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评论》 |黄杰、郑静：皆大欢喜：代际传承、社会合法性与民营企业慈善捐赠

（一） 慈善捐赠与隐性社会契约

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慈善捐赠对社会民生的改善效能越来越明显，已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现实重要性吸引了大量学者对企业慈善捐赠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总的来说，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经营、企业家特质以及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等视角来解释企业慈善捐赠。很多学者将慈善捐赠视作企业行为，认为企业在工具性地利用慈善捐赠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包括塑造企业社会声誉（Cahan et al.，2015）、营造与政府的良好关系（Wank，1999），甚至是掩盖企业其他方面的不良表现（高勇强等，2012）等。还有一些学者从企业家自身出发，将企业慈善捐赠视作企业家回报社会的途径，这类研究侧重考察个人经历、信仰等个体性因素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许年行、李哲，2016；曾建光等，2016）。近年来，家族企业研究产出了诸多理论成果，很多学者将其迁移至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分析中，以探究企业慈善行为背后的家族动因。他们认为，家族涉入会使企业更积极地谋求家族社会情感财富，从而使家族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大大提高（Miller & Breton Miller，2014；陈凌、陈华丽，2014；朱斌，2015）。

既有研究对企业及经营者的捐赠动机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分析，但相对忽视了社会背景的影响。事实上，企业内嵌于社会系统之中，天然地应对社会负有责任，由此才能获得立足于社会的合法性。如果企业不能够以社会认为负责任的方式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就会失去社会合法性，直接后果就是企业无法存续（Nave & Ferreira，2019）。现代企业理论已经将企业与社会的这种共生关系内含于对企业的定义中，认为企业是不同个体之间的复杂的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所构成的法律实体，它不仅仅要遵从经营活动中的显性契约，更要对其经营活动所处的社会系统的要求做出回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其应有之义（Donaldson & Dunfee,1994）。在此逻辑下，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与社会签订的“隐性契约”：它既是规范性的，即不论企业经营状况如何，它都有一种伦理性的社会责任，应当对社会要求做出回应；也是工具性的，因为抗拒社会责任会使企业失去社会支持，影响经营（陈宏辉、贾生华，2003）。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企业尤其具有强烈的合法性需求，其运行高度依赖社会与政府的认可。不同于西方社会受重商主义传统影响以企业盈利为第一要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念，商人在社会地位上处于一定劣势。受儒家观念的影响，成功的商人应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扶危助困，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服务社会公众，如此才能赢得社会声誉。这样的社会传统形塑了中国社会责任观念的独特维度：秉持爱国主义信念，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助力民族振兴（徐尚昆、杨汝岱，2007；董志强、魏下海，2018）。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传统继续得以保持，资本无法主导社会秩序（范晓光、吕鹏，2018；朱斌、刘雯，202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增强了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和规范经营意识，但其经营活动无法脱离政府与社会的监督和认可。例如，有研究表明，社会责任贡献大、社会形象好的企业更易得到投资机会和政策便利，进而做大做强（Huang & Xin，2022）

（二）二代继承人的合法性危机

在中国民营企业代际传承和产业转型叠加的复杂背景下，二代继承人逐渐走上舞台并面临考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的民营经济大多起步于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其中家族企业占比高达80%（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家族企业委员会，2017：3）。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老一代企业家接近退休年龄，继承人接班成为中国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传承浪潮中，二代企业家逐渐被推到台前。他们不仅要确保企业有序经营，更要在产业转型期带领企业更新换代，稍有不慎就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风险。根据麦肯锡的报告，全球家族企业的传承率只有30%左右，到了第三代，传承率甚至不足15%；在中国，超过60%的家族企业可能会在传承过程中消失（陈震等，2020）。巨大的经营风险迫使企业在传承时慎之又慎，计划非常明确。然而在中国内地，仅有21%的家族企业制订了继任计划，在代际传承上，多数中国家族企业创始人及后代明显准备不足（陈震等，2020）。

在重重压力之下，新生代企业家的群体特性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的合法性危机。一方面，这些新生代企业家群体依靠父辈努力站在了金字塔尖，在社会分化过程中获得了财富优势，但其能力却并没有受到相应的认可。与父辈在实践中强化经营技巧的路径不同，他们更多的是从校园直接过渡到企业经营的“学院派”，实践经验欠缺，难以服众；同时，他们大多接受海外教育，对中国的国情不够了解，在经营活动中也面临着隐性社会契约的挑战。另一方面，在媒体渲染下，一些二代企业家的社会形象较差。新闻报道中的某些新生代企业家常常被标签化为不思进取、不务正业的“富二代”，对他们富足生活的曝光强化了社会公众的相对剥夺感，同时人们也形成了对该群体难堪大任的消极刻板印象（祝建华，2009）。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民营企业往往面临着更多的社会质疑，稍有不慎就会遭受巨大打击，继承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

