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过哲学政治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样一句话：“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人”，是包括毛主席在内的。“文革”之初，毛主席“隐居”滴水洞11天，思考着新中国的命运，接下来该怎么走。结束了那段特别的旅程后，毛主席给江青写去一封信：这不太算是私人信件，因为毛主席写它的目的不只是给江青一个人看的，他还让周总理等人看了。
那封信中，毛主席这般书写道：“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这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关于“文革”，它又被称作“十年动乱”。无论怎么说，它中间发生的许多事，及造成的许多结果，都不是毛主席所期许、所希望的。
很少人知道，毛主席对“文革”其实是有缜密计划的。1966年8月8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公示自己对“文革”的计划时间表。他设想的是，“文革”进行得顺利的话，可以在明年的一个适当的时候，便可以告一段落，然后顺理成章的召开第九次全国党代会。
“文革”开始于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的颁发。结束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运动之初，毛主席设想“文革”在一个较短的时间结束。1967年4月，预想的“文革决战的关键阶段”出现，主题、正题出现。
同年7月13日，毛主席召集周总理、杨成武等人开会，并发言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同年8月，毛主席在接见外国友人时，坚持“文革”只需三年时间的观点，仍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
毛主席预感到这场革命的艰难，但也只是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1967年下半年开始，毛主席自己也在着手进行“扫尾工作”。他迫切希望见到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转变。
可是，“大乱”到“大治”，哪有那么容易，它的转变是受各方面因素影响的，不是一个人、一群人能控制的。正如“红卫兵运动”，他们一冲出校园，就成了脱缰的野马，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机构能管理好。红卫兵运动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文革”局势也将一发不可收拾了。
毛主席逐渐变得有些着急，他也不希望动乱的局面扩大和持续。军队介入其中，实行“三支两军”，完全是他不得不采取的强制措施，他想以此使运动回到他预期的轨道。到了1969年，“九大”筹备前后，毛主席认为“文革”就要结束了，那些应运而生的机构部门，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也该淡出历史舞台了。
于是，毛主席一改往日的态度，有意在各类文件中“中央文革”。他还果断提出，撤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碰头会。从刚开始的“短时间”，再到“三年”，再到不断进行“扫尾工作”，再到1973年春邓小平复出，最后到毛主席去世。毛主席也没想到，局面到他驾驭不了的地步，越到后面越无法控制。
曾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纪登奎，晚年回忆道：“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
