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十九年，也就是1930年，声名日隆的梅兰芳赴美演出大获成功！一直心高气傲的程砚秋，内心实际也是很嫉妒眼红的！
其实，对于程砚秋来说，他对他老师的看法和情感很是复杂！一方面，梅兰芳教过他，从古人的尊师重道来说，情感上应该是尊重尊敬的，但另一方面，他始终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比他老师强得多。所以，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却是和他老师的争锋拔尖。往往这样的事情出现，现实中他多少都能小胜，可是从整体的受欢迎程度，综合实力讲，他老师还是略胜他一筹。
梅兰芳和程砚秋
因此而发生在以后的一些事情，都显示出了程砚秋要和梅兰芳争一争高下，这并不是态度上的不避让，而是好几次都已经杠上了，比如四十年代的打擂台，这也反映出和他表面谦和寡言不同的一面。
梅兰芳访问美国的成功，无疑让程砚秋也开始对出国上心了，这也就促成了他民国二十一年，也就是1932年的自费出国访问游历这件事情。
当然，促成他出国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这只是原因和契机之一，其他原因，有京剧的因循守旧让程砚秋感到迷茫，有对国外文化艺术的好奇和向往，想改变京剧陋习弊端的冲动，以及他自己对他的演艺生涯和所演行当的困惑和不能很好地接受，还有演艺事业和家庭关系的千丝万缕的繁杂的不好解决等等。
程砚秋与他的同行与幕僚合影
他临走之前，给戏圈的同行们写了一篇题目为《一封留别信》的文章，他文章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砚秋每想替我们梨园行多尽一些力。第一，就是要使社会认识我们这戏剧不是‘小道’，是‘大道’，不是‘玩意（艺）儿’，是‘正经事’，这是梨园行应该自重的。但是，砚秋的学识太浅陋了，怎能负起这样重大使命呢？因此便生出了游学西方的动机。”
乖乖，这人也是一辈子要和这个执拗较劲，人家社会上，从古到今都认为戏曲这行就是贱业，他就不承认，人家认为那不过就是“玩艺儿”，他就非得执拗的说，那不是“玩艺儿”是“正经事”，社会上说戏曲是不入流的“小道”，他非得说是“大道”！估计他这套理论在当时的社会和者甚寡，因此，矛盾的他非要去欧洲走走，看看人家那里怎么对待他心目中的“大道”！
他就是带着这样的理想，心情，踏上了走向欧洲的寻求艺术真相之路，他的想法是美好的，然而现实是很残酷的！
程砚秋在欧洲和朋友合影
我们翻看这一时期，有关于他对西方戏曲，文化的考察不难发现，他也开始受西方的那套东西影响了，但是，他把事情想简单了，想找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解决问题，那怎么可能呢？他忽视了两种文化本质上的差异和不同，让他们强行的协调一致，或者一种方式代替另一种方式那绝对行不通！
但是，他那样想也是那样做了，以至于，后来他在《北平晨报》刊出了《程砚秋先生关于改良戏剧的十九项建议》这篇文章中，大幅度的条款，都是用西方的那些文艺的方式方法，改造中国戏曲。
比如：其中第二条的实行乐谱制，以协合戏曲音乐在教育政策上的效果。第三条舞台化装要与背景、灯光、音乐等等一切调协。第五条习用科学方法的发音术。第六条导演者权威要高于一切。第七条实行国立剧院或国家津贴之私人剧院。第十条用转台必须具有莱因哈特的三个特点。第十一条应用专门的舞台灯光学。第十二条音乐须运用和声和对位法。第十三条逐渐完成弦乐主要的音乐。第十四条完成四部音合奏。等等等等。
大家看这个单子，不难看出，程砚秋这是想要中西结合，或者说完全西化，其实，他所列的这些条目，今天看来很多的都已经完全实现了，只是实现是实现，可是对京剧的进步似乎不但没起到什么推动作用，反而弄的原来老的好处都丧失了不少，新的弄成了转基因，二杆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这完全印证了一篇论文中分析的那个情况：“程砚秋的这些建议，是一个试图把欧洲戏剧和中国戏剧的长处集合起来的方案。表面上看起来，这一方案的绝大部分目标今天已经实现。但深层次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