继承人社会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侧面反映了企业传承的复杂性。企业传承的目的不仅在于提升二代的经营技能，更在于传递企业特殊资产（Pan et al.，2018）。既有研究主要从家族社会资本与政治联系两方面拓展对特殊资产传承的认识。一部分学者聚焦于家族组织跨代延续的需求，旨在廓清通过家族社会资本帮助二代建立合法性的逻辑。如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认为，在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通常将社会情感财富作为控制和经营企业的首要目标。这时，企业行为代表家族意志，家族声望反哺企业发展。对内，他们建立家族委员会，培育家族价值观，稳定家庭关系；对外，他们通过企业经营和社会责任行为展现良好家风，获得家族社会资本（李新春等，2020；邹立凯等，2020）。在代际传承之际，这种家族社会情感财富可以帮助企业接班人建立合法性。另一部分学者对政治联系的传递进行了考察。目前民营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主要方式包括企业家个人担任各类政治职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以及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个体化交往。无论何种形式，它们都有强烈的非制度性色彩，高度附着于企业家个人，其代际传递需要老一代企业家的提前“铺路”和“传帮带”（胡旭阳，2020；余向前等，2022；黄杰，2022）。

上述研究揭示了企业传承的诸多面向，且无论是家族的社会情感财富还是政治联系的传递，都部分地隐含了企业寻求合法性的逻辑。如前文所述，任何企业都需要履行隐性社会契约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下尤其如此，但目前一些二代继承人存在本土经营适应力差、社会形象欠佳等问题，面临合法性危机。因此，在传承时期提前“铺路”，向社会展现继承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履行能力，建构其社会合法性，同样是企业传承的重要方面。

（三）社会合法性驱动下的企业慈善捐赠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本研究试图从二代继承人合法性建构的角度分析民营企业传承阶段的慈善捐赠。基于现有文献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民营企业在代际传承阶段的慈善捐赠，是企业克服社会合法性危机的一种努力。简单说，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并不仅仅是物质资本的交接，更是复杂的财富、权力、社会关系、声誉等多要素传递的过程（余向前，2020；窦军生、贾生华，2008；黄杰、毛叶昕，2020）。在当前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过程中，二代继承人的社会合法性不足是企业传承失败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加大慈善捐赠的力度，民营企业意在改善二代继承人的社会形象，提高社会对企业代际传承合法性的认可，为企业代际传承和持续经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确保二代顺利接班。换言之，传承期的企业与社会之间通过慈善捐赠践行着隐性社会契约：企业通过慈善捐赠提高二代继承的合法性，社会则因企业慈善捐赠的增加而普遍受益。

这种社会合法性驱动下的慈善捐赠在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发挥着多种重要的功能。一方面，从即时效果看，慈善捐赠可以快速改善二代继承人的社会形象，为其接手企业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正如前文提到的，一些民营企业二代继承人的社会形象欠佳，公众对其评价不高。慈善捐赠，特别是以二代名义展开的捐赠，可以快速帮助企业获得公众的关注，树立二代继承人富有爱心、回馈社会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从长期效果看，慈善捐赠也有助于二代接班后企业更好地运作。既有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二代接班仅仅只是企业代际传承的开始，接班后企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大（Molly et al.，2010；陈凌、应丽芬，2003）。许多二代接手企业后，由于个人能力和经营理念的问题，企业绩效大幅度下降。在这种状况下，传承阶段的慈善捐赠为企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保险机制。受益于慈善捐赠带来的良好社会声誉，公众有可能会将企业绩效的下降善意解读为偶然的波动，从而避免企业快速衰亡的悲剧（Shiu & Yang，2017；陈怡欣、靳瑞杰，2023）。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慈善效应是非均质的，受到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的调节。从企业内部因素看，我们认为传承企业的慈善捐赠效应在规模大、政治联系多的企业中会更强。这里的逻辑在于，企业规模越大、政治联系越多，社会各方面对企业的期望就会越高，代际传承中背负的合法性压力也会越大。具体来说，企业规模更大不仅意味着企业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也意味着其被期待承担更多的社会道义责任（Brown et al.，2006；杨春方，2009）。由于牵涉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大企业的传承过程往往会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公众对二代继承人的期待也更高。二代继承人的社会形象会更大程度上影响大企业的传承效果。因此，大企业在传承过程中需要投入更多的慈善捐赠，以期为二代接班建立社会合法性。类似的，政治联系更多的企业天然地被期待能够更积极承担社会责任（Dickson，2003；贾明、张喆，2010；Sun et al.,2014）。特别是，作为官方对企业成就认可的标志，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为核心的政治联系会令社会公众对此类企业的继承人提出更多的道义要求，结果同样会导致企业在代际传承过程中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吕鹏，2013；戴亦一等，2014；胡旭阳，2020）。

