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森和杨派艺术受到重视，并迎来其最辉煌的时刻，在1950年他和张君秋、姜妙香、王泉奎同赴香港的演出期间，出现了盛况空前轰动香江的局面。杨宝森在香港公演了十几出余派代表戏，场场暴满，极受香港票界和观众的欢迎。当时孟小冬和名票赵培鑫等都亲到剧场给杨宝森捧场，引起香港新闻界重视，倍加宣传报导，—时全香港为之沸腾。
但最为轰动的是8月31日的最后告别演出《盗魂铃》。由张君秋反串唐僧、姜妙香反串前猪八戒、魏莲芳反串孙悟空、王泉奎反串月下仙子、杨宝森饰后猪八戒。这场名角大会串的《盗魂铃》，可谓空前绝后，使香港戏迷大饱眼福。当然最受欢迎的是张君秋和杨宝森。
张君秋反串唐僧(小生)从西皮倒板到大段三眼，每句都是满堂彩声；意料不到的是，杨宝森那天的嗓音既高又亮，达到从来未有过的最佳状态，一句闷帘倒板“恨杨广斩忠将谗臣当道” (《南阳关》一剧的西皮倒板)，尾音未落已经是掌声四起。
出场唱西皮三眼第一句是《大登殿》的“薛平贵也有今日天”，“天”字走高腔，直冲云霄，又是一个满堂彩；第二句是《坐宫》的“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台下有人叫好；第三句是《捉放曹》的“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做差“；第四句是《鱼藏剑》的“周文王梦飞熊夜扑帐里“；第五句是《御碑亭》“叫人难舍结发的情”。字字都走高音，这对杨宝森来说真是难能可贵，自然又是一个满堂彩声。
最后一句唱《武家坡》的“柳林下拴战马武家坡外”叫散止。念京白：“我猪八戒，随我师父西天取经，就此走走！“接唱一句摇板“迈开大步朝前进，探听道路走一程”下。全部唱念一气呵成，神完气足、声韵俱佳，使人惊叹不已!令人更加兴奋的是，末场由杨宝森自拉自唱《击鼓骂曹》，反串曹操的四句原板“……老夫下位观鼓吏”，紧接着由他自己拉“夜深沉”曲牌。出乎意料的是，击鼓者却是“猪七戒”杨宝忠(杭子和司鼓)。杨宝忠打鼓，得余叔岩亲传，久负名声；杨宝森的琴，悠扬悦耳，弓法不凡。
可想而知，鼓曲未终，而台下已经是声震屋瓦、欢声雷动。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由杨宝忠操琴，杨宝森边唱(《举鼎观画》的碰板)边写，写毕向观众亮出“祝君晚安”四个大字。场内以经久不息的掌声，结束了这场精采异常，高潮迭起的演出(以上是笔者根据台湾戏曲评论家和收藏家文震斋先生，提供给天津余叔岩、孟小冬艺术研究会的录音实况记录的)。杨宝森此次来香港还与张君秋合作上演过一场《四郎探母》，同样引起轰动效果。这一时期，可谓杨宝森一生中少有的黄金时代。
杨派艺术能被承认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影响至今不衰，重要原因在于他保留并深化了余派清醇深厚的韵味，并创造出雄浑沉郁、悲凉苍劲的特有风格。杨宝森在继承余派唱工艺术上，主要抓住了余派唱法中内在含蓄、朴实无华和平正大方的风格特点，从唱腔的质量和格调上下功夫。欣赏一段唱腔，感到有含蓄才有回味的余地；不耍花腔、不事雕琢才显出清醇淡雅；行腔中不急不躁，转折节奏平稳而不露痕迹，给人以自然和舒展之感。
杨宝森就是这样，在循规蹈矩中求得格调高雅的深醇韵味。这不能不归功于他深得余派唱工艺术之精髓。正如戏曲评论家吴小如教授对杨宝森的评价那样：“一般地说，嗓音沙哑学麒派较易，而宝森竟用这种先天不足的嗓音条件来学余派、来唱那种循规蹈矩、有条理、有章法，只靠真斫实砍而无法偷工减料的横平竖直的唱法，并且唱出水平、唱高了质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宝森能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唱腔唱得浑厚而潇洒、朴实而甜爽，既简洁而不单摆浮搁。有时嗓子不济，虽力不从心，却苍劲而不枯涩，转折处虽吃力而不生硬。调门虽低而起伏并不因之而简单化，尺寸虽缓而音节并不因之而拖沓乏味。宝森是1958年去世的，但近30年来，只要—谈到纯靠唱工给人以美的享受的老生演员，人们立即如响斯应地想到杨宝森。”
杨宝森在继承余派的基础上，发挥其创造才能，进一步深化余派唱腔，主要表现在《洪羊洞》的散板唱腔里。例如：“醒来时不由人珠泪满胸”一句的“珠泪满胸”四个字的唱腔。余派的行腔处理是以简捷、洗练、凝重的口法唱出。杨宝森在不离原腔的基础上，加强节奏和情韵的变化，他在“泪”字出口后略加延长，并在尾音处加以揉和顿，又在“满”字后面加两个“擞音”，接着再有力地推出“胸”字。
杨宝森这种别具—格的唱法，把这句散板唱得更加舒展曲折，顿挫有致，并富于吐字行腔的润饰之美。为杨延昭多增加了几分梦境未消、思念先父的浓郁情感。类似这种声情并茂的演唱，每次都会赢得台下观众情不自禁的掌声。又如“休得要惊动年迈的太君”的“动”字行腔处理，也是一波三折，极为生动感人的范例。通过杨宝森的精心润饰和创造，使《洪羊洞》这出谭、余的名剧，又增添了新的艺术魅力。
能够代表杨派艺术特有风格形成的唯一剧目，是杨宝森根据汪派名剧《文昭关》加工创造的全部《伍子胥》。这出戏他得力于王凤卿的指教，参考了汪、谭、言诸家的唱法，结合自己条件，发挥其中低音宽厚，适于表现悲剧人物的特长，给伍子胥的形象以新的解释。伍子胥虽然是楚国一位赫赫有名的武将，但是他只身逃亡吴国，在孤立无援、人地生疏的环境中，应该小心谨慎、时刻提防才是，故以隐形匿影的身份出现较为合适，而大可不必处处显露原有武将气派，时时都在“大声疾呼”。
出于这种新的理解，杨宝森—改汪派那种高亢激越一贯到底的唱法，而赋与余派含蓄和平正的格调，同时发挥自己中低音的特长，以悲凉苍劲的嗓音和低回婉转行腔，来表现伍子胥落魄天涯、哀怨绝望的心情。从意境和韵味方面，取得了与汪调异曲同工的效果。仅以伍子胥出场时所唱“伍员马上怒气冲”一句为例。杨宝森改汪振出口即势如猛虎、气势高昂挺拔的唱法，用含蓄压抑、悠扬致远的行腔而代之。粗听似乎严淡无奇，待仔细品味，则会感到伍子胥心内强忍怒火的颤抖，且不失大将的气度。
所以听杨宝森的唱，只要静心品味，自然会在心里叫好。至于《文昭关》一折的成套二黄唱腔，从吐字收音、运腔技巧、节奏的催撤、力度的强弱以及真假声的巧妙结合，都极为讲究和富于创造，无不标志杨派艺术独特风格的形成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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