预言”或民族的社会建构性。郑杭生的分析也揭示了这一点：社会中民族范畴的一个重要特性是“自为性”，即民族的出现和民族关系的形成与人们的社会建构行为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是人们建构的产物，也是人类意识的产物。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依托某些方面的相近或相异的特征，建构一种社会共同体。如果采取科学、合理的社会政策，是可以消解民族之间的隔阂，促进民族关系协调发展的；相反，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则可能诱发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郑杭生，2005c:4）。

民族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特性，决定了民族研究比其他方面的社会研究更加需要有反思性和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各种挑战的背景下，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和多民族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尤为重要。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意涵和基本要求

纵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理论的发展，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到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都充分体现出前辈学者的探索遵循了“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理论自觉路径（奂平清，2016，2024）。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需要社会学者的积极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社会学理论自觉，就是中国社会学者要自觉担负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使命，要以多民族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为研究对象，遵循“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理论自觉路径，在研究目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上，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利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自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奂平清，2024）。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社会学理论自觉也要求我们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及关系。

一是正确理解和处理民族研究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将学术与政治、求真与致用对立起来，认为学术应绝对坚持价值中立，自觉远离政治，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学究偏见。一定程度上而言，这种认识也是中国社会学界回避民族研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缺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中华民族”的本质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不只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也涉及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关怀（王明珂,2008）。如果社会学者执拗地将学术与政治对立起来，简单地将民族研究视为政治问题甚至敏感问题而加以回避，中国社会学将难以担当时代使命，也将错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做出重大理论创新的机遇。

二是坚持“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走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根本。坚持“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三是正确处理民族研究中的中西关系。要在对中、西方民族观和民族关系实践的比较分析中，破除和超越西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话语和知识体系，摆脱其消极影响，建构中国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知识体系；要超越西方“文明冲突论”的文化观和民族观，破除西方冷战知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和知识体系。

四是正确处理民族研究中的古今关系。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学的学科优势，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思想中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元素进行社会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社会学亟须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意识，发挥社会学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学科特征和优势，综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深入研究社会结构变迁、城市化、民族人口社会流动、族际适应与融合等问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做出应有的理论创新与贡献，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国社会学尤其要关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统文化思想基础、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社会结构转型与多民族社会（社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的典型案例等研究议题。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费孝通在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后，称“这个探索是初步的尝试，中华民族不仅有它辉煌的过去，还必然有它更辉煌的未来”，希望这个“尝试性”的理论能够“把我们的眼光导向未来，更自觉地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费孝通，1990：3）。但是，中国社会学界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上所做的努力有限。长期以来，由于受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人们在民族问题、文化问题上有很多认识上的偏差和误区，过于强调差异性而漠视共同性，甚至将文化差异绝对化、本质化，强调“多元”而偏离了“一体”这一方向。

党在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方针，为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提供了纲领性指引。民族与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历史与现实的存在，只有加强一体性和共同性，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才能有更坚实的基础；只有立足坚实的一体性和共同性，民族与文化的差异优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才能得到保障。民族与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是辩证统一的，要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增进共同性。在研究和理解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关系时，要坚持“求同存异”乃至“聚同化异”，扩大共识，要反思和批判“ 除同求异 ”甚至制造分歧和对立的取向与偏差。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理论自觉的应有之义。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统文化思想基础的历史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分析

从中、西方国家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想中“天下大同”“大一统”等思想密切相关，在这些主导思想的影响下，“华夷一体”的民族关系观念与秩序得以形成，中国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最终凝聚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对于这些文化观念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又如何影响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有待于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角度加以分析，更需要从历史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如“天下”等哲学思想与话语加以社会学转化，分析其具体影响机制，创新其继续发挥作用的形式。

费孝通指出，“很好地吸取传统中的精华，是我们发展、完善社会理论的基础，怎样运用好传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费孝通，2000：5）。中国社会学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立足现实，开发传统，挖掘、吸取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资源，根据经济社会结构时代变迁和重大转型，对传统思想资源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外，“自我实现预言”“传统的发明”等社会学原理表明，共同体历史记忆的社会建构对民族关系实践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社会学要综合民族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充分结合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资源，结合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实践，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知识体系。这是中国社会学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途径。

（三）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近百年来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中，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费孝通，198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习近平，2019）。这种伟大转变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现实条件下知识分子自觉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学术实践密切相关。对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形成过程，还需要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即关注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如何影响时代观念及学术思想，学术研究及思想又如何影响人心，从而影响社会与政治的进程等）加以分析，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思想资源。

（四）社会结构转型与多民族社会（社区）建设研究

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使得各民族群众的城乡流动和区域流动日益普遍，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也使得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如何让各民族共同走现代化道路、实现共同富裕，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一方面，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而少数民族多生活在乡村和边远地区，民族地区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和各民族共同富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另一方面，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日益增多，如何使他们适应（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适应）和融入城市，共享城市化成果，促进互嵌式民族社区和社会结构建设等问题，都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并提出有针对性、有效性的社会支持政策。此外，如何在网络时代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与平台开展城乡民族事务的社会治理，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需要社会学的深入研究。

在各民族共同走现代化道路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要加强“利益共同体”建设，也要提升“价值共同性”（郑杭生，2008b）。西方以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福利制度安排，在加强国家认同方面曾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对移民群体的排斥造成社会认同与整合危机，而中国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与城乡公共福利均等化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团结。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要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有序推动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习近平，2024）。中国社会学要在各民族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族际适应与融合等方面继续发挥学科优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强理论建构和政策研究。

（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的典型案例研究

默顿认为，在社会学家的世界实验室中，就像在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更封闭的实验室中一样，“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成功的实验，而不是在这之前的一百零一次失败。从一次成功中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多次失败中学到的要多。一次成功证明它是可以做的，那么此后，只需去了解是什么使其成功”（默顿，2001:305）。郑杭生一直强调，社会学要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要坚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要通过剖析各个基层、各个地方和部门在社会（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上成功的案例，探讨其各自的特点，并加以横向比较，从而探索社会（社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郑杭生，2008c）。他所倡导的“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默顿注重研究成功案例的主张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与探索中，有大量民族团结互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的典型案例，对这类成功案例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其历史经验，研究民族关系和谐的条件与机制，既能为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索切实可行的方法、途径和具体政策支持，也能丰富和创新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既对中国社会学提出了要求，也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积极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需要，是中国社会学的时代使命。中国社会学有望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民族话语、民族理论与知识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提供社会学的理论与政策支持；同时，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相关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资源和途径。例如，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并非单纯是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也非单纯是费孝通关于民族研究的理论总结，而是他“ 对中国社会研究的集大成”，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来思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学理和国家话语的划时代表达”（麻国庆，2024：14）。

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有“自在”的一面，但从文化的角度看，也一直有“自觉”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历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梁漱溟所言，从历史文化融为一体的民族来看，“中华民族乃真是绝无仅有大单位”，中华民族是“人类一奇迹”（梁漱溟，1951）。西洋“务于分而不务于合”，“更难于同化”；中国则“总是化异为同，自分而合”，因此中华民族能浑然一体（梁漱溟，2005：261）。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新时代又根据社会运行的时代大势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任务。“两个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理论上的重大创新，是坚持“两个结合”的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的结晶，可以说是对西方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理念及框架的超越。

新时期中国社会学应积极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类重大问题，拓宽研究视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世界社会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将极大地促进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如民族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