从企业外部因素看，我们认为代际传承的慈善效应还受企业所在地区市场环境影响。正如大量研究（Tsai，2007；Dickson，2008；唐跃军等，2014；吕鹏、刘学，2020）发现的，外部市场环境界定了社会和企业互动的边界，是影响包括慈善捐赠在内的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企业在传承过程中加大慈善捐赠，根本原因是受到隐性社会契约的驱动，即希望通过慈善捐赠提高社会对二代继承者的认可度。外部市场环境的状况影响了人们对隐性社会契约的认识和履行成本，因此有可能会影响代际传承的慈善效应。具体说来，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职业经理人管理的模式，市场对家族传承的排斥性更强（邢隽清、胡安宁，2018）。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内部传承的社会认可度更低，二代继承人赢得社会认可的成本更高，因而更需要通过慈善捐赠增强传承合法性。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职业经理人模式尚未普及，企业家往往会将代际传承视作企业内部事务，因此通过慈善捐赠提高合法性的动力不强。换言之，竞争性继承模式是否存在会影响二代继承人获取社会合法性的成本，进而影响代际传承的慈善捐赠效应，这类因素更容易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对企业代际传承与慈善捐赠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剖析探究，但忽视了代际传承的慈善效应及其折射出的社会合法性意涵。本研究认为，在企业社会合法性的逻辑下，代际传承造成的合法性危机会带来更强的慈善捐赠效应：经历代际传承的企业会显著提高慈善捐赠水平（假设1）。同时，这种效应是非均质的，受到企业自身特点和外部市场环境的调节。就企业自身特点而言，规模越大、传统政治联系越多的企业，其代际传承的慈善捐赠效应越强（假设2、假设3）。就外部市场环境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经历代际传承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越高（假设4）。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图1所示的理论框架。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现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单位联合组织的2016年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2016）。自1990年开始，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每两年举行一次，主要关注私营企业及其所有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陈光金等，2018）。本研究之所以使用2016年的调查数据，主要是因为该次调查的主题侧重民营企业代际传承，调查问卷中有一系列涉及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问题，这是CPES前后几次调查所不具备的。同时，CPES2016使用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信息中心提供的中国私营企业名录作为抽样框，进行了严格的目录抽样，在代表性上达到了新的优度。CPES2016完成时间在2016年3—4月。经过数据清理，本研究的有效样本量为4483个。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企业的慈善捐赠规模。本研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测度主要依据问卷中“2015年您企业全年的慈善和社会捐赠数额”。为了矫正数据的偏态问题，我们以企业2015年捐赠支出额加1的自然对数来测度。在我们的样本中，共有2213家企业在过去一年有过慈善捐赠行为，占研究样本的49.36%。样本企业平均捐赠额度是12.15万元，最大捐赠额达2254万元。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企业的代际传承。结合2016年CPES问卷的特点，我们从父代传承意愿及子代接班意愿两方面测度企业的代际传承。具体而言，父代传承意愿主要依据问卷中“您是否考虑过子女接班问题”的答案测度，子代接班意愿则依据“您的子女有没有接班意愿”的答案测度。在我们的样本中，12.20%的企业家明确希望自己的子女能继承企业，17.20%的企业家认为自己的子女有接班意愿。

3.调节变量

本研究关心的调节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企业政治联系及外部市场环境。具体而言，企业规模以企业2015年雇员数加1的自然对数来测度。企业的政治联系则主要考虑企业家受访时是否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外部市场环境则以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衡量。我们参考王小鲁等（2017：12）编制的2014年全国各省市场化指数，将企业所在省份市场化指数高于7分的编码为高市场化地区，将市场化指数低于7分的编码为低市场化地区。