从京剧的表演本位出发，关于戏曲是否需要导演，是否要用布景等，直到今天还是颇有争议的问题。戏曲艺术内部的“整一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程砚秋的误区在于他善良的认为，只要把欧洲戏剧之优长拿来主义的为我所用，就可以很好的改良中国戏剧了。然而，他只看到了两种戏剧形式上的不同所具有的互补为用的可能性。没有看到两者精神上的相依所可能产生的排斥性！
新编京剧《赤壁之战》
这根本上是一种中体西用——以京剧为本位，以“西方戏剧”为补充的思路。这或许正是程砚秋没有在欧洲留学“两三年”，而不能认识到欧洲写实主义戏剧背后所蕴含的科学求真的精神所致（这也正是中国戏剧应该学习的），是传统京剧艺人的必然选择。”（摘录自《从两份戏改方案看两种戏改模式之差异——兼向王安先生请教。》——李伟）
其实，上文所提到的：“欧洲写实主义戏剧背后所蕴含的科学求真的精神所致，也正是中国戏剧应该学习的”小编认为这样的表述还值得商榷，其实，文章作者还是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所以，某种意义上讲，他和程砚秋当年的认知是一样的，因为西方的科学或者说艺术，自有人家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为什么非要去学习人家的什么科学求真，而虚无化；贬低我们中华文化？
中华文明文化，虽然不符合西方科学，但你能说他的理论理解不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解释宇宙空间和社会人文的吗？这个话题很大，以后再说。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残酷，正当程砚秋信心满满地准备在欧洲折腾一番的时候，北京这里的人可坐不住了。
他喜欢西方艺术，也为自己逃出桎梏而欢愉，他想做点事情，但是观看他这一生，能让他高兴的时候，非常短暂。他写信给他老婆，自己要在德国上学，定居，还准备把家眷接过去，“不回去了，戏我也唱够了！班社解散，自谋生路去吧！”
结果信寄回来之后，北平不止家里人班社同行惊慌不已，就连一贯支持他的好友陈叔通也大惊失色！陈叔通赶紧拍电报说：那些班底因你程老板不在，无戏可演，生活困难，天天到你家里吵，没办法你必须得回来！
接连的国内以及家里还有好友来的电报。使程砚秋一下子明白了，想自由，想让自己做主，那是不可能滴！于是心情立刻大坏，一段时间里，开始吸烟喝酒，大吃肥肉。以至于一个月时间，体重剧增。他当时写的一首诗，就能够很好地描写他当时的那种心境：
“来时白草今见绿，消消绿叶复变黄；来时衰草今见绿，一瞬春花叶复黄！”
这就是他当时的心境，一次次的理想破灭，一次次的委曲求全，造就了一个旦角身躯的庞大和不知道约束，其实他是用自己的身体，这个他能做主的地方，对命运的抗争和愤怒！
程砚秋和徒弟王吟秋
1933年4月8日，程砚秋带着遗憾不甘、愤懑惆怅，回到了阔别了一年多的北京，当时的报纸是这样写的：名伶程砚秋于今晨11时半由沪抵京……程伶面色黝黑。体格较出国时愈加肥头高大耳。（《实权日报》）。
一位有抱负理想的伶人，一生受制于人，郁郁寡欢，以至于他的唱也是那种沉郁的、愤懑的，矛盾的，这种人格影响了他的艺术以至于他的寿命，他的少言寡欢，能够反映多少他内心的激荡和不甘呢？几人能知，几人能解？
欢迎关注荷露团珠谈戏说戏聊戏
（声明：此文章内容文字系荷露团珠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告知删除，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