4.控制变量

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同时纳入了以下三组控制变量：（1）企业家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学历及是否为工商联会员等；（2）企业的特质，包括企业历史、企业绩效、所在行业等；（3）地区因素，即企业运营所在地区，我们直接将地区因素按省级行政单位纳入分析，即为各省设置虚拟变量。

表1展示了本研究各变量的具体界定和操作化方式，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一）分组比较与初步推论

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前，我们首先对数据做了初步的分组比较，以探求代际传承对企业慈善捐赠影响的总体效应。由图2可知，父代有传承意愿的民营企业平均慈善捐赠金额为23.81万元，没有传承意愿的民营企业平均慈善捐赠金额仅为10.53万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子代有接班意愿的民营企业平均慈善捐赠金额为26.40万元，没有接班意愿的民营企业平均慈善捐赠金额为9.19万元，前者是后者的近三倍。同时，两组比较的组间差异t值分别为3.858与5.765，且均在0.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总体上，这一初步的比较显示，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与企业慈善捐赠规模有着密切联系。

（二）多变量回归分析

接下来，我们采取多变量回归分析来识别代际传承的慈善捐赠效应。表3汇报了多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其中，模型1采用OLS回归探索父代传承意愿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各类变量的前提下，父代传承意愿的回归系数是0.196，且在0.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相比父代没有传承意愿的企业，父代有传承意愿的企业慈善捐赠会提高19.6%。从控制变量的角度看，企业历史、企业绩效、商会联系等均对企业慈善有显著影响。特别是，企业规模和企业政治联系对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促进作用。

模型2采用OLS回归探索子代接班意愿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各类变量的前提下，子代接班意愿的回归系数是0.204，且在0.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相比子代没有接班意愿的企业，子代有接班意愿的企业慈善捐赠会提高20.4%。从控制变量的系数看，对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企业规模、企业政治联系、企业历史、企业绩效、商会联系等。总体上，多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证实了代际传承确实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更大的企业规模及更强的政治联系也提高了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规模。

（三） 调节效应分析

根据理论模型，我们认为企业规模及政治联系有可能影响企业代际传承的慈善效应。表4通过交互项的方式验证了这一点。其中，模型3、模型4以父代传承意愿为自变量，模型5、模型6则以子代接班意愿为自变量。结果显示，无论是父代传承意愿还是子代接班意愿，企业规模、政治联系两个变量与它们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大于零（模型3、模型5交互项系数在0.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模型4、模型6交互项系数在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即规模较大、政治联系较多的企业的代际传承慈善效应确实更强。

除了企业规模和政治联系以外，我们认为企业外部的市场环境也可能会影响代际传承的慈善效应。表5通过分组回归的方式证实了这一假设。其中，模型7与模型9考察高市场化地区样本，模型8与模型10考察低市场化地区样本。结果显示，所有模型的回归系数均具有统计显著性，即代际传承在各类市场化程度地区均能发挥慈善促进效应，但这种效应在不同市场化地区有明显差异。无论是父代有传承意愿还是子代有接班意愿，其在高市场化地区的慈善效应都显著高于在低市场化地区的慈善效应。

（四）内生性问题处理

前文的分析结果为代际传承的慈善效应提供了相当的经验证据：拥有代际传承规划的企业，无论是父代有传承意愿还是子代有接班意愿，都能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然而，由于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前文的回归结果也可能是有偏的。对此，在借鉴同类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了“企业家是否是企业创始人”作为父代传承意愿和子代接班意愿的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回归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重新检验。以企业创始人身份作为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条件：一方面，企业创始人一般更有意愿将自身奋斗的结果传递给子代，子代也更可能认同父代的努力；另一方面，由于时隔久远，创始人的身份不太可能直接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水平。

表6报告了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其中，模型11和模型12分别考察父代传承意愿、子代接班意愿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从结果看，在第一阶段回归中，企业创始人的身份无论对父代传承意愿还是子代接班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效应，且第一阶段的F统计值都明显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第二阶段回归的结果则与前文的分析结果一致，代际传承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慈善捐赠金额。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11和模型12中，由两阶段估计得到的残差相关系数接近于0，并未拒绝第一阶段估计和第二阶段估计的残差之间相互独立的原假设（Wu-Hausman F检验）。这表明，父代传承意愿及子代接班意愿都可能不是内生变量，这部分地减轻了我们对前文模型内生性问题的担忧。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开展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首先，我们考虑了年龄因素。为了确证代际传承期间的慈善捐赠效应是出于传承动机，我们通过筛选年龄样本来进行检验。这里的逻辑在于年龄更大的企业家，其传承诉求和紧迫感更强烈。考虑到老一代中国企业家的初婚年龄在25岁左右，50岁以后其子女通常已经成年并完成学业，传承的问题更加突出。因此，表7中的模型13和模型14关注50岁及以上样本，模型15和模型16关注55岁以上样本。其次，我们还用企业环保投入替换了因变量。近年来，在“绿色发展”“美丽中国”等政策的影响下，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替换变量，我们可以检验代际传承慈善效应在不同社会责任领域的稳健性。表7模型17和模型18则是替换因变量后OLS分析的结果。在这些情形下，基本研究结果仍然符合我们的假设，与前述研究发现无根本性区别。

上述检验都是在被访者为一代企业家的情况下，分析传承/接班意愿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那么，二代企业家是否真的会在接班时期增加慈善捐赠金额？为此，我们截取了青年企业家样本进行分析。对其是否为二代企业家，我们主要依据问卷中“在您创业或开始经营企业之时，您父亲的职业”来进行识别。根据先前的分析，代际传承的慈善捐赠效应根源在于合法性需求，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年龄越小的企业家更有可能处于初步接班的状态，合法性需求更为强烈；随着年龄的增加，大多数企业家的代际传承过程已经完成，合法性得到巩固，其慈善捐赠效应就会减弱。表8模型19至模型22分别选取了30岁以下、35岁以下、40岁以下和45岁以下的青年企业家样本，比较二代青年企业家与非二代青年创业者在慈善捐赠方面的差别。结果显示，相比非二代青年企业家，二代青年企业家的慈善捐赠水平显著较高，但这一效应仅限于40岁以下的样本，与我们的预期相符。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深水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畅通社会财富分配的各种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在这一进程中，民营企业不断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完善社会责任履行，逐步成为第三次分配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这些民营企业在深化改革之际也在经历大规模代际传承。传承带来的合法性危机不仅影响企业的长期经营，而且会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效应。这种社会责任效应丰富了我们对民营企业发展和社会责任履行的认识，为深化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基于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本研究检验了代际传承与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我们发现：代际传承显著提高了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有传承和接班意愿的企业在捐赠规模上显著高于没有传承和接班意愿的企业，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该效应依然显著。同时，这种效应是非均质的，受到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影响。首先，就企业自身而言，那些拥有传统政治联系的大型企业由于拥有更多社会资源，与政府的关系更为紧密，具有更高的社会影响力，在传承时将面临更大的合法性危机，其慈善捐赠效应更强。其次，就外部环境而言，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家族传承的社会合法性成本更高，代际传承的慈善捐赠效应更显著。

本研究丰富了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更多关注企业内外传统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代际传承等非传统因素的作用。本研究认为，在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新生代企业家在继承企业的过程中面临着强烈的合法性危机，为了克服这一危机，企业会加大慈善捐赠力度以改善继承人形象，为接班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这种特殊的社会投入是企业践行隐性社会契约的体现，即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响应社会需求，由此获得社会认可，完成企业社会合法性的传承。这一发现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代际传承的视角，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供挖掘的线索。

此外，本研究的发现深化了对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认识。正如西方研究者所指出的，家族企业的传承犹如悬在每一位企业所有者及其家族成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Astrachan & Bowen，1999）。经过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民营经济正在面临传承与转型的双重挑战。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二代继承人能否顺利接手并进一步发展壮大企业，是各界关注的热点。然而，目前对于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理解大多局限于代际冲突的影响、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作用等方面（陈凌、应丽芬，2003；李新春等，2015；李卫宁等，2018），对企业代际传承的本质缺乏深入的认识。本研究揭示了企业代际传承的社会合法性逻辑，指出了企业的代际传承不仅在于财富和权力的继承，更在于社会关系、政治联系、公共声誉等特殊资本的传递。这有助于厘清代际传承的本质及其社会影响，也为企业积极应对代际传承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最后，有必要指出本研究的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选取的是2016年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截面数据，由于缺乏长时段的对比，我们无法准确把握代际传承慈善效应的机会窗口和时间趋势。其次，在因果机制上，本研究提出了社会合法性逻辑，指出了合法性需求是驱动企业慈善捐赠的关键。然而，由于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没有测度合法性问题的内容，因此我们无法用数据直接检验中介机制。我们真诚地期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未来的研究可以弥补这